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话语权的转移

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说：“现在回想起来，我问自己在《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我谈了些什么呢？除了权力我又能谈什么？”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前言中，福柯同样提出了权力的概念。他说：“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了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在福柯眼中，他用古典权力与现代权力来划分“临床医学诞生”前后的“权力变化”，这是一种将政治学概念引入医学史研究的类比推理，并非切实从医学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笔者认为，那场医学革命虽然变革了“话语权”，但是，是从圣人的话语权演变成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话语权，其方法论就是从哲学思辨走向了实证研究。

（一）思辨与实证，谁更权威？

2002-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已经过去了18年之多，其中关于病原学诊断有一段坎坷曲折的故事让人记忆犹新。这段故事可以看出中西医学话语体系截然不同的学术风格，它颇似西方医学在18世纪末，话语权由“圣人说了算”转移到“事实说了算”的情景。

1. SARS的中医病因学认证

这如同西方传统医学，到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里找依据（“古人说了算”）一样，中医对于外感疫病的病因学认证，是结合当下的临床表现，到古典学说里去寻找理论依据。但问题是，不同的古代医家有不同的说法，哪一家都有道理，因此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自行其是。

（1）疫疠致病说：按照《诸病源候论》、《温疫论》的观点，认为SARS 的病因由于戾气（或疫气、疠气）所致。但并无明确对应的治疗方法，这是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被边缘化的原因。

（2）春温伏湿说：邓铁涛教授认为该病属于中医春温病伏湿之证，病机以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并易耗气夹瘀，甚则内闭喘脱为特点。这是“伏气温病”的观点，王斌等认为是伏寒化温，当以春温病辨证论治。

（3）风温夹湿说：彭胜权教授认为本病应归属于风温夹湿，应该按照风温病辨证论治。

（4）伏气外感说：周仲瑛教授认为，本病属于肺热内伏，外感时邪疫毒，“戾气”（变异的冠状病毒等）流行，触犯人体而发病。其中外感时邪以风邪为主，风邪可以夹寒、夹热、夹湿，与疫毒（戾气）杂感伤人。即王叔和所说：“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病也。”

关于治疗，也是言人人殊。王琦教授将基本病机概括为：热、毒、虚、瘀，治疗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辨治。邓铁涛教授认为其病机为湿热蕴毒，阻遏上中二焦，并易耗气夹瘀，甚则内闭喘脱。治疗即在湿热基础上，根据气虚、血瘀的不同进行治疗。周平安教授认为热毒、瘀毒、湿毒是病机关键，并根据临床表现的不同，分别按发热期、喘憋期、恢复期辨证论治。周仲瑛教授认为该病很可能主要表现为三焦传变过程，但在治疗上主张分为初期、中期、极期、恢复期四期进行辨证治疗。

2. SARS病原学的实证研究

现代医学研究病原体有一套基本的程序，即“科赫规则”。不同的学者，根据客观所见，提出自己的研究结论，统一接受科学事实的检验。经得起检验的就获得大家公认，得不到检验的认识就淘汰出局。当然，即使淘汰出局的研究也对以后的研究有借鉴作用，是后来正确结论的阶梯。

2003年4月7日，《健康报》发表了记者郑灵巧采写的通讯“破译病因之谜”：连月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多学科专家联手攻关，严格按照确定未知致病因子的步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昼夜工作，初步解开了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种种谜团，在非典型肺炎病原的确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医学上对于任何一起原因未明疫情致病原的确定都需要遵循3个原则：分离培养出病原；用分离培养出的病原与病人血清反应，见到阳性结果；以分离培养出的病原接种动物，观察到同样的病理改变。目前，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查找非典型肺炎病因的研究已完成了前两步。参与这一研究的强大的专家阵容涉及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细胞培养、血清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其大量的研究，已为“新衣原体样因子”的致病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专家们认为，他们所发现的新衣原体样因子很可能就是本次非典型肺炎暴发的病原，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病原。那么，对于这一中外瞩目的致病原，科学家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1月中旬，中国CDC接到广东疫情报告，很快派出了专家组，会同当地专家，赴发病地区现场核实疫情。专家们发现，这是一种与以往非典型肺炎都不相同的传染病，其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密切接触后突然发病。专家们从现场带回了血清标本，开始了病因排除的系列试验。同样的试验也在广东省紧张进行。至2月份，细菌（尤其是肺鼠疫、炭疽、军团菌）、钩端螺旋体、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麻疹病毒、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人流感病毒等病原体，被一一排除。

2月8日春节刚过，中国CDC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明显增加的非典型肺炎病例。9日，该中心专家组与卫生部领导再赴广东指导处理疫情。这次广东之行，专家们带回了两份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人的肺组织标本。为选择最佳研究方案，该中心多学科专家一同开会论证。2月15日下午，标本转到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的实验室。拿到标本，洪涛和孙异临等助手彻夜工作，通过电子显微镜反复观看鉴别。2月18日，经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的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在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

衣原体是一类严格的真核细胞内寄生的原核微生物，目前被划分到衣原体科，该科只有一个衣原体属。其中包括沙眼衣原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和兽衣原体4个最主要的种。已知能引起人类发病的为前3个种，引发人肺炎的为肺炎衣原体和鹦鹉热衣原体。所观察到的衣原体样颗粒是不是已知的衣原体呢？

洪涛院士的助手王健伟博士、段淑敏副主任技师等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倪安平教授、病理科陈杰教授和军事医科院端青研究员的帮助下，将患者肺组织进行切片或印片，分别用衣原体属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肺炎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种特异性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和免疫荧光检测，结果全部阴性；将组织培养物用衣原体属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也为阴性。这表明，病人肺组织中的衣原体样因子与已知的衣原体都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新的衣原体样因子！

作为病毒专家，对于发现新的病毒具有更浓厚的兴趣。然而接下来的研究，闯入他们眼帘的，仍然是“衣原体样因子”。3月1日，他们将一名病人尸解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3月3日，对另一名病人尸解肺、心、肝、脾、肾组织标本作电镜观察与鉴别，在肺、肝、脾、肾组织标本中，再次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又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4日，用病人尸解脾组织标本与6份患者恢复期血清进行免疫荧光检测，5份血清标本阳性，并且大量而密集的荧光聚集在细胞浆，从血清学方面首次证明了病人组织中存在本次暴发的病原。在细胞浆内发现荧光，使科学家们对于病原的搜寻工作缩小至病毒、衣原体等少数几类微生物，因为理论上只有这些微生物是在细胞内寄生的。

进入3月中旬，病原体研究工作再度获得意义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仅分别从来自不同地区、医院并有着不同病程的全部5个尸解病例多脏器组织标本的观察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样包涵体、原生小体、中间体颗粒的存在，而且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尸解标本感染的组织培养细胞中存在大量衣原体样颗粒。其后，他们又在其他不同种类的培养细胞中观察到同样的结果，从而标志着组织培养的病原体已经获得，为进一步的病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直在组织指挥病原查找研究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梁国栋研究员，连月来几次奔赴发病地区，两次在尸解现场采集标本。他告诉记者，该所5个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全力倾注到病原的查找中。每天，他们都有一次研究进展信息交流与讨论会，由所长阮力主持，每天都要上报一份研究情况的书面报告。

据介绍，3月下旬以来，各攻关组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毕胜利研究员等专家血清学的系列研究，印证了所分离病原与病人血清有对应关系，印证了细胞培养的病原与尸解病人肺组织中的病原是一致的。他们在急性期和恢复期病人血清中均检测到人体可耐受剂量100倍的耐热内毒素，这一重要发现将为最终确定病原提供重要依据。

最初，攻关组的专家们设立了一个假说：如果死亡病人与存活病人为同一个致病原的话，那么存活病人的血清中就应当有这个病原的抗体。如今，这个假说已基本从免疫学和血清学的结果中得到了确认。

对于衣原体样致病因子的诸多发现，境内外有学者存有疑义。由于有学者怀疑禽流感为致病原，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专家们又赶赴病区，通过大量的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实验，彻底排除了禽流感病毒和流感病毒为本次疫情的病因。接着，副黏液病毒的致病说也基本被否定。虽然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李德新研究员等专家通过PCR技术，也从病人肺、脾中扩增到国外报告的冠状病毒样基因序列，而攻关组对于5名死于次此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多器官检测，一直未能分离到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任何典型病毒，他们正在继续进行大量的组织切片观察和免疫电镜研究，以期发现其他病原的蛛丝马迹。

在病原学的研究中，专家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疾病流行的现场，没有离开对病人临床病症的观察。疾病控制第一线的同志，流行病学、临床学同行们的献身精神和出色工作不但为寻找和印证病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尽管如此，钟南山院士对衣原体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健康报》2003年5月16日李天舒报道）：假如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有上呼吸道炎症，但是我亲自观察病人的口腔，怎么都没有呼吸道感染的迹象呢？讨论中，面对在座的各位专家，他神情坚定地说：“我不同意这一结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你完全可以选择沉默。”他平静地说：“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跟权威讲的如果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刘畅在2003年5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科学探索会有失败”的文章，记述洪涛院士回首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这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它让人们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是发现未知，出现失败、错误的“结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

显然，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对于病因学的求证方式大不一样，后者有一个科学检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理论形成方式的分水岭。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前者言人人殊，因此而获得的治疗方案也是五花八门；后者自觉地统一于客观事实，成为唯一的科学结论。

当然，得到了SARS-CoV的正确病原学认识，并非立马就有了防治的办法，无论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究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尽快地缩短这个过程，是现代医学仍然正在努力的方向，相信这个目标会逐渐接近。正如病原学研究一样，我们在SARS面前走了弯路，但吸取教训之后进步很大。2013的H7N9禽流感病毒，中国科学家在1月内明确了新型流感的病原基因结构、分子特征和起源；2020年的SARS-CoV-2，在1周内阐明了其病原学特征。这就是现代医学之所以日新月异的内在机制。

（二）经典与突破，谁更具引导力？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血液循环，是由体循环和肺循环两条途径构成的双循环（图6-2）。血液由左心室射出经主动脉及其各级分支流到全身的毛细血管，在此与组织液进行物质交换，供给组织细胞氧和营养物质，运走二氧化碳和代谢产物，动脉血变为静脉血；再经各小静脉中静脉最后经过上、下腔静脉及冠状窦流回右心房，这一循环为体循环（即大循环）。血液由右心室射出经肺动脉干的各级分支到肺毛细血管，在此与肺泡进行气体交换，吸收氧并排出二氧化碳，静脉血变为动脉血；然后经肺静脉流回左心房，这一循环为肺循环（即小循环）。

图6-2  现代血液循环示意图 

这是实证科学的产物。得出这个符合客观真相的血液循环理论，经历了一个经典与突破的传奇过程；回顾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经典与突破，谁更具引导力？

1. 经典中的血液运行说

实证科学家对生命活动的研究，通常采用两种基本方法，即观察与实验。在科学发现之前，古人已经开始观察到人体内的血液运行的现象。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医学在形成过程中往往借助粗糙的解剖学认识，加上自然哲学的思辨，来推测其内在的生理机制。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377）就清楚心脏的位置与血管以及脉搏的关系，他认为脉搏是血管运动引起的，而且血管连通心脏。因为观察的是尸体，在尸体里的血液都被驱入静脉，而动脉中则是空的。因此他们猜测，人体动脉内充满着来自肺里的空气。不过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红色）、粘液、黄胆和黑胆（储存于脾）4种体液组成，这4种体液的不同配合，维持人体的正常机能和形成不同的体质。

随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描述了心脏和心包的轮廓、大血管在心脏的出入口，以及血液经由心脏流至其他部分而营养全身。亚里士多德的认为：①食物在心脏内转变成血液；②心脏给血液加热；③动脉里充满了空气；④心脏产生“元气”；⑤静脉和动脉血都有涨有落，有时向心脏流入，有时从心脏流出。这种观点来自于当时的一种理念：天体运行是永无休止的匀速圆周运动，大地上的一切现象都是自始至终的直线运动。

到了公元2世纪，古罗马医学家盖仑（Claudius Galen，129-199）提出了新的血液运动的理论。他的理论可以用“三灵气说”表述：人的静脉血带着从食物营养中来的“自然灵气”，与空气接触后变成带有“生命灵气”的动脉血，再流经大脑变成“动物灵气”，动物灵气通过神经系统支配全身的感觉和运动。

盖伦的这套血管理论思辨地非常完整，为当时人们看到的各种生理现象提供了全套解释。只是有一个问题：心脏的左心室和右心室有室间隔，在盖伦的理论体系里，血液是怎么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的？

盖伦认为，肝脏将人体吸收的食物转化为血液。血液由腔静脉进入右心，一部分通过室间隔肉眼看不见的小孔（实际上，动物解剖可以看到，室间隔是一块很厚实的隔膜，上面没有孔洞）由右心室进入左心室。心脏舒张时，通过肺静脉将空气从肺吸入左心室（左心室是自然灵气的储蓄池），与血液混合，再经过心脏由上帝赐给的热的作用，使左心室的血液充满着生命灵气（vital spirit）。这种血液沿着动脉涌向身体各部分，使各部分执行生命机能，然后又退回左心室，如同涨潮和退潮一样往复运动。右心室中的血液则经过静脉涌到身体各部分提供营养物质，再退回右心室，也像潮水一样运动。血液的流动是以肝脏为中心的，血液在人体内像潮水一样流动之后，便逐渐被身体所吸收。他的这种称之为“血液潮汐论”。除了自然灵气和生命灵气，盖伦体系还有第三种灵气，叫做动物灵气（animal spirit）。自然灵气的来由是这样：携带生命灵气的血液，大部分去到身体各处，维持生命力。一小部分往上走，去到大脑。大脑底部有一片疏松的血管网，叫做迷网（rete mirabile）。迷网以血液和自然灵气做原料，提炼出动物灵气。动物灵气主要负责人的感觉和运动。一部分物精会变成脑涎，通过颅底的筛骨小孔进入口鼻，就是鼻涕。 

在后来的1000多年，大家对盖伦的“三灵气说”深信不疑，尽管从来没人看到室间隔中的微孔，也找不到三种“灵气”之间转化和营养身体各个部位的可靠证据。 

以上可以看出，西方传统医学中自然哲学的猜测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不会带给医学研究任何积极正面的影响，甚至造就一代又一代膜拜者，从而抹煞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意愿。

同时代的中医学也是这样，《灵枢·营卫生会》说：“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认为由饮食水谷化生的精微物质形成营卫之气，其“精专”部分即营气从中焦进入肺脉，通过心及其所主血脉的化赤作用，在脉中化为血液，循行流注于经脉之中，沿着十四经脉的分布路线，始而手太阴肺经，终而足厥阴肝经。其“慓悍”部分直至上焦（胃上口），并咽上膈，布胸中而走腋，沿手太阴肺经之分，在经脉之外，随着营气运行的同一路线、方向和速度，在经脉外与营气并行不已。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卫气在经脉外循行，当平旦阴气消尽时，卫气出行于六阳经，自目内眦上行至头，下入足太阳经之分，其中散行的部分，别出于目锐眦而下手太阳经，同时也入足少阳经和手少阳经；散行的另一部分，出行至耳前合于足阳明循行在颔部的经脉，而下入五趾间，并且从耳下下入手阳明经之分。行于六阳经的卫气，惟行于足阳明经的一支循阴跷脉上行入目。而再循手足太阳经脉之分，按上述规律，手足少阳、手足阳明，循环不息。计日行于阳经二十五周，到夜间至阴跷脉，注于足少阴经，而至肾脏之分，由肾注入心、至肺、至肝、至脾、再至肾，如此循环，亦二十五周，至平旦，又行至阴跷，上出于目。

虽然“流行不止”、“营周不休”、“如环无端”的说法，部分猜测到“血液循环”的特征，但缺乏实证精神的自然哲学思辨，永远不可能导致准确精细并允许修正的“血液循环”理论。

2. 塞尔维特的突破

前面提到，客观真实的血液循环有大小两个循环，但这两个循环不是一个人同时发现的。肺循环由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M Servetus，1511-1553）发现，体循环是哈维·威廉姆（William Harvey，1578-1657）于1628年发现的。围绕血液循环的发现史，有一系列曲折感人的故事。

米凯尔·塞尔维特1511年出生于西班牙韦斯卡省的一个小村，他的父亲（安东尼奥·塞尔维特）是Sijena皇家修道院的一名文书。塞尔维特自幼聪颖早慧，天生具有快速掌握多种语言的天赋。1524年，13岁的塞尔维特被父亲送去上大学，可能是萨拉戈萨或莱里达大学。1526年，进入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此后，他机缘巧合投身医学界，到巴黎求学。幸运的是，他辗转来到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1514年-1564）的身边，以助手的身份继续学习。由于维萨里在解剖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进展，塞尔维特能够接触到当时最前沿的医学知识。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的小循环被发现了。

值得指出的是，那时的维萨里已经对盖仑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在《人体结构》第一版，维萨里还没有直接否定盖伦所说的心脏室间隔的“微孔”，只表示了初步怀疑：“造物主让血液从右心室渗入左心室，却不让我们看到渗入的通道，这很让人惊讶”。到第二版，他的质疑更为明确：“关于心室心脏中间的隔墙，也就是室间隔，学习解剖的学生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室间隔跟心脏其他地方一样厚，一样紧凑，一样致密，……我依然看不出来，即便是极微量的血液，又如何能穿透室间隔组织，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

在《基督教复兴》中，塞尔维特提出了“灵魂本身就是血液”的看法，认为血液是从右心室先流到肺，再由肺送回左心房，并强调这种循环是“在肺内完成的”。即经肺动脉分支血管，在肺内经过与它相连的肺静脉分支血管，流入左心房。他还认为在其间存在着一些很巧妙的装置（看不见的微血管），和极微细的肺动脉分支和肺静脉分支相连结；并预见到血液按心肺循环流动的生理意义。他认为，左、右心室中的血是交流的，但并不是盖伦所说由心室的“间隙”所通。并指出：血液在肺血管内经过“加工”并得到澄清。这些看法都提到肺循环的基本事实，限于当时条件，他未能提出有系统的循环的概念，“循环”一词未被使用。但后人基于他的功绩，常将肺循环称为“塞尔维特循环”。

3. 哈维的《心血运动论》

哈维（图6-3）是一位16世纪的英国医生，他15岁进入剑桥大学一个分校，21岁到意大利帕杜瓦大学学医（当时伽利略正在那里教天文学），24岁那年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图6-3  哈维·威廉姆（William Harvey，1578-1657）及其著作 

哈维阐述血液循环的著作《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是他50岁的时候发表的。从后来能找到的文稿推测，他早就已经有这个观点，只不过，面对捍卫传统的各种压力，他搜集了十多年的证据，才正式挑战盖伦的血液运行理论。因为这个挑战并非小事，要出手就必须有说服力，他要找一个最有效的切入点。

那个年代的欧洲，人们不再依靠古人的典籍来获得知识，而是自己开始研究自然，理解自然。哈维首先拿动物开刀，据他的笔记记载，他一生共解剖过动物的种类多达40多种。他解剖过许多大动物，通过解剖，终于发现心脏像一个水泵，把血液压出来，血液便流向全身。哈维用兔子和蛇，反复做实验，他把它们解剖开之后，找出还在跳动的动脉血管，然后用镊子把它们夹住，观察血管的变化，他发现血管通往心脏的一头很快膨胀起来，而另一端就马上瘪下去了，这说明血是从心脏里向外流出来的，由此证明动脉里的血压在升高。他又用同样的方法，找出了大的静脉血管，用镊子夹住，其结果正好与动脉血管相反，靠近心脏的那一段血管瘪了下去，而远离心脏的另一端鼓胀了起来，这说明静脉血管中的血是流向心脏的。

哈维在不同的动物解剖中发现了上述同样的结果，他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血液由心脏这个“泵”压出来，从动脉血管流出来，流向身体各处，然后，再从静脉血管中流回去，回到心脏，这样完成了血液循环。他把这一发现写成了《动物心脏和血液运动》一书，正式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

为了证明人的血液循环也与动物一样，他还在人身上反复地实验。他请了一些比较瘦的人（容易在身上找到血管）。他把那些人手臂上的大静脉血管用绷带扎紧，结果发现靠近心脏的一段血管瘪下去，而另一端鼓了起来。他又扎住了动脉血管，发现远离心脏的那一端动脉不再跳动，而另一端，很快鼓了起来。证明完全与动物的血液循环是一样的。他在书上告诫人们：“无论是教解剖学或学解剖学的，都应当以实验为依据，而不应当以书籍为依据；都应当以自然为老师，而不应当以哲学为老师。” 

哈维还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来最先形成血液循环这一概念的。哈维估计心脏每次跳动的排血量大约是两盎司，由于心脏每分钟跳动72次，所以用简单的乘法运算就可以得出结论：每小时大约有540磅血液从心脏排入主动脉。但是540磅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的整个体重，甚至更加远远地超过了血液本身的重量。因此哈维似乎明显地认识到了等量的血液往复不停地通过心脏。提出这一假说后，他花费了九年时间来做实验和仔细观察，掌握了血液循环的详细情况。

哈维他一生中写过大量的科学论著，但是只发表了《心血运动论》和《论动物的生殖》两书以及几封为《心血运动论》辩护的公开信。其中1628年，发表的划时代著作《Heart and movement of blood》（中译名《心血运动论》），这是第一本基于实验的生理学著作，标志着近代生理学的诞生，同时也奠定了哈维在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不过，哈维始终没能发现毛细血管，这是血液循环理论的一个重大缺憾，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显微技术还没普及。的确，哈维没有明确的观察结果来说明血液是怎么从动脉进入静脉的，他只是猜想，血液经动脉来到身体各处的组织之后，会被静脉“吸取”，就像海绵吸水那样吸入静脉系统里。至于血液被吸入静脉之后，依靠什么动力来流向心脏，哈维猜想是肌肉收缩挤压的结果。这个错误，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毕竟他不知道动脉和静脉通过毛细血管直接连通，于是心脏对动脉施加的推力，是可以延伸到静脉，然后继续推动血液流动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去世不久，1661年，33岁的意大利生理学家马尔切罗·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用自己研制的显微镜观察青蛙的肺脏，发现了动脉血返回静脉的真正通道，也就是毛细血管。这就给哈维的血液循环通路补上了那个关键的缺环。这就是实证科学，它并非要求像哲学思辨一样来演绎理论的圆满性，而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预留下科学研究的空白，或者尚无事实证实的猜想以引导后人的继续研究。

哈维虽然根据解剖观察，确定了血液是处于循环状态，但是那时人们不知道氧气，更不知道人体细胞需要靠氧气生存。所以哈维并不知道循环的生理意义，尤其是肺循环吸收氧气的意义。因为当时现代科学仍处于起步状态，哈维试图解释血液循环的意义的时候，没能完全摆脱古代的那种浪漫解读。他曾经说，血液循环就像水在自然界的循环。在自然界，雨落地变成地面的水，地面的水被太阳加热，蒸发变成云，云酿造了雨，如此循环。这是宏宇宙（macrocosm）。而血液在我们身体这个微宇宙（microcosm）里也经历类似的过程：动脉血营养组织，就像雨水滋润大地。静脉吸收血液带回心脏，就像地上的水蒸发，返回天空。哈维认为这是造物主的设计。

跟任何新科学新发现一样，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也招来无数攻击。捍卫传统理论的学者们纷纷质疑：盖伦说了，血液是从吸收的食物转换过来的营养。谁都知道营养必须新鲜，循环使用陈旧的血液，简直是荒诞不经的想法。如果血液循环流动，岂不是意味着发烧的时候，血液里的脓毒就没法排出，而是不断重新毒害身体？你解剖的动物都还活着，肯定是动物在痛苦之中生理过程发生了扭曲，才会出现你说的那些现象。那根本不能说明血液在循环。再说，你怎么肯定动物身上发现的事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身体功能。你说动脉血到了末端组织时候能穿过微孔回到静脉，我们怎么看不到这样的微孔？

那些“宁愿跟着盖伦错”的铁杆盖伦信徒当然更不会接受哈维的新发现。不过哈维没花费太多时间跟他们争辩。哈维知道，这些情怀人士崇拜盖伦，不是因为盖伦的科学成就。他们只是把盖伦当作一尊神来膜拜。对这样的人来说，神像是不能倒的，不然他们就失去了心理拐杖，自己就不知道怎么走路了。所以跟他们摆事实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心血运动论》之后开创了医学生理学实验的新时代，因为“科学理论”的“不圆满”，把人们引入依据客观事实搜索未知的广袤“原野”，而不是陶醉在经典的“圆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