资料来源：郭静云，郭立新.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 中国农史，2021，（1）：

摘要：本文运用自然环境、考古与文献资料，并从文化记忆这一视角论述神农神话的发祥地。神农英雄之形象代表稻作文明关于其源头的认识。古籍指出长江中游为神农故事的发祥地，而考古资料表明，该地确实经历了从稻作萌生到文明起源的完整过程。创造稻作技术的彭头山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其有很多特殊点，与伏羲神农的传说相吻合：如彭头山文化确实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有“制作为历”。因此，神农为皇圣的传说，很有可能隐藏着长江中游上古文明关于彭头山文化的文化记忆。长江中游社会发展成为文明时，早已不能保持彭头山文化这一源头的“纯洁性”，但不妨碍其将对远古彭头山文化的记忆，升华为神农皇圣时代的理想。

【关键词】神农；稻作起源；彭头山文化；文化记忆；长江中游；

一、前言：文化记忆和历史英雄

清代梁玉绳对三皇传说早已提出质疑。当然，“三皇五帝”这一结构并不代表真实的古史，而只是基于象数宇宙观建构的帝·国历史哲学。但这么说，却并不能否定三皇和五帝的个别故事，或许有源自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以及蕴含着远古人经验、理想和传说的成份。

笔者虽然不认同顾颉刚所提出的，三皇五帝可能是中国境内不同族群的祖先，但也认为所有的神话并非全都凭空而来，至少部分地奠基于某种族群、社会、区域的生活经验、理想目标以及文化记忆的根源。

如从伏羲、神农的神话来看，其所描绘的图景实际上就是世界古代文明通见的原始“黄金时代”的理想。只是由于不同古文明人之生活经验各有所不同，其“黄金时代”的理想也因此各具独特性。就伏羲、神农的形象来说，他代表着远古的崇高智慧，在这方面与其他古文明相同，都会有被认为是智慧到极致的英雄，但至于何谓至高智慧，则各文明的认识却未必一致。比如，可能是不败的勇士，或是能听懂禽兽语言等，这都取决于该文明的主要生计方式。伏羲所寄托的理想是放弃危险的狩猎，致力于发展在水边定居地的生活；而神农形像背后所表达的则是人们终于达到了养育厚载的理想境界。由此我们不妨做出假设，伏羲和神农的故事表达了古代东亚某个区域文明“黄金时代”的理想。

其实，若深入思考则可以了解，在水边采集和捕捞，耕种土地以获取食物，这两者的确可以配套进行，表达同一种生活背景的理想：依靠这两种生活方式，人们才可以不再流浪，定居而从土地养育自己。因此，或许可以从这种文化内容出发，思考伏羲、神农这种历史英雄传说的滥觞，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记忆的背景。

对类似伏羲、神农之类的神话传说进行研究，不宜将焦点放在讨论具体英雄的存在与否，而应该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入手，一切神话故事皆蕴含着传承而来的文化记忆，该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的经验和理想，皆有可能在故事中留下痕迹。由于早期时代的文字记录恐怕都没有保存，传到周秦汉时，远古传说只留下了极少数历史英雄的名号。这是在漫长流传过程中，各种文化或时代中形成的诸多历史碎片拼凑糅合的结果。这导致一位英雄之事可能跨越几百年的历程，而且时代越早，一位英雄所跨年代的时间越久。这是世界上古传说的共同之处，中国亦不例外。

西方汉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神话体系。这是由于中国神话包括历史神话呈现出特别碎片化的面貌，显得不完整。导致这种局面的背后原因很多，大体可分成两类：

首先，由于殷周之前书写文字的载体是竹木简牍，并不像西亚石碑或陶版书那样能被长久保存。因此，虽然迄今考古及古文字资料都足以证明，诸如竹木简之类“典册”在商之前就已存在，但未保存下来，故其内容不可知。到了殷周，虽然另外开始用甲骨和青铜等载体刻写文字，但是甲骨金文都不属于叙述性的文字，其内容仅限于占卜、祭祀和宗庙记录。是以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故事性的记录，已经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版本。不但时代晚，且早已不是曾经创造这些神话的上古社会所留传的一手记录。虽然战国文献中的上古故事，大部分或可溯源至商以前的时代，但是经过后期历史的筛选，仅只留下了极少数最有名气、被众多人最常纪念的传说和英雄名号。

其次，由于历史久远，对古事的理解随时代而变，且在中国多元族群长期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多次发生过将原本属于某族群的传说，部分被忘记，部分由他者吸收，然后重新讲述和传承下去的例子；直到汉帝国乃至更晚时代，才成为今日所见的样子，形成最后的版本。通过这样的版本，已经很难看到真实的上古文明的神话体系以及相关主体的历史谱系和自我认识。

尽管如此，迄今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已足以证明，殷周之前存在着远不止一个上古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其技术和生活面貌，以及深刻而系统化的精神文化。我们不妨考虑，在有关商以前的时期的传说中，隐藏着某些上古文明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碎片。虽然碎片化程度非常高，文化记忆中还是会遗留其根源和传承的线索，有时候这甚至会是一把钥匙，帮助人们了解这些神话源自何种时空，表达何种环境及生活方式的记忆。但这些代表性的细节往往在经历了后期人重重理解和再诠释的扭曲和遮蔽后，被隐藏在表象深处，极难辨识。因此本文拟从远古留下的碎片记录思考，看能否从中抽出一些规律，帮助理解“黄金时代”英雄的形像可能源自何处的文化记忆。

本文拟重点讨论神农这一远古英雄。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常讨论神农和炎帝是否为同一个对象。虽然神农完全有可能是某一农耕族群传说中发明农耕的神祖，但是作为五帝之一的“炎帝”这种名号所代表的却是秦汉帝国的六方、十二辰、五方、八极等象数时空结构；在此结构中，将每一方位之地（四方与中位合并为“五”之数），与传说中的英雄及故事作连接与匹配。亦即诸如神农是否为炎帝的讨论，并不会帮助我们理解神农神话文化记忆的源头；同理，伏羲与青帝是否为同一个对象的讨论，同样如此。所以下文讨论神农神话时，并不准备将其置于五行、五帝的结构中。

二、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的形象

（一）文献中的关键线索所隐

《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班固《白虎通·号》亦载：“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这两个文本比较，《白虎通》将伏羲放在前而强调他树立人间规律，在此基础之后，神农才来教民农作。这种顺序明显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农耕生活的发生早于五行和八卦之类概念的出现；但是这种顺序安排却很明显符合汉代人的意识形态，即将教导人们以伦常制度为体，而以实际生活为用，体为本而用是末，伏羲培本而被置于前，神农启用而被安排在后。其实，如果单纯从伏羲传说来着手，我们恐怕没办法讨论这一神话的来源。各地都会有类似的传说：掌握崇高智慧的巫师，了解禽兽鱼虫，建法立规等，并创造了影响天地人生之祈祷占卜的神秘系统。这种形象不带有特定地方的特色。但《易•系辞下》在描述伏羲的贡献时，却呈现出另一种角度，强调他对自然界的知悉，并指出网鱼始自伏羲；而在伏羲之后，神农来教训农耕。

如果从伏羲教导人们网鱼的说法来思考，并将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结合起来分析，则可想到人类一万多年来的进化，确实有少数猎民在刚开始定居时，曾经依靠水边的生活，逐步转化为渔民；之后才有一些在水边生活的人群开始耕地，而逐步转化为农民这一远古的历史。如果这不是偶尔巧合，或许可以假设这两位历史英雄的形象，蕴含着一些较具体的含意，确实源自同一个文化记忆，而其背后或许隐藏着人类对新石器革命的记忆。换言之，这两个“黄金时代”英雄的形象，或许真的隐藏了某种差不多一万年前的文化留下的记忆。

但是这种假设有一种必要条件：存在某个人群，经历了新石器革命之后，长期定居且一脉相承地发展，最后发展到文明化的程度；而且这些发展到愿意反思自己源头阶段的人们，在自己的文化记忆中，高度认同其从猎民转化为农民的始祖英雄，并将此转化视为自己族群诞生之初的记忆。

换言之，早期农民只有不再迁移，定居范围不变，在生活方式一脉相的条件下，人类对新石器化生活转变的经验和记忆，才会在经历长远的传承过程后，依然留传给后裔，才有可能让他们上百代的子孙后裔，仍然保留有自身文化的记忆且一直薪火相传。

在中国众多文化中，有没有符合这种条件者？若依上述思路，至少能让我们排除很多不符合这种生计发展的区域。那些因河流湖泊不足而不能依靠捕捞维生的地带，那些人类生活不稳定而并无几千年一脉相承的定居生活的地带，都不太可能是伏羲、神农故事的源头。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新石器革命”，是一万余年前人类在水边定居促发新生活的滥觞，故笔者称之为“蓝色革命”。然而，在一万多年前，“蓝色革命”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康庄大道，不是全部人类在一定的时代都必然会经历的发展阶段；“蓝色革命”仅是极少数独特区域内曾有幸完整经历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的原创者的历史。所以，如果伏羲为罔与神农为耜的原创形象并非后人的想象，而有文化记忆的成份，那么，此般文化记忆的发祥之地就绝不会到处都能存在。

学界经常将某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做联接。虽然我们不宜完全否定其中的确存在某些关系的可能性，但在众多文化中如何做选择？总体而言，借用历史神话来解释考古文化，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方法，容易陷入于学术性较低、无据可从的现代人猜测的境地。只有经过多层面的考虑，才有可能将某些考古文化与某些神话故事做假设性的联接。在依传说诠释考古遗址之前，我们最好先更加细致地分析传说故事本身的独特意义，初步厘清故事细节所反映的情况。

（二）微观分析文献描述中的细节所隐

在传世记录中，神农的黄金时代曾经源远流长，《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且除了上引《系辞传》和《白虎通》之外，其它文献也都强调，神农教民耕地。如《管子·形势解》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轻重戊》言：“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种表达特别强调人类开始农耕生活对整个天下带来巨大变化，不宜将这里的“天下”理解为统一的国家，而是指广泛的地域，即人类生活方式相同的相对宽大之地。

西汉初《新语•道基》云：“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此段描述了人们脱离原始猎民的生活，定居而学会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生产食物。这种描述恰好与人类所谓“蓝色革命”（或谓“新石器革命”）漫长过程的内涵一致。对汉人而言，农耕已经太普遍，他们自己很难想象远古人类只是狩猎、食肉饮血，衣皮毛，不知五谷，不知麻、丝，但是在汉代人所传的传说中，认识蔬食和农耕的发生仍被描述成伟大的转变。身为汉帝国的人，很难伪造这种故事；所以，我们不妨推想，其当源自某个更古老的社会对自身滥觞期的认识，源自其传承不断的文化记忆。

东晋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记载另一种发明农耕的神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这里的帝其实就是被称为炎帝的神农。神话中另有载，不仅是神农才善于耕地，其子都大力发展农作至丰盛，如《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烈山氏或连山氏亦指神农，详见下文）。

除了农耕之外，文献所表达的第二个主题是，编织手工也属于神农所教，如《商君书·画策》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叙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文子•上义》和《淮南子•齐俗》也都载：“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同样强调农耕和编织两种生活的基础。这两种意思的相关性也非常明确：既然神农教人们放弃狩猎，那他们不仅没有肉食，也没有皮毛作衣，所以需要用编织、纺织取代兽皮衣。

第三，文献有表达，神农致力于发展对自然界的认识，了解百草、周年季节等，洞察自然界的规律，如《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神农尝百草、水土甘苦。”《淮南子·主术》也曰：“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描述神农通识植物和气象，掌握四方、四季年岁规律，此乃历法之基础。而《周髀算经•卷下》直接说：“古者包牺、神农制作为历，度元之始，见三光未如其则。”即历法是伏羲、神农共同之功。这一思路也很清楚，农耕生活必须建基于严谨的历法，依时而耕，不违农时。王充《论衡•正说》讨论“三易”的问题（即《周礼·大卜》所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三易并不都是伏羲的贡献，也是神农所创造，并且夏商所用的易法源自神农，只有周的易法才跟着伏羲：“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换言之，四方、四时、易卦都属于相关的知识，确实基于发展农业的需求。

梳理上述文献后，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表达的三个层面互补相关。第一，身为从猎民转化成农民的人们，需要将自己的食谱从大肉转换到鱼类和植物，食谱变化确实是一种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人不再跟着野兽奔跑，而是定居捕捞，同时因为定居生活，仅靠攫取大自然的食物往往不足以维生，所以开始自己生产食物，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第二，由于伏羲、神农所表达的理想是放弃狩猎，因此不仅需要以捕捞、农耕取代获得食物的方式，也需要用编织、纺织植物材料取代兽皮做衣。第三，定居生活自然不但人们深入了解周围资源；而且促使人们详细观察天文运转，以了解周岁规律；依靠这些知识，耕作才能成功。若不懂四时、四季，不能靠粮食生活，这样只能回森林狩猎。因为天文、地理、本草知识都启发贯通，并发明纺织的衣服，所以定居生活稳定下来，人们可以生生不息。这一整套全新生活方式，在文献中都被描述为神农英雄的伟大功劳。

除了上述成套的记录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独特的记录，如《淮南子•泰族》曰：“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三皇本纪》则总合一切说法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以上所引均表达同一个要点：神农是传说中教导民众农耕的圣人，这一点是所有的文献都表达，部分还特别强调他有了解水土的品质，认识所有的植物，据此唐代司马贞发挥说，神农始作医药。除了农耕之外，《淮南子》与《周髀算经》说伏羲、神农作定历法。此外，很多文献说，神农教人绩麻织布。由于这三种说法互相关联，可视为同一时代的一套体系，其都含有可以考证的余地，当然不必把神农当作具体的人，但故事本身的来源值得思考。

虽然《周易》另有记载，神农教人作交易和发展市场（司马贞亦从其说），但在人类历史中，创造农业和发展交易并无绝对关联，非农耕社会也会发展交易，况且交易行为存在于比早期农耕晚得多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笔者认为在溯源神农形象的源头时，不必将是否产生市场作为指标之一。至于《淮南子》云神农作琴的说法最不靠谱，应该免谈。

（三）宏观层面从世界上古文明脉络角度的反思

虽然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农神应该是很普遍的神话形象，但若细察之，却可发现，并非所有民族都有这种神话，只有在极少数文明的信仰中，才有类似于神农的崇高形象。如在苏美尔文明中，虽然在原始创世的恩利尔（Enlil）气神的神能中，提及创造农业的工具，但神话中所留下的恩利尔形象是一位老神的角色。虽然他是旧世界的缔造者，但他也引发灭世洪水毁了自己创造的世界，所以他的重要性已经过去。两河流域其他具有崇高地位的主神，如恩基（Enki）水神、伊南娜（Inanna）圣女，更不用说巴比伦马尔杜克（Merodak）神皇，都不是农神的身份。苏美尔文化的农神主要是恩奇杜（Enkimdu），但在神话中他的重要性远不如杜木兹（Dumuzi）牧神，在这两位竞争当伊南娜圣女的配偶时，农神输给了牧神。

比较世界古文明的神话只能使我们惊讶，在各地留下的资料中，农神当神皇的情况极少，古埃及对欧西里斯（Osiris）的崇拜是特例。在很多一般性的介绍和现代人的理解中，欧西里斯被误解为“死神”。准确地说，他不是死神，而应该被称为永恒造化、死生、死而再生的圣王。在古埃及的信仰中被认同为上古先王，有描述他曾经教导人们不吃肉，耕地种麦，修灌溉系统等，这是他最重要的神能，其它如教授医疗、制造文字法典、使用金属、祭祀神祇、善于建筑等，这应该都是后增加的伟大神的功能，但都不是重点，他被崇拜为“神农”才是核心所在。

在古埃及观念中，欧西里斯虽然被杀而尸体淹到尼罗河里，但被杀又被淹后还能生出自己的分身：荷鲁斯（Horus）。荷鲁斯既是他的儿子，也是他本身，两者也是同一位，是不可分的死生循环。埃及的肥沃农耕领土被视为是欧西里斯的身体，且被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埃及的土地在每一周年都要经过与欧西里斯的生死同样的过程：经过枯死后淹水而再生。这三段表达了古埃及的神秘历法观念，自然界的三个季节与欧西里斯的生命被视为是一致的：皇圣王经过死（四个月植物都枯死的干旱季节，古埃及文称为shemu），之后他被尼罗河的水淹没（四个月看不到土地的洪水季节，古埃及文称为akhet），而再生（在洪水留下的肥沃沉积土上，有四个月可以耕地与收获的季节，古埃及文称为peret）。在世界神话中，欧西里斯可能是最完整的神农圣王的形象，不仅是教民耕地，而且亲自化身成为埃及人的农耕地，他的死生过程同时也表达了古埃及的历法。

欧西里斯神话是由创造而笃信这一信仰的人记录且保存的，所以详细而丰富；而中国留下的有关神农的纪录，都载于时代非常晚的文献上，且不是由创造或笃信这一信仰的人所记录，所以神农传说远没有像欧西里斯那么丰富、详细和神奇。今日存留下来的提及神农的文献，是记录者在不清楚当时具体历史的情况下叙述几千年前的古史和信仰，且记录者的时空、国家、族群观念、认识创造该神话的人已经有相当大的变化，甚至编撰文献的人，不仅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已与神农时代相去遥远，而且其编撰的地带，与实际传下神农形象的地带也未必相同。

当然我们的论述奠基于无法证明的假设：认为神农神话并非全部出于后人的幻想，而至少部分基于早期农耕文明文化记忆的元素。然则此神话创造者的时空是上古农耕文明，而现有版本的记录者所处的时空则是涵盖了很多原来上古文明地域的秦汉帝国。我们很难了解文献叙述的故事原本来源自秦汉帝国的哪个区域，又涵盖哪一个或哪几个上古文明所留下来的记忆。

秦汉时期将神农记载为皇帝，把他的形象历史化了，其中大部分原来的神秘意义应该早已不被理解而遗失了。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神农故事非常简单，不象欧西里斯的信仰那么有意思而蕴含了上古文明深刻的天地死生观念。但这并不等于在上古文化中，对神农形象的认识也像在后期文献中那么简单。

当然，因为中国与古埃及自然与社会的环境都不相同，神农与欧西里斯两种信仰的内容和故事原本不可能相似，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农神皇”的信仰，都具有将农业创造者视为崇高的神皇以及视为圣王的身份。

汉帝国与原本创造神农信仰的古国的关系，就好像吞并埃及的希腊化帝国与古埃及本身的关系。我们想象，假如古埃及本身并未留下记录，商博良亦无机会摸索到解读古埃及文的钥匙，而希腊化帝国曾决定创造大一统的合并的历史；倘若如此，其关于欧西里斯记载的程度，恐怕只会与中国大一统朝代对神农的记载类似，后人就不会知道原来的信仰多么复杂、独特。

换言之，虽然中国神农信仰留下的说法过于简单，但是其故事原本的丰富程度并不亚于古埃及欧西里斯，且一定含有自己独特的形象和生命观念。但是因为没有留下信仰者本身的描述及说明，后人只知道有教人耕地的神农，但不知道与他相关的信仰中哪怕再稍微详细一点的内容，更不知道是否曾有过崇拜神农的礼仪。可惜，经过多次被新族群攫夺、毁灭，然后互相吞并、同化与融合，最后被大一统帝国消化，上古多样而独特的远古文明中的绝大部分知识都失传了。是故，神农形象的深入涵义已不可知。

（四）小结

神农皇圣是教导人们放弃狩猎转身为农的神话英雄。他的故事，是以历史英雄表达某一种文化的原型。

经过文献分析，可以从中抽出该神话的核心所在。神农在发明农作的同时，呼吁人们不再吃野兽的肉，因此也不再穿兽皮，用植物编织衣被。在神农之前，伏羲教人网鱼，所以人们可以从鱼取代野兽的肉。伏羲和神农的智慧在于了解大自然规律，知道以各种植物为药，并确定历法。这种神话结构很系统，可与考古所见相呼应，故应并非全部由后人凭空创造，而有着来自远古文化记忆的成份。

返观世界神话可知，虽然世界最古老的文明都以灌溉农业为基础，但在神话中却极少将农神视为文明之始祖者，只有古埃及欧西里斯和中国的神农如此。这使我们考虑，原本与神农有关的信仰观念可能并不像现在能看到的那么简单，且可能代表着某一个曾经繁华的上古文明，它跟古埃及一样早已灭绝、失传。后来，在几千年传承的过程中，经过多次转手，神话故事失去原来很多独特的内容，现在已没办法复原。

虽然神农神话的原貌已不可知，但从其基本神能，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判断其原创的地域及其所描述的文化属性。只是讨论此问题前，我们应该分析方法的严谨性，明确哪些原则和指标可以用来作为了解该传说渊源的依据。

三、分析神农形像发祥地的基本原则及方法

神农这位历史英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号”（本文用符号学中的“符号”概念），表达了该文化自我认知的关切所在，这种“文化符号”蕴含了该文化的人生活的自然及社会情况、生计活动、生活中所缺而追求的愿望、完美典型、观念及理想。因此，我们不宜讨论神农这位历史英雄是否代表具体的人物、宗族或部族，或者是否为多元文化总和的英雄形象，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重要，也没法获得答案。他的故事，是以历史英雄表达某一种文化的原型，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神农的形象与相关神话的产生地，即不是他本身或他的后裔生活在哪里，而是何时何地何种文化可能创造了神农这一皇圣的原型。

如果古史传说不是全部由后人凭空创造而来，而有来自远古的成份，则创造古史传说的文化应该全面符合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神农是教导农作的神皇，这种神话只有非常成熟的农耕文化才能创造。伏羲和神农的黄金时代，是人们放弃游猎，少食野兽肉血，少穿野兽皮毛，依靠网鱼及农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代。在这一文化的观念中，耕作能养活人，并不需要猎野兽。所以传下神农皇圣记忆的人们的生活环境，应该不缺水和水生动植物，土地肥沃足以使那些技术还处于初萌阶段的农业者也能养活人；并且，因为定居生活是发展农耕的必要条件，说明人们可以在相对固定的范围内获得足够的食物，而不需要同时奔跑狩猎；同时，这应该是气候温润的地区，至少农作物的种子在冬季不会冻坏，可以年年稳定地稼穑。换言之，神农神话无疑应是生活在自然条件良好的农耕文化的传记，并且从留下的记载来看，农耕生活被当作该文化的理想，因此农神被视为圣王或神皇。

其实在老子的语录里可以发现这种理想的影子。郭店楚墓出土的竹书乙本、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乙本以及传世的《老子》，都有同样的一句话：“治人事天莫若啬”，“啬”即是“穑”的本字，表达农事的意思，王弼理解为：“啬，农夫。”。换言之，在老子观念中，留下了统治者应当以农夫为榜样的崇高理想。虽然在汉代以后的理解中，更多是跟着《韩非子•解老》：“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其后河上公对《老子》用“啬”字的理解就深受韩非子影响，而忽略了统治者以农夫为样板这一层意义。这是因为在汉帝国文化和思想中，这种古老的理想已失去其深入意义。尽管如此，老子语录还是表达了统治者身为农夫之理想，所以不能排除该观念映射了从远古传下来的以神农为皇圣理想的余晖。

第二，以渔、农为本的生活是定居生活。定居生活意味着人们依靠周边资源维生，定居也是稳定发展以农耕为本的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一原则还涉及到传承问题。现在还存在的文化，无论他是流动或定居，人们都会把自己的理想和故事传给后裔。但是我们不怀疑，崇拜神农为皇圣的文化，到汉代已基本上不存在，正因为如此，有关其故事的记录就会变得零碎。虽然如此，为何其文化记忆却没有完全消失？只能说明该文化的基础深厚，存在长久，对周围及后世文化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早已灭绝的文化的砂砾才有可能在后世文化中继续存在。

长期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定居，是实现此类传承的必要条件之一。流动生活面临不断变化，族群不稳，多次分散和重组，导致观念及神话模糊而不成型。当然在游猎族群存在时，他们也有自己的英雄故事，但是流动或重组后，传说故事也跟着变形。已消失的游民群体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留下来，基本上只有通过两种途径：被邻近的定居社会记录（如斯基泰、匈奴的故事，基本上是通过其与希腊、汉及其他定居文明的交往而存留，但其本身却并无传承脉络）；或者游民放弃流动生活而定居，形成自己的传记，或包含定居之前的几代传记，但能够向前追溯的时间不会久，最多也只能到达两、三百年（以秦史为例，关于秦人在关中定居之前只剩下了一点关于从事马政的记忆），至于更为久远的游动生活，已很难留存在族群的主体性记忆中。

是故，组成这些有关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碎片，很难源自猎民或其他流动的族群，大部分还是要到原本在较固定范围里生活的族群或文化中进行溯源。更不用说，神农英雄形象的创造者肯定是长期定居文化的先民。

第三，这些长期定居的农耕族群很难是小部落，因为小部落哪怕是稳定生活，如果范围小而不扩展，并不会形成影响力，在他们消失后，有关他们的记忆也会消失。能把自己的神话传到后世的人，应该是那些曾经扩展到相对大的定居范围，拥有长期一脉相承而不断发展文化的族群，通过扩展区域以增加本身文化的权威性，对周围族群也形成影响，这样才可以在后世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种子。这说明，这些人的生活区域不会是小盆地，而应该是不封闭的大空间，是有足够水源和肥沃土地的宽阔之地，有着发展同一种建基于农耕生活的客观自然条件。

第四，这种长期稳定发展、扩展、产生影响的文化，显然只能是进步、发达、文明化程度高于周围地区的社会文化。只有达到文明化的社会，甚至在该文明消退后，其精神文化才仍会被后世文明传记。未达到文明化程度社会的传说，在该社会解散之后，很难留有英雄形象的记忆。比如说，迈锡尼到达文明的高级阶段，因此打败他们的多利安人才得以传记迈锡尼的神话及神史；而古埃及人虽然多次打败周围的文明化程度不高的非洲族群，却从未留意到他们自身的传说，因此这些文化不高的族群的传说和英雄没能留在人类的记忆中。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的发展，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殖民地原住民的传说，也不会留下来。

换言之，诸如神农这般传承久远的传说形像，应该曾经是被上古大文明所崇敬的历史英雄。该文明从农耕定居生活起，在一个相当宽阔的区域内逐渐扩展，其文明化程度超越周围地区，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累积自我认知及认同观念，并进入自我反思的阶段，愿意思考、评价及传记自己的源头，将他们自己的长期文化记忆及传说升华为始祖英雄的神史。

因此，孕育神农神话的文明，在几百、几千年养土地种谷粮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自身内在发展并长期保留自我认同，同时累积足够的影响力，在文化上保持主导地位，周围地区可能自愿加入到该文化范围，那些距离偏远的族群也愿意学习他。换言之，神农传说的根源，应该不是某个不明不白的“部落”或族群留下来的，而是完整成熟的农耕文明的文化记忆，所以后世的新族群才将其吸收到自己的文化，并继续传播下去。这种情况犹如迈锡尼—爱琴文明对古希腊的主导作用。

第五，虽然其文明所在地域应该不小，但也不能以大中国的规模来思考古史传说的来源，它们只是某些具体文化的英雄和故事，后来被修编及合并为一套大一统的神史。而这些留下传说故事的文化，一定发生在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区域，是某种具体的文化体系。此文化经过长期一脉相承的自身发展，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力和自我传播的能力，所以他们的故事才有能力传到后世文明。

有了上述基础性的理解，才可以分析早期农耕文化的考古遗迹，以尝试厘清神农这一形象的原型可能源自何处。而且，可能需要汇集文献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化石植物学、古地理学、气候学、土壤学等客观资料，从而研判神农神话最有可能产生于何地。其实，神农神话发祥地的问题，在学界屡被讨论，是故，下文将从前人诸说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