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感温病学派的临床价值

该学派是温病学的正宗嫡系，所谓“温病四大家”指的是清代对温病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医家，即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他们都是新感温病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倡导新感温病，对“伏气温病”也有研究。《温病学派四大家：学术精华、诊治经验》是盛增秀老师于2012年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笔者在这里仅做扼要介绍。

1. 叶天士的《温热论》

叶天士（1667－1746，图1-23），名桂，字天士，号香岩，晚号上津老人，清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叶天士聪颖勤奋，10年间转易17 位老师，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医术精湛。其代表著作有《幼科要略》、《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等。他对温病辨证论治理论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首创卫气营血辨证，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辟了新途径。

图1-23  叶天士（1667－1746）

（1）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温热论》开篇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明确指出温病与伤寒的病因、邪侵途径和所犯部位及发生、发展的规律均不相同。即温热性质的病因由口鼻而入侵人体，首发病位是“肺”，可顺传至胃或由肺卫直接进入心包。“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病则热变最速”，说的是温病的致病特点，常易内传气分，或内陷营血而加重病情，明辨温病病机与治法异于伤寒。这些观点被后世誉为温病大纲，是温病学从伤寒学中分离出来而自成一体的重要观点。叶氏理论的核心即卫气营血辨证，其在《温热论》中第八条指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为温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病位浅深、病情轻重及病程的先后阶段，提出了一个“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疾病模型，并概括了证候特点及其治疗大法，成为后世温病学派的临床依据。

（2）发展辨舌验齿诊法：舌诊在中医学中早已发明，叶天士的功劳在于将其与温病的临床实际密切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其应用内容。辨舌包括舌质和舌苔的辨析两个方面，辨舌质主要看舌体的色泽、胖瘦等方面，察舌苔包括色泽、润燥、厚薄等方面。中医的舌诊与西方医学叩诊、听诊的发明具有同等价值。所不同的是，前者以临床表现为基础，加上病邪性质和病位深浅的思辨理论（即临床话语体系，将在后文进一步叙述）；后者虽以临床表现为基础，却是从解剖病理学的实证研究出发，建立了与病理生理学相关的临床诊断技术。

《外感温热篇》第19条曰：“若白干薄者，肺津伤也，加麦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为上者上之也。”可见，看舌苔察舌质能够知病邪深浅以决定治法。《外感温热篇》第24 条云：“若舌黑而滑者，水来克火，为阴证，当温之……舌黑而干者，津枯火炽，急急泻南补北。”说明根据舌苔的厚薄润燥可以采用相应的治法。该条文提示，如若舌苔黑而滑润，为阴寒内盛，治当温阳祛寒；如若舌苔黑而干燥，即肾阴枯竭，心火亢盛，多见于温病后期，治以清心泻火、滋肾救阴。而且，叶氏首倡用手扪舌的方法，以手扪舌却有津液者，为湿热蕴蒸酿痰，将发生湿热之痰蒙蔽心包之证（“至舌绛望之若干，手扪之原有津液，此津亏湿热熏蒸，将成浊痰蒙蔽心包也。”）可作为早期诊疗的手段之一。

验齿查龈：“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揭示出验齿查龈可以察知胃津与肾液之耗伤程度。如齿垢如灰糕样、齿焦有垢可分别反映出胃中津气两竭与肾热肾劫等。

（3）提出不同阶段的基本治则：叶天士认为，温病治疗“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即以辛凉透汗法治疗卫分证，但清气之品不可早投滥用，须在温邪确实入气后才能用之。营分之热邪既有从气分传入的，也有伏温发自营分者，治宜清营热、滋营阴，但在清营药中添入轻清宣透之品。至于血分证，一方面要清热解毒凉血，用玄参、牡丹皮等；另一方面要配合凉血化瘀药物，如红花、三七等。叶氏认为“入血就恐耗血动血”，说明血分证应包括耗血与动血两方面临床表现。叶氏《临证指南医案》中常有“劫烁津液”“肾液涸”等语论。由于中医理论认为精、津、血皆同源而质相似，耗血实际包括了阴血耗损，故血分证是兼有阴血不足的虚实夹杂之证，叶氏常根据病情选添滋阴养血药物，如生地黄、熟地黄、白芍、阿胶等。

（4）未病先防，愈后防复：叶氏著中有诸如“体虚，温邪内伏”、“劳倦，更感温邪”等理论，均指出温邪致病与人体正气强弱紧密相关。叶氏喜用中药来预防温病，如体弱身虚之人，夏暑时节可用“生脉四君子汤一剂，恪守日服，可杜夏季客暑之侵”。

叶氏认为，温邪极易耗伤人体阴液，根据肾阴不足的患者易被阳明热邪乘虚深入下焦的病情，提出了“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防治原则，即若见舌质干绛或枯萎，虽未有明显肾阴被伤的症状，也应在热邪劫烁阴液之前，先投以咸寒滋阴之品，使肾阴充盛则邪热不易下陷，以达到未病先防的作用。

病初愈，易反复，故应重视病后调理。叶氏认为，“风温上受”宜“先与辛凉清上”，“风温过肺”宜“蔬食安间”，再“当薄味调养旬日”，此为以饮食养护居先。另外，叶氏认为温病中出现战汗是正气驱邪外出的征兆，虽“肤冷一昼夜”，待阳气恢复，肌肤即可温暖如常，“此时宜令病者，安舒静卧，以养阳气来复”，切不可见其倦卧不语，误认为“脱证”，以致惊慌，“频频呼唤，扰其元神”，不利机体康复。

（5）倡导“久病入络”理论：叶天士是“久病入络”和“久痛入络”倡导者，强调“经主气，络主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经几年宿病，病必在络”，揭示了以及外感重症由浅入深、由气及血的演变规律。他在《临证指南医案·温热》案中指出温邪的传变途径为“吸入温邪，鼻通肺络，逆传心胞络中。”这与“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交相呼应。叶氏还说：“温热时疠，上行气分，而渐及于血分”，“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事实上，“久病入络”的“久”是相对概念，含有渐次、逐渐出现的意思。叶氏的温热之邪深入营、血分的“内陷心包络”、“耗血动血”等病机变化实际上是将“无形之邪久延必致有形，由气入血”的理论运用于外感温热病的诊治中，阐明了温病中由早期功能性改变的卫气分阶段发展到器质性损伤的营、血分阶段的过程。

（6）“叶氏治则”的不足之处：实际上，温病包括多种急性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其致病原因主要是病原体感染，其病变部位周围常形成微血栓，导致药物有效成分不能完全到达病灶，发挥消炎灭菌作用。因此杀灭病原体，改善微循环，常常成为治疗的关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证实：清热解毒类药物板蓝根、蒲公英、鱼腥草之类能显著抑制或杀灭病原体；活血药如红花、川芎、牛膝之类有利于改善微循环；补气药如黄芪、人参、白术之类能明显提高机体免疫力。故在温病四期论治中，可把“汗之”“清气”“透热转气”“凉血散血”四法综合运用，以期取得更好的疗效。举支气管性肺炎充血期的治疗为例，辨证属于燥热犯卫证，采用叶氏“在卫汗之”的治则，立桑杏汤为主方，从 4 个方面进行改良，弥补叶法之不足，以提高疗效：①清热解毒类药物如板蓝根、蒲公英、鱼腥草等，对肺炎双球菌有明显抑制和杀灭作用，因此可在桑杏汤中加入上述药物；②选用活血化瘀药如红花、川芎、牛膝等，促使病灶微血栓溶解，改善局部循环；③酌添补气药，如人参、黄芪、白术之类，能促进免疫细胞生成，增强机体抵抗力；④加大各味药的用药剂量，提高血药浓度。

2. 薛生白《湿热病篇》

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江苏长洲（吴县）人。青年时练过武术，擅于诗画，擅长治湿热病，撰有《湿热条辨》一卷，是医学史上专篇进行论说湿热病的第一人。他在《湿热条辨》中对发病机理、症候演变、审证要点及有关疾病的鉴别等均作出了较全面的阐述。

（1）发病强调内因脾胃：薛生白云，“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客邪，由脏及脏之谓。若湿热之证，不挟内伤，中气实者，其病必微。”以手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做为湿热（湿温）病的内因。所谓手太阴内伤，泛指脾的运化功能失职。王孟英云：“脾伤湿聚，曷云有余？盖太饱则脾困，过逸则脾滞，脾气因滞而少健运，则湿饮停聚矣。较之饥伤而脾馁，劳伤而脾乏者，则彼犹不足，而此尚有余也。”可见，饥、饱、劳、逸是导致太阴内伤，脾失健运，湿饮停聚的主要原因，其中就有脾虚、脾实之别。此外，平素酷食生冷肥甘，醇酒厚味，也可造成手太阴内伤。

（2）辨证需识正局与变局：薛生白认为，脾胃为湿热病变的中心，湿热之邪侵袭人体，多伤及阳明太阴二经。自注云：“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地，故多阳明太阴受病。” “湿热病属阳明太阴者居多，中气实则病阳明，中气虚则病太阴。此即为湿热病之正局也，临床典型症状如：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四肢倦怠，肌肉烦痛等。阳为湿遏则恶寒，郁而化热则但热不寒，热盛阳明则汗出，湿蔽清阳则胸痞，湿邪内盛则舌白，湿热交蒸则舌黄，热则液不升而口干渴，湿则饮内留而不引饮。四肢禀气于脾胃，肌肉为脾胃所主，湿热病属阳明太阴者居多”。至于湿温之变局，薛生白指出：“病在二经（指阳明、太阴二经）之表者，多在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以少阳厥阴同司相火，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逆，故易见耳聋、干呕、发痉、发厥。”薛生白将湿温病正局必见之症标示于第1条提纲中，使人易于辨识，不致与他病混淆，而变局兼见之症，因其或有或无，则列入自注当中，使后学即知其常，亦知其变。

（3）祛湿重视宣畅三焦：薛生白认为，“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当三焦分治，湿热俱多，则下闭上壅，而三焦俱困亦。”不论湿重于热，或湿热并重，湿邪为患，必见蒙、流、闭、壅，影响三焦气化。认为三焦气机不畅为湿热病之重要病机，宣畅三焦气机是祛除湿邪的根本治法：①病在中焦者，辛开宣通肺气，藿香叶、薄荷叶、鲜荷叶、枇杷叶、芦根、冬瓜仁以宣上焦阳气，枳壳、桔梗、淡豆豉、生栀子，而开心胸之表；②病在中焦者，多见发热、汗出、胸痞、口渴、舌白，宜藿香梗、白豆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术、厚朴、草果、半夏、干石菖蒲、佩兰叶、六一散，以达开泄中焦湿郁之功，所谓“病在中焦气分，故多开中焦气分之药”；③病在下焦者，症见自利、尿赤、口渴，宜滑石、猪苓、茯苓、泽泻、萆薢、通草等分利为治，务使湿从小便而出，所谓“治湿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4）传变主张病起膜原：《湿热论》认为，“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门户，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而其病机中心在中焦脾胃，谓“湿热乃阳明太阴同病”，“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其传变规律是：“病在二经之表者（所云表者，乃太阴阳明之表，而非太阳之表。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也；阳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湿热一合，则身中少火悉化为壮火”，于是激起三焦相火“上下充斥，内外煎熬，最为酷烈”，而变证蜂起，险象丛生。若“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有湿无热，止能蒙蔽清阳，或阻于上，或阻于中，或阻于下”，“湿热俱多，则下闭上壅，而三焦俱困”（见第11 条自注），“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表里上下，充斥肆逆”。

3.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

吴瑭（约1758-1836，图1-24），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9岁因父病逝而立志学医。继承叶天士对温病的研究，于四十岁写成《温病条辨》。他首先提出九种温病，创立三焦辨证，总结温病治疗原则，有效方剂及危险阶段的药物使用，医界仍有将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辩证结合运用的主张。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图1-24  吴鞠通（1758-1836）及其著作

（1）论述九种温病：①风温，初春阳气升发，厥阳行令，风夹温也；②温热，春末夏初，阳气弛张，温盛为热也；③温疫，疠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④温毒，诸温夹毒，秽浊太甚也；⑤暑温，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⑥湿温，湿中生热，即暑病偏于湿者也；⑦秋燥，秋金燥烈之气也；⑧冬温，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也；⑨温疟，阴气先伤，又因于暑，阳气独发也。

（2）指出病因有三：其一，“伏气为病，如春温、冬咳、温疟，《内经》已明言之矣。”其二，“亦有不因伏气，乃司天时令现行之气，如前列《六元正纪》所云是也。”其三，“更有非其时而有其气， 如又可所云戾气，间亦有之，乃其变也。”吴塘所论温病病因，比吴又可所论温疫之病因不同。而对于戾气认识，只将其与“非其时而有其气”归为一类，认为此“间亦有之”，是引起温病的病因之一。

（3）倡导三焦辨证：《温病条辨·上焦篇》第2 条“风温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指出温邪的侵入途径及发病部位与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的精神一致。中焦篇第2 条指出：“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脾与胃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以上论述，说明温病发病的部位始于肺卫，病邪由口鼻而入，上焦病逆传则为心包，顺传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

（4）制定温病治则：《温病条辨》提出“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作为温病上、中、下焦不同阶段的治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即单纯的上焦温病多指手太阴肺经的病变，部位最高病偏于表，治宜轻清升浮之品，否则药重则过病所。“如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指药物的质地疏松轻浮者，如蝉蜕、桔梗之类。指药物的部位为花叶之类，金银花、菊花、桑叶、薄荷等。指药物味辛，气薄而入肺经者，如淡豆豉、牛蒡子。指用药剂量宜轻，且煎药时间宜短。代表方如银翘散、桑菊饮。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中焦指脾胃而言，是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包括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等气分证。“如衡”指中焦用药既不能失之太薄，亦不可过于厚重。中焦的疾病，邪热较盛，治疗以祛其邪，平衡升降出入之枢纽。温热类用白虎汤，承气汤之类，湿热用王氏连朴饮之类。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邪在下焦，以肝肾真阴大伤为主。“如权”是指下焦病用药须重浊味厚如秤锤那样沉重之品，才能直达病所。“如权”的含义有如下几个方面：指味厚滋腻之品，如熟地、阿胶之类。指介石类及血肉有情之品，鳖甲、龟板、龙骨、牡蛎等。指药物的剂量重，煎药时间长。代表方剂如大定风珠汤、复脉汤。

（5）创立代表方剂：吴鞠通创立了桑菊饮、清营汤、大定风珠汤等疗效卓著的代表方剂。他将叶天士《临床指南医案》所用之法，所遣之药，总结成一整套温病治疗大法和方剂，使温病学理法方药更趋完整。桑菊饮来源于《临证指南医案·咳嗽》18案，原方为连翘、薄荷、杏仁、桔梗、生甘草、象贝，去象贝加桑叶、菊花、苇根组成。清营汤为热入营分的代表方剂，吴鞠通选用咸寒犀角、甘寒生地、玄参、麦冬、竹叶、金银花和苦寒的黄连、连翘组成。“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法当清营解毒，兼养营阴以防邪热进一步内传，而耗血动血。”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汤等育阴潜阳咸寒填精之重剂，用于春温病后期虚风内动之证。大定风珠汤方用以鸡子黄、阿胶、龟板、鳖甲、牡蛎咸寒存阴，并且血肉有情之品能填补欲竭之真阴，生地、麦冬、白芍、甘寒养阴。“存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全方以保阴精为主，寓潜阳熄风于填补真阴之中。

（6）明确治疗禁忌：《温病条辨》中提出了许多温病治疗的禁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温病病性为阳、易于伤阴有关，必须禁忌一切可能损伤津液、阴精的治法，如禁辛温发汗，以免助热耗阴；禁淡渗利小便，免伤阴液；禁纯用苦寒，需配合甘凉生津，以免化燥伤阴；禁数下伤津等。另一类与防止各种病证的误治及相关方剂的误用有关，如湿温治禁、痘证治禁、少阴耳聋治禁以及白虎汤之不可与等。这些治疗禁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拘泥。

（7）提出“五大死证”：《温病条辨·上焦篇》第11条吴氏自注曰：“按温病死状百端，大纲不越五条，在上焦有二：一曰肺之化源绝者死；二曰心神内闭，内闭外脱者死。在中焦亦有二：一曰阳明太实，土克水者死；二曰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在下焦，则无非热邪深入，消烁津液，涸尽而死也。”此“温病死证五大纲”，是吴氏得自临床的卓越见解，对温病危重病证预后的高度概括。不过从今天的医疗条件来看，吴氏所说的“五大死证”，大多经过积极抢救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即就中医本身来说，现代对外感热病急症和危重症的诊治，已积累了不少新成果、新经验，如救治呼吸和循环衰竭，参麦注射液、参附注射液等新产品、新剂型的应用，也能明显提高临床疗效。

4. 王士雄与《温热经纬》

王士雄（1808-1868），字孟英，晚字梦隐，号半痴山人，浙江钱塘人。著有《霍乱论》《温热经纬》等，其中《温热经纬》一书中将温病分为新感和伏气两大类，并就其病源、症候及诊治等进行阐述，是温病学的的集大成者。王士雄“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辑集各家医论，阐发自己见解，对温病学说的发展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尤其对霍乱的辨证治疗有独到见解。重视环境卫生，对预防疫病提出了不少有个性的观点。还对暑邪、伏气温病、顺传逆传及霍乱病深入的阐发，纠正了前人的谬误，补充了前人之未及。对暑、湿、火三气辨证尤多发挥，其用药以轻灵取胜。

（1）辨析新感伏气：新感与伏气相对，指外邪侵袭人体后发病的早迟而言。王氏根据《素问·生气通天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遂将录文称作《内经伏气温热篇》。《伤寒论》在《内经》基础上有新的发展，首次提出“伏气”概念，王氏谓“伏气之病，以意候之”，故罗列相关条文，分别名为《仲景伏气温病篇》和《仲景伏气热病篇》。不过，王氏认为仲景还论及新感热病：“《脉要精微论》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夫暖即温也，热之渐也。然夏未至则不热，故病犹曰温。……若夏至则渐热，故病发名曰暑。……是病暑即病热也。仲圣以夏月外感热病名曰日曷者，别于伏气之热病而言也。”因而汇辑有关条文编成《仲景外感热病篇》。但“自感温病，仲圣未论”，故予缺如。此后医家，如“守真论温，凤逵论暑，又可论疫，立言虽似创辟，皆在仲景范围也。”真正详论温病者，当推叶天士所著《温热论》和《幼科要略》。前者专述新感温病，为使篇名相互对应，更称《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全文收录；后者则涵盖伤寒和温病，温病又包括伏气和新感。然因该书“即阐发叶氏如东扶、鞠通、虚谷者，亦皆忽略而未及”，“故于《温热论》后附载春温、夏暑、秋燥诸条”，改称《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继而又辑《陈平伯外感温热篇》、《薛生白湿热病篇》、《余师愚疫病篇》等。

总体来看，各家所论新感多而伏气少，且有专主新感而否定伏气者如陈氏之文。王氏指出：“陈氏此篇与鞠通《条辨》皆叶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有伏气之温热，二家竟未细绎，毋乃疏乎！”鉴于其“不知有伏气为病之温”，所以王氏断然将“篇中非伏气之说皆为节去，弃瑕录玉，后皆仿此。”王氏概括伏气温病的病机证治特点为：“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故起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分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伏气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脉伏肢冷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之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绛，苔复黄燥，正如抽蕉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秋月伏暑证，轻浅者邪伏膜原，深沉者亦多如此。苟阅历不多，未必知其曲折乃尔也。”

（2）阐释顺逆传变：王氏认为，章虚谷对逆传心包“以生克为解，既乖本旨，又悖经文”，指出“温邪始从上受，病从外解则不传矣。……不从外解，必致里结，是由上焦气分以及中下二焦为顺传。惟包络上居膻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于袭入，是以内陷营分者为逆传也。然则温病之顺传，天士虽未点出，而细绎其议论，则以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内陷为逆也。苟无其顺，何以为逆？”以原文辞义为基础，据“先顺后逆，无顺则无逆”进行推理，说明温病有顺、逆两种传变，否则难以互协。关于传变机制，他解释为，“肺胃大肠一气相通，温热须究三焦，以此一脏二腑为最要。肺开窍于鼻，吸入之邪先犯于肺，肺经不解则传于胃，谓之顺传。不但脏病传腑为顺，而自上及中，顺流而下，其顺也有不待言者。故温热以大便不闭者易治，为邪有出路也。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于心包络，不但以脏传脏，其邪由气入营，更进一层矣，故曰逆传也。”表明病理演变趋势是判断顺逆传变的内在依据，若自脏传腑，邪有出路为顺；而由脏及脏，病情急重属逆。他还据温热病邪的特点，进一步论证腑气通畅的重要性，“温热为阳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难得下行，若肺气肃降有权，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所以“温热病之大便不闭为易治者，以脏热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谓腑气通则脏气安也。”由于叶氏论温只言逆传，王氏加以发扬而引入顺传，其基本原则为医界所认可。

（3）质疑暑必兼湿：王氏认为，“暑令湿盛，必多兼感，故曰挟。犹之寒邪挟食、湿证兼风，俱是二病相兼，非谓暑中必有湿也。故论暑者须知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误以湿、热二气并作一气始为暑也，而治暑者须知其挟湿为多焉。”但“暑与湿原是二气，虽易兼感，实非暑中必定有湿也。譬如暑与风亦多兼感，岂可谓暑中必有风耶？若谓热与湿合始名为暑，然则寒与风合又将何称？更有妄立阴暑、阳暑之名者，亦属可笑。如果暑必兼湿，则不可冠以‘阳’字；若知暑为热气，则不可冠以‘阴’字。其实彼所谓阴暑，即夏月之伤于寒湿者耳。......故寒、暑二气不比风、燥、湿有可阴可阳之不同也。”此外，王氏认为东垣清暑益气汤“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所以他“每治此等证，辄用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竹叶、荷秆、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无不应手取效也。”

（三）伏气温病学派的诊疗观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