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陈方正教授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该书被“《中国文库》第5辑”收选，可见其突出的学术价值。

《中国文库》是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于2004年开始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标志性出版工程，旨在整理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和出版成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技文化类、综合普及类等六大类别。计划出版10辑约1000种图书，但目前仅出版5辑（2011年）500余种，经查询未见第6辑出版。

2012年，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教授写了评论文章“‘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余英时方案’”，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5期与其商榷。随后，陈方正教授在同刊2013年第2期进行了回应，即“对《“李约瑟问题”辨析》的答复”。他的主要观点是：商榷的内容属于对该书的误解或歪曲，全部无法接受。但是，他自己剖析了《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不足之处：

......有关培根和笛卡尔的论述过于简单薄弱，未能充分展现他们在17世纪科学思潮所起的巨大作用；对稍早于牛顿的大实验家波义尔书中没有作专门论述，也颇为感到遗憾。此外，本书对于实验精神兴起的论述虽然很多，但散落在11-12章和“总结”那三部分之中，缺乏将它们连贯起来专门讨论，而集中讨论此问题的一小节（617-618页）也嫌不够彰显。凡此种种，反映了该书在题材取舍和平衡上尚有问题，倘若有机会，这些都需要重新考虑，加以改进。此外。西方科学史这个领域已经很成熟，但事实上仍然不乏争议，在现代科学出现这个大问题上，更是众议纷纭，迄无定论，因此《继叛》一书在总结部分，专门用一节来讨论它。对所有的争议，我们的态度是：尽量罗列各种有确实根据的看法，但不惮于提出和声明我们自己的见解、主张，至于它们是否有当，就只能留待公论了。

笔者认为，陈晓平教授的商榷并非一无是处，对于推进“李约瑟问题”的讨论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而且，关于“李约瑟问题”，也不是陈方正教授等说消解就可以消解的。当然，笔者在这里引出他们之间的故事，并不在于要讨论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而是为了说明我的“医学思想史三部曲”，与陈方正教授《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着眼点有什么不同。

在我的理解中，陈方正教授撰写该著的着眼点在于：强调西方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继承性，有淡化其差异性的倾向（提出“二次革命”），并以此讨论“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不可能出现在东方。实际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倾向，上述的种种反思也正是这种“着眼点”所导致。

因此，笔者“三部曲”的着眼点：从东西方古代科学（自然哲学）的同一性——轴心文明出发（完全漠视“古希腊科学”的“第一次革命”），而着重于考察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差异性。而且，我们的研究对象（东西方医学）较窄，与陈方正教授讨论整个自然科学相比，应该可以得出不同的见解。当然，任何着眼点可能是“盲人摸象”，笔者的思考也只供广大读者参考，希望有更好的着眼点并陆续出现相关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