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燕赵中医2016-07-14

纵观古今有关扁鹊的研究，存在很多谜团。20多年之前，国医大师张灿玾曾经说“可以说，我们至今仍没有读懂《扁鹊传》。”有很多人，论述扁鹊，看的都是二手、三手资料，没有深入辨析有关史料，所以提出了很多互相矛盾的说法，呈现出很多混乱。因此，很有必要借这次大会，通过讨论澄清一些疑问。

我希望就扁鹊的有关问题，首先澄清几个问题：扁鹊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扁鹊是哪个时代的人？扁鹊脉学有何特点？

 一、扁鹊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人

 有的专家认为扁鹊不是一个人，是很多先秦、甚至是汉代众多医家的统称，看上去似乎“很公允”，其实是误认为所有记载扁鹊的资料都是真实可信的，因此，才会有这样的结论。

“一群扁鹊”的观点，就把真实的扁鹊虚拟化，这是不应该的。

扁鹊是先秦时期最有名的医学家，他的故事很多人津津乐道。但是，高度知名之后，他的事迹越传越玄，离奇的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列子·汤问篇》说，扁鹊为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两个互换了心脏的人，因为“心主神明”所以很“自然”地互换了身体和面孔。但是，当他们回“自己”家时遇到了麻烦，其妻子儿女都不承认这个新面孔，就一起到扁鹊那里去“要说法”。两家人经过扁鹊“心主神明”的解释，都接受了换心之后，必然随之改换面孔、躯体的事实，大家高兴而去，闹出来一个人间大喜剧。

细想一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假如扁鹊做过互换心脏的手术，必然留下刀口疤痕作证据，也就不用再找扁鹊去说明了；按现代医学的理解，即使换了心脏，也不可能换了思想，找扁鹊也不会有《列子》记载的结果。所以，此事与愚公移山一样，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不可据以为真。

认为扁鹊生于战国末期的许多学者，其立论的根据大多是《战国策·秦策》所载的“医扁鹊见秦武王”。

原文说：“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下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这是一段有很多疑问的“问题资料”，需要辨别、考证才能定取舍。

秦武王名叫嬴荡，生于公元前328年，公元前311年即位。他身高体壮，勇力超人，重武好战，常以斗力为乐。凡是勇力过人者，他都提拔为将，置于身边。乌获、任鄙靠勇猛获任大将，齐国的孟贲也因此投奔到秦武王殿下，充任将军。公元前307年，秦国攻破周都洛阳，秦武王进入周室，见到九鼎而大喜，与孟贲比赛举鼎，乐极生悲，“绝髌而死”。

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出于策士编造，而不是记载于史官，其可信度是很有疑问的，因为策士们经常编故事进行游说。这则故事之所以不可信，关键是称谓有问题，据王力先生《古代汉语》考证，战国时期诸侯纷纷自称为王，不再用公侯的称呼了。这时无论是诸侯的臣下，还是来到该国的客人，都会奉承诸侯，称其为“王”，或者称其为“大王”，而不可能再当面称其为“君”。如果谁坚持称诸侯为“君”，则有犯“轻君罪”的嫌疑。

在秦武王之前，他父亲已经称王，即秦惠王。“医扁鹊见秦武王”的故事里，无论是扁鹊，还是秦武王的左右近臣，都当面称他为“君”，而不是称秦武王为“王”，或“大王”。李伯聪先生《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一书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真实地发生在秦国的武王时代的，这是严重不符合历史事实情节的重大疑点。

再有，“医扁鹊见秦武王”的主旨，不是说扁鹊的医术如何，而是说秦武王不能知人善任，这与“甘茂攻宜阳”的历史过程如出一辙。故事说扁鹊“怒而投其石”，既不符合扁鹊的身份，也不符合扁鹊的性格和一贯做派；“君一举而亡国”的语言不太可能出于扁鹊之口；《韩非子》一书称“闻古扁鹊之治甚病，以刀刺骨”，可见“古扁鹊”不是战国末期之人。

战国时期的《鹖冠子》里，记载魏文侯问扁鹊，说他兄弟三人之中谁的医术高明，扁鹊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这段记载，虽然有“治未病”的深刻含义，但是也像一个附会出来的故事，而不像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扁鹊用激怒的方法治疗赵简子的病，赵简子痊愈之后，不仅不感谢扁鹊，而且盛怒之下“以戟追杀之”。这个记载，显然是杨泉记忆有误，把文挚激怒齐闵王的事，“移花接木”按在了扁鹊的头上。

《韩非子·喻老》说“医扁鹊见蔡桓侯”，司马迁以及后来的人都说是“扁鹊望齐桓公”；韩婴《韩诗外传》和司马迁《扁鹊传》都说“扁鹊诊治虢太子”，刘向却说诊治的是“赵太子尸厥”。

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这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司马迁认为，扁鹊本名秦越人，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其生其死皆有据可考，其学医、行医、学术成就都很明确，因此，《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扁鹊名闻天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因此，为中医学开辟道路、集大成的宗师，是扁鹊，而不是传说之中的黄帝、岐伯，所以司马迁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脩序，弗能易也。”《汉书·艺文志》虽然有“医经七家”，其实只有三个人，除了扁鹊《内经》《外经》占两家之外，黄帝两家出于托名，白氏失考，我们能够追溯的史实人物，就只剩下扁鹊了。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有把握的信史人物就实写，对于没有把握认定的人，比如老子的生平，常使用“莫知其然否”的求实笔法。对于传说之中的长桑君，司马迁说他“忽然不见，殆非人也”。

司马迁《史记·扁鹊传》说扁鹊是一个人，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列述了2000名先秦人物，把扁鹊列为春秋末期人，与赵简子、孔夫子是同时代人。汉代最有名的两个历史学家，都认为他生活于孔夫子、赵简子时代。有关史料的详细考证，可以参见曹东义主编的《神医扁鹊之谜》一书。

二、扁鹊生于春秋末期可考可证

在《史记》里，扁鹊的事迹首先见于《赵世家》，这些记载得之于《虞氏春秋》等赵国史书。扁鹊诊赵简子之所以被记载于《赵世家》，不是因为扁鹊医术高，也不是因为赵简子的病情重，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200多年，是从春秋转化到战国的重大事件。

以往学者不采信“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记载，是因为其中有一些“迷信”活动，属于“封建糟粕”，因此已故著名医史学家何爱华先生主张“应该从秦越人的事迹之中，坚决予以清除出去”。其实，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成立。

现行的《医古文教材》在选用《史记》扁鹊诊赵简子史料时，做了很多文字删节，删去了看似“封建糟粕”的内容，只保留了“血脉治也，尔何怪。昔秦缪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这种缩写，固然保留了历史故事的精华，但是也掩盖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根据《左传》和《史记·赵世家》的有关记载，“扁鹊诊赵简子”牵涉到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甚至说这个事件是一个著名的“历史阴谋”。早在西汉的扬雄，在他的《法言》里就提出过疑问：“或问，《赵世（家）》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漫云。”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类似的疑问。

其实，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赵简子杀了同族的邯郸士大夫赵午，引发了晋国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一些势力联合起来要消灭赵简子，他就和谋臣董安于策划了这个政治阴谋。也就是要利用“扁鹊诊赵简子”的真实事件，再“添油加醋”写几句上帝让赵简子平定叛乱的嘱托。后来的史官就记成了一段修改后的文字：在赵简子“昏迷不醒”的几天里，天帝在梦里告诉赵简子“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天帝交给赵简子几只利箭，让他射杀了以熊和罴为图腾的范氏和中行氏，“替天行道”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整个事件之中，扁鹊对于这个“政治阴谋”并不知情。他被人招进宫来，进入内室诊断赵简子的病情，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的“执业行为”。他所看到的情况是，尽管对外宣称“五日昏迷不知人”的赵简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但是赵简子脉搏调匀，尺肤不热，呼吸匀畅，肢体不僵。所以，扁鹊能够断定他“不出三日必间”。“装病”的赵简子，也必然会在扁鹊的预期之内醒来。至于赵简子在“昏迷”的时候，是否见过天帝，或者天帝说过什么，扁鹊既不知情，也无历史责任，他只是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通过“扁鹊诊赵简子”这件事，既成就了赵简子的政治阴谋，也传扬了扁鹊高明医术的声望。赵简子事后“赐扁鹊田四万亩”，符合赵简子的身份和当时的惯例，扁鹊受之无愧，不属于“共谋分赃”。

“扁鹊诊赵简子”这段记载，被收录在赵氏的史册里，并且作为经典故事不断被人传诵。同时这个“历史记录”，也经常被人拿出来修改一下，以有利于修改历史的人。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来看，赵简子的继承人赵襄子修改过这段记载，赵简子的“七世孙”赵武灵王也修改过这个故事，把有利于自己的内容补添上去。因此，这段文字流传到司马迁写《史记·扁鹊传》的时候，已经成了反复修改、增补之后的“百纳版”的老故事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扁鹊的生活年代。

赵简子生活的时代，还有虢国被灭亡之后的遗民，他们居住的城市，仍然叫“虢”，可以是世袭的，继承人叫世子，或者叫太子。《左传》说，昭公元（公元前541）年，11国要员“会于虢”；昭公七（公元前535）年，“齐侯次于虢”。因此，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不是发生在虢国灭亡之前。

《史记·扁鹊传》，这些文字是司马迁取材于各种记载，考证之后的事实叙述。当然，司马迁对于扁鹊这个具体人物的描写，以及对于扁鹊诊治患者的“背景描写”，在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这就像我们看电影，如果描写运动中的人物，背景往往是模糊的；假如背景是清晰的，那么人物就有可能是模糊的。司马迁为了让主要人物清晰，作为扁鹊背景的患者，相对而言有所模糊。

很多人不善于读《史记》，认为《扁鹊传》里的患者都是真实的，只有扁鹊不真实：在空间上横跨秦越，在时间上从春秋到战国，甚至说黄帝时代就有扁鹊，所有好医生都可以叫扁鹊，或者“扁鹊就是砭石的代称”，不是具体哪个人。这样以来，具体、真实的医学家扁鹊就被虚拟化了，成了子虚乌有的传说。这是从唐代之后就有的“疑古论”，它在扁鹊周围形成了浓厚的雾霾，因为“误读”而造成了很多谜团，给有关研究设置了障碍，也虚化了中医的历史。

但是，只要认真辨别史料，就可以考证扁鹊的生平事迹，他与孔夫子一起生活在春秋末期。也就是说，在老子说“道”，孔子谈“儒”的时候，扁鹊建立了中医的学术体系。

“道”是老子创立的元概念，春秋末期，周朝的史官老聃写成了《道德经》，全书加上标点符号只有6000多字，其中使用“道”字竟多达70多处，而且把它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字的本意是行走的道路，后世也可以引申为讲话的“说”。老子追溯世界的本源，把天地未分的“先天混沌”状态，表述为万物的开始，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一个巨大的存在物，它没有名，没有字，老子发挥原创思维，“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也就是说，古老的“道”字，在老子的知识体系里，有了不同寻常的新含义，“道”成了囊括时空的哲学概念。

老子创新“道”这个字的含义，可以从《诗经》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周易》经传的文字使用上的差别得到合理解释。

《诗经》里用“道”字30多处，都是道路与说话的意思，没有老子所说的“道本原、大道理”的引申含义。

《周易》的卦辞、爻辞里，“道”的含义还是道路，而解释《周易》的象辞、彖辞、系辞、说卦传、序卦传等“十翼”之中，使用了“道”字100多处，都是借用老子命名的新含义。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孔夫子“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解释《周易》有关系。

孔夫子问道于老子，传承其学

先秦不同学术流派的宗师之间，可以互有学术交流，老子追朔世界的本源，把“有物混成”，天地未开的自然存在称之为“道”，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夫子问道于老子，并把“道”作为一个基本学术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论语》之中使用“道”达80多处，孔子很赞赏道的理论，说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道家思想对儒家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不仅孔夫子本人重视道，说“吾道一以贯之”，他还教育弟子们要重视道的修养：“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教导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为妻。

当然，也有的弟子对于孔夫子谈论的这个道，不太理解。子贡就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有学生虽然闻其道，而不行其道，冉求就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对于这种认识，孔子加以批评和引导，他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孔子把老子说的“大道”，引入做人的标准上，分小人和君子之道，他告诉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夫子的弟子们受其影响，也不断地传播道学的新思想。他的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曾子生病的时候，孟敬子前来问候，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孔子身边的人谈论他这个老师，也用道做说辞：“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经过孔夫子师生的大力推广，老子关于道的学说很快就传播开了。

扁鹊医学理论，讲阴阳不谈道

无论是《史记·扁鹊传》，还是其他秦汉时期有关扁鹊的记载，以及《脉经》所引用的扁鹊著作，都未见扁鹊使用“道”论述医理，而是借用人与天地为一体的整体观，以及阴阳学说，或五行的观点，来讲述医学的道理。

扁鹊说：“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阴阳是古人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根本的世界观，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人体更是如此。

《脉经·扁鹊脉法》说：“人一息脉二至谓平脉，体形无苦。人一息脉三至谓病脉。一息四至谓痹者，脱脉气，其眼睛青者，死。人一息脉五至以上，死，不可治也。声息病，脉来动，取极五至，病有六、七至也。”又说：“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亡，不短不长，不俯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紧受如此，身无苦也。”

扁鹊把诊脉看作了解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状况的手段，因此，能够“尽见五脏症结”，他论述虢太子尸厥病机的时候，主要使用阴阳表里气血循环的理论，也说到了三焦、胃、膀胱、兰藏、五脏之腧，提到脉、络、经，诊病的方法提到“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治疗的时候，取“三阳五会”，用药更熨两胁下。

扁鹊认为，脉与内在脏腑相关，患者的声音、五色，也与内在脏腑有关，因此才能“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

在扁鹊之前的医学家医缓，诊断病入膏肓，提到二竖为患，针药治病，但是不说阴阳，不谈道。医和论述蛊病，用“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来说明病因，用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淫”来讲道理，甚至用《周易》的“风落山，女惑男”来作比喻，却不说天道，也不提医道。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到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道家理论”。

《黄帝内经》是托名，书中推崇“道”理论

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道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运用也很普遍。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作者心目中把老子创造的“道”，称为上古之人风行的理论，可见他说的“今人”距离老子生年不会太近。

尽管生命的道理很微妙，“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但是，《素问》作者把道在医学上的应用，已经融入各个环节之中，因此说：“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在《素问》作者的心目之中，善于养生的人，就是“得道之人”，四季皆有养生之道，否则“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就会因病而亡。

治病求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道。因此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黄帝”赞赏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虽然其说的色脉很重要，实际上与扁鹊的概括有很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其要弘扬的色脉诊治方法，也带上了“道”学的特征：“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托名“黄帝”的人，对于老子创立的道，大加赞赏，一心要加以学习弘扬，他说：“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齐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勤学好问的“黄帝”，提的问题只有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的人，才能说得出口：“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阳夏阴，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文中的“要道”、“天道”，都是在老子《道德经》广为流传之后，才成了社会学者们的流行语。

豁然起敬的“黄帝”，口中却说着老子之后的语言：“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机。”文中所说“道在于一”，这样的词语应该是老子、孔子的信徒，才能说得出来的话语。

总之，流传下来的扁鹊有关论述，几乎没有使用过“道”的概念。扁鹊之前的医缓、医和、楚医、齐医也都与“道”无缘。由此可见，扁鹊医学之古朴和久远。

三、扁鹊对脉学的贡献

脉学是中医的特征，扁鹊脉学就是扁鹊医学。扁鹊医学虽然因为其《内经》《外经》的失传而难见其全，但是王叔和《脉经》之中，引用了扁鹊阴阳脉法、扁鹊损至脉等论述，其中关于脉与气血的关系，呼吸与脉行速度的精确推导，仍然可以印证司马迁所说扁鹊“守数精明”的特征。当然，《难经》之中，也有很多源于扁鹊的医学思想。

更需要指出的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十八卷”，也就是十八篇，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卷下分篇的作法。《汉书艺文志》有些书用用卷做计数单位，有些书用篇做计数单位，“篇”与“卷”完全相等。《黄帝内经》十八卷，绝不会有《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的巨大篇幅。《素问》《灵枢》都是集大成的后世著作，有可能吸收了《汉书艺文志》“医经七家”的全部精华。

扁鹊脉学三大特点：

（一）脉有阴阳，脉与全身气血有关，诊脉可以“尽见五脏症结”。

《脉经·卷四》说：“扁鹊曰：脉一出一入曰平，再出一入少阴，三出一入太阴，四出一入厥阴。再入一出少阳，三入一出阳明，四入一出太阳。脉出者为阳，入者为阴。故人一呼而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而脉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脉五动。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六寸。人十息，脉五十动，气行六尺。二十息，脉百动，为一备之气，以应四时。天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昼夜漏下水百刻。一备之气，脉行丈二尺。一日一夜行于十二辰，气行尽则周遍于身，与天道相合，故曰平，平者，无病也，一阴一阳是也。”

扁鹊认为，脉动反映的是气和血的运动，气血运行有常度。脉行与天地阴阳有关系，都有规律和常数。这是《灵枢·卫气行》《灵枢·五十营》有学术继承的关系。

扁鹊论述虢太子的病情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阑藏者生，以阴入阳支阑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公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说：“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这是对于人体阴阳脉之气血关系的论述，也是一种生理、病理状态之下的阴阳交流。外邪对于人体的阴阳气血的运行，有很大的影响。

“阳入阴中”是指从体表进入体内，从上到下，与手足阳经的走向一致。

“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於三焦、膀胱”，是指足三阳经从头走足的过程，有一部分经脉、经络循行体内，足阳明胃经在体内循行，经过胃腑的边缘，有一支向下，到了足太阳膀胱经，期间还通过三焦这个元气运行的道路，络属膀胱。中医认为，有上就有下，有出就有入，这才构成生命不息的过程。有这样下行的经脉，就有向上运行的经脉，手太阴肺经就起于中焦，贯膈属肺，出于腋下，走向手臂。脾主运化，也是从中焦，向上输送水谷精微，由肺朝百脉，然后“输精于皮毛”。

这就是“阳脉下行，阴脉上争”的运动。

廖育群先生根据《素问》“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其动应衣”等论述，认为古代中医不知道心脏是跳动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动力是胃气。脉有胃气，就是有动力。此说有道理，与“阴静阳动”、脏腑的阴阳属性相符合。

扁鹊说“动胃”，就是“动于胃”，也就是经脉的循行要靠胃气的推动。

经脉气血上下运行的过程，如果受到邪气的影响，会出现运行障碍，或者气滞不通，使原来的阳脉下行，阴脉上行的过程无法进行，体内淤塞，体表与四肢得不到气血滋养，在上的阳气不能下行，在下的阴气无法上升，出现“破阴绝阳”的局面，患者的气色得不到滋润，脉搏混乱没有胃气，所以表现为像尸体那样的静卧。

扁鹊说，虢太子还没有死亡。他的体内“气闭不通”，造成假死的现象，可以加以检查、验证，那就是两股温暖，鼻息不畅，这些证候是客观存在的，细心抹、仔细听仍然可以得到证明。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客观证候，病人就属于真的死亡了，谁也不可能“逆天道而行”，让人起死回生。

扁鹊的医学词语里，有一个“兰藏”，历代注家的解释语焉不详，可能是不好解释它到底相当于哪一个脏器。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素问》说：“支者，顺节；兰者，横节。阴支兰胆藏也。”

这段引文，不见于今天各个版本的《素问》之中。也许张守节是“化引原文”，用《素问》的意思，而不是原书的文字。

《素问》之中用“支”来描述经脉歧行与分支，这是很常用的方法。比如说：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纳太阳之脉，“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冲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冲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趾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趾间出其端。”

文中多次提到“其支者”如何行走，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直者”。也就是“直行”与“分支”行走的经脉，如同河流、大树的“支”与“干”。但是，细读扁鹊的原文，其中的“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支兰藏”一词的解释，是影响到内脏的意思。“支”是分支，是联络，也是影响。“兰藏”就是内脏。“兰”在这里是形容词做状语，是带有香味的内室，借以指内脏。《素问》有“灵兰秘典论”，还多次提到“兰室”：

如“黄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阴阳也。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室’，弗敢使泄也。”

“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齐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帝乃避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匮，不敢复出。乃藏之‘金兰之室’，署曰气穴所在。”

“兰室”是一个储存宝贵器物的地方，是府库重地，人体的内脏，就是身体的根本所在。所以《灵枢·本脏》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无愚智贤不肖，无以相倚也。”

《素问·脉要精微论》说：“五脏者，中之守也。”五脏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说“得守者生，失守者死。”治疗疾病也是要早期治疗，从皮毛开始最容易见效，如果邪气深入脏腑，就难治疗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虢太子体内阴阳失和，气血阻隔，血脉不畅，邪正斗争激烈。这个时候，有两种发展趋势，一个是“以阳入阴”，由表及里，深入脏腑，尚有“半死半生”的希望；如果是“以阴入阳”，邪气在体内胶滞日久，脏器衰败，又通过经脉气血影响到体表，这样的病证多为死证。

扁鹊说：“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

扁鹊一边给虢国的国君解释病情，一边教育随行的徒弟，他说：“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说“尸厥”病的道理，得出的结论是“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也就是说，五脏气机逆乱，都有发生厥证的可能，不是哪一个脏腑所独有。厥证发生的时候，可以影响全身的血脉，不论哪一个脏器先出现病变，五脏迟早都会受到影响，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危重病证。只有水平高的医生可以治好，而水平一般的医生则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虢太子尸厥是的阴阳失调，气血不能正常循环，影响到内在的脏腑，使气血无法顺接，才出现四肢冰冷，意识丧失，像尸体一样躺在那里，所以叫尸厥。

病人处于一种昏迷状态，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在现在，也是十分危重的病情。在春秋时期，医疗技术低下，救治条件落后，就更加危险。

（二）扁鹊论脉有常数，与天地阴阳相关。

《脉经》引用扁鹊的原文说：“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

扁鹊这种按照一天之中的不同时段，“一日分为四时”来谈论脉象的理论，是贯彻了人与天地相应的整体观，也是动态的变化。

扁鹊认为，脉象除了一天之中不同时段不一样之外，一年四季的脉象也不一样，而且表现出“阴阳六经”分段主时、分时段旺盛的特点。

扁鹊说：“少阳之脉，乍小乍大，乍长乍短，动摇六分。王十一月甲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太阳之脉，洪大以长，其来浮于筋上，动摇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阳明之脉，浮大以短，动摇三分。大前小后，状如科斗，其至跳。五月、六月甲子王。少阴之脉紧细，动摇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中，七月、八月甲子王。太阴之脉、紧细以长，乘于筋上，动摇九分。九月、十月甲子王。厥阴之脉，沉短以紧，动摇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

这种上半年三阳脉旺，下半年三阴经脉旺的学术特点，把人体阴阳气血的变化与大自然的阴阳之气的变化相关联，体现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理念。当然，这里论述的脉象的衰、旺，都是生理现象，而不是病态的脉象变化。

医生诊治疾病，既要熟悉生理状态下的脉象，也要了解病理状态之下脉象变化的道理，所以，扁鹊很快就讲到了病理状态下的脉象：

扁鹊说：“厥阴之脉急弦，动摇至六分以上，病迟脉寒，少腹痛引腰，形喘者死；脉缓者可治。刺足厥阴入五分。少阳之脉，乍短乍长，乍大乍小，动摇至六分以上。病头痛，胁下满，呕可治；扰即死（一作伛可治，偃即死）。刺两季肋端足少阳也，入七分。阳明之脉，洪大以浮，其来滑而跳，大前细后，状如科斗，动摇至三分以上。病眩头痛，腹满痛，呕可治；扰即死。刺脐上四寸，脐下三寸，各六分。从二月至八月，阳脉在表；从八月至正月，阳脉在里。”

上述论述的内容，仅涉及到厥阴、少阳、阳明三脉的病理变化，既有形象的不正常，也有“动摇几分”程度上的差异，并且把脉象与疾病的证候紧密联系起来，其主要反应体内寒热之气的变化，也与四时阴阳变化有很大关系，并且很看重自然界阴阳变化对人体脉象变化的决定作用。

扁鹊除了对六经脉象比较重视，还对“附阳脉”与“附阴脉”的关系很看重。

扁鹊说：“附阳脉强，附阴脉弱。至即惊，实则细而沉。不即泄，泄即烦；烦即渴，渴即腹满；满即扰，扰即肠；即脉代，乍至乍不至。大而沉即咳，咳即上气，上气甚则肩息，肩息甚则口舌血出，血出甚即鼻血出。”

扁鹊对于寸口脉，也有很多研究，他说：“变出寸口，阴阳表里，以互相乘。如风有道，阴脉乘阳也。寸口中，前后溢者，行风。寸口中，外实内不满者，三风、四温。寸口者，劳风。劳风者，大病亦发，快行汗出亦发。软风者，上下微微扶骨，是其诊也。表缓腹内急者，软风也。猥雷实夹者，飘风。”

《素问》讨论过“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问题，认为全身的气血都可以“变见于气口”，气口就是寸口，因为手腕之后脉搏跳动的地方只有一寸之地。《难经》有“独取寸口”之说。这都与扁鹊重视寸口脉，有学术上的继承关系。

扁鹊还论述了脉象所反映的阴阳变化，这里的阴阳，或指表里深浅，或指部位前后，是扁鹊阴阳脉法的突出特点。

扁鹊说：“从阴趋阳者，风邪。一来调，一来速，鬼邪也。阴缓阳急者，表有风来入脏也。阴急者，风已抱阳入腹。上逯逯，下宛宛，不能至阳，流饮也。上下血微，阴强者，为漏癖；阳强者，酒癖也。伛偷不过，微反阳，澹浆也。阴扶骨绝者，从寸口前顿趣于阴，汗水也。来调四布者，欲病水也。阴脉不偷，阳脉伤，复少津。寸口中，后大前兑，至阳而实者，癖食。小过阳一分者，七日癖；二分者，十日癖；三分者，十五日癖；四分者，二十日癖；四分中伏不过者，半岁癖。敦敦不至胃阴一分，饮饵癖也。外勾者，久癖也。内卷者，十日以还。外强内弱者，裹大核也，并浮而弦者，汁核。并浮紧而数，如沉，病暑食粥（一作微）。有内紧而伏，麦饭若饼。寸口脉倚阳，紧细以微，瓜菜皮也；若倚如紧，荠藏菜也。赜赜无数，生肉癖也；附阳者，炙肉癖也。小倚生，浮大如故，生麦豆也。”

这些临床证候与脉象关系的论述，也许经历了多少代人的不懈探索、补充与修改，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更容易失传。这些脉象的临床意义，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少有人能读懂、会用了。

（三）扁鹊论“损至脉”，开虚损治疗先河。

《脉经》卷四说，扁鹊原创脉有损、至：“脉再动为一至，再至而紧即夺气。一刻百三十五息，十刻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万三千五百息，二刻为一度，一度气行一周身，昼夜五十度。脉三至者离经。一呼而脉三动，气行四寸半。人一息脉七动，气行九寸。十息脉七十动，气行九尺。一备之气。脉百四十动，气行一丈八尺。一周于身，气过百八十度，故曰离经。离经者病，一阴二阳是也。三至而紧则夺血。脉四至则夺精。一呼而脉四动，气行六寸。人一息脉九动，气行尺二寸。人十息脉九十动，气行一丈二尺。一备之气，脉百八十动，气行二丈四尺。一周于身，气过三百六十度，再遍于身，不及五节，一时之气而重至。诸脉浮涩者，五脏无精，难治。一阴三阳是也（四至而紧则夺形）。脉五至者，死。一呼而脉五动，气行六寸半（当行七寸半）。人一息脉十一动，气行尺三寸（当行尺五寸）。人十息脉百一十动，气行丈三尺（当行丈五尺）。一备之气，脉二百二十动，气行二丈六尺（当行三丈）。一周于身三百六十五节，气行过五百四十度。再周于身，过百七十度。一节之气而至此。气浮涩，经行血气竭尽，不守于中，五脏痿，精神散亡。脉五至而紧则死，三阴（一作二）三阳是也，虽五犹末，如之何也。”

扁鹊关于至脉的论述，就是脉动过速超过平常人，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五等，一至脉是“夺气”，就是气虚；二至脉为“离经”，就是气血循行过快，背离了正常状态，是一种病态；三至脉为“夺血”，气行过快，血不能充盈脉道；四至脉为“夺精”，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因此就形成了“五脏无精，难治”的局面，甚至会导致死亡；五至脉是死脉，这是因为“经行血气竭尽，不守于中，五脏痿，精神散亡”导致的死亡。

扁鹊论气血巡行过慢的“五损脉”也见于《脉经》卷四，他说“脉一损一乘者，人一呼而脉一动，人一息而脉再动，气行三寸。十息脉二十动，气行三尺。一备之气，脉四十动，气行六尺，不及周身百八十节。气短不能周遍于身，苦少气，身体懈堕矣。脉再损者，人一息而脉一动，气行一寸五分。人十息脉十动，气行尺五寸。一备之气，脉二十动，气行三尺，不及周身二百节。疑气血尽，经中不能及，故曰离经。血去不在其处，小大便皆血也。脉三损者，人一息复一呼而脉一动。十息脉七动，气行尺五寸（当行尺五分）。一备之气，脉十四动，气行三尺一寸（当行二尺一寸）。不及周身二百九十七节，故曰争，气行血留，不能相与俱微。气闭实则胸满脏枯，而争于中，其气不朝，血凝于中，死矣。脉四损者，再息而脉一动。人十息脉五动，气行七寸半。一备之气，脉十动。气行尺五寸。不及周身三百一十五节，故曰亡血，亡血者，忘失其度，身羸疲，皮裹骨。故气血俱尽，五脏失神，其死明矣。脉五损者，人再息复一呼而脉一动。人十息脉四动，气行六寸。一备之气，脉八动，气行尺二寸。不及周身三百二十四节，故曰绝。绝者，气急，不下床，口气寒，脉俱绝，死矣。”

一损脉因为气血循行太慢，落后于正常情况180节，是“气短”；二损脉是“离经”，临床可以见到大小便出血的情况；三损脉叫“争”，也叫“血凝于中”，严重的病人会出现死亡；四损脉叫“亡血”，临床表现“身羸疲，皮裹骨”，其道理是“气血俱尽，五脏失神”，这是一种严重的临床现象，所以扁鹊说“其死明矣”；五损脉叫“绝”，病人的临床表现是气喘，呼吸急迫，各个脉动都摸不到“脉俱绝”，口鼻没有热气，所以是死症。

扁鹊论损至脉，是根据脉动次数多少进行推算而作出的论断，其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被其后的医学家所继承，并且逐渐发展成由“虚”到“损”的“虚损学说”。

《难经》的有关论述，就反映出扁鹊损至脉理论，与后世虚损学说之间的过渡状态，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与创新。

《难经·十四难》说：“脉有损、至，何谓也？然：至之脉，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离经，四至曰夺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绝。此至之脉也。何谓损？一呼一至曰离经，再呼一至曰夺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绝。此损之脉也。至脉从下上，损脉从上下也。”“脉有一呼再至，一吸再至；有一呼三至，一吸三至；有一呼四至，一吸四至；有一呼五至，一吸五至；一呼六至，一吸六至；有一呼一至，一吸一至：有再呼一至，再吸一至；有呼吸再至。”

这里的损至脉，基本上继承了扁鹊的损至脉理论，但是省略了扁鹊的推导过程，没有一呼脉行几寸、一吸脉行几寸，一天之中气血如何循环的复杂计算。

《难经》在直接引用扁鹊关于损至脉研究的结论之后，很快就发展了“损脉的病理”，把临床证候与之紧密联系，并且总结出治疗大法，而其对“至脉的病理”阐发，逐渐被后世淡化了。

《难经·十四难》说：“损脉之为病奈何？然：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反此者，至脉之病也。从上下者，骨痿不能起于床者死；从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

《难经》对于损脉与临床证候之间关系的总结很细致，并且与五脏、五体、饮食、气血相联系，甚至可以忽略脉动的快慢程度，直接从证候表现来决定其虚损的程度，这就为“辨证论治”奠立了基础。

《难经·十四难》说：“治损之法奈何？然：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治损之法也。”

《难经》总结的这个“治损”之法，已经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字面上也从“治损脉之法”，演化为“治损之法”，省略了一个“脉”字，使其具有了“普适性”的指导意义。在临床上，一般医生见到五脏、五体的虚损，就可以从这里借用“治损之法”，进行辨证论治，因此，得到后世普遍遵从。

《难经·十四难》论述“至脉”所联系的病证，论述的也很细致：“脉来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为适得其病。前大后小，即头痛、目眩，前小后大，即胸满、短气。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脉洪大者，苦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当困，沉细夜加，浮大昼加，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为死脉也，沉细夜死，浮大昼死。”

尽管《难经》对于至脉的病证论述也很细致，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治疗方法，更没有被抽象到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法则。因此，“至脉学说”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小，甚至逐渐被人淡忘了。

临床上，至脉多见于外感热病的过程，或者杂病过程之中的危重症，张仲景与后世医学家有一些零散的论述，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研究方法不当，扁鹊被众说纷纭。

在司马迁的眼里，需要看重的是扁鹊这个医生，而不是他诊治的病人信息更可靠。后代医生如《临证指南医案》作者那样，把男女患者虚拟化处理，写成“某左、某右”，就是这样的笔法；不是扁鹊必须以病人的历史时代为生活坐标，更不是以策士之言为取舍标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舍本逐末，把扁鹊说成是一个虚化了人物；或者说扁鹊是从秦到越，从春秋到战国，有许多扁鹊，秦越人只是其一。这种“泛化扁鹊”的“虚拟”做法不可取，也没有历史依据。春秋时期有秦国的医缓、医和，有齐医、晋医、楚医，都见于《左传》，其他古籍的记载之中，也没有见到“名医都泛称扁鹊”的现象。日本学者森田一郎甚至说，扁鹊就是砭石的代称，未必有其人。这都是研究方法不当造成的说法，是应该澄清的历史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