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医现代化的基础是理论现代化；如果没有现代化的理论，中医所有的现代化都将成为空中楼阁，成为无本之木。那么，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石在哪里？其价值取向如何？本文试探讨如下：

一、疫情下的中医病因学尴尬

“治病必求于本”一直是中医诊疗的最高追求。“本”是什么？虽然可以有不同说法，但“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无疑是最基本的认识。故此，如何应用中医学理论解读2019新型冠状病毒（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其命名为“SARS-CoV-2”，所致疾病命名为COVID-19），成为重中之重的事情。

仅以官方发布的治疗方案为例。最早的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卫健委发布了湖北省中医院牵头制定的“防治方案”以“热毒”、“湿毒”论治本病；1月23日，北京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防治方案”以“疫毒”“袭肺”、“壅肺”、“闭肺”辨证论治；1月23日，国家卫健委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以“湿邪”、“热邪”、“邪毒”辨证论治；1月24日，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防治方案”以“湿邪”“热邪”辨证论治；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以“寒湿”（早期）、“湿毒”辨证论治。据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郑文科教授等统计，各省市21个地方方案中，涉及的证型9类，涉及病邪6种，推荐方剂40种，中成药32种。

我们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传染病辨证体系规范化实践》一书中初步统计了“2019-新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病因学说，至少有七种：一是“疫疠致病说”，二是“寒湿致病说”，三是“湿毒致病说”，四是“热毒致病说”，五是“湿浊疫毒说”，六是“伏燥说”，七是“木疫说”。

一个“SARS-CoV-2”为什么会“讲出”这么多不同的“病邪”来？这要从中医学理论的自身缺陷说起。

其实，中医的外感病因学不仅仅是“时气说”（六淫学说），还有“戾气说”、“瘴气说”、“毒邪说”等等。迄今为止，应用得最成熟的是“时气说”，它与中医的病机、诊断、治法、药性密切关联，形成了中医外感病学说的（辨证论治）因机证治体系。但尽管如此，中医的外感病因学仍然不能够让其一统天下，因为缺乏判别式实验的依据，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根据任何一种古代病因学学说都可以说出不同的病因学理由，而且各有道理，互不买账。

那么，中医病因学理论为什么不能统一起来？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源于直观的生活经验及其“猜测”，没有采用研究“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实证手段。虽然，“百家争鸣”之风可喜，但缺失“客观检验”思维可悲！

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审证求因”，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最终仍然是“审证求证”，并非能够获得真正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现代科学研究病因学（即因果关系）”有一套基本的规范和程序，并非简单地“审一审”就可以审出来的。研究“因果关系”，在逻辑学上有“穆勒五法”，在微生物学上有“科赫法则”，每一步程序都要落到实处，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才能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才能够完成从假说到科学理论的过渡。

因此，中医外感病学的所谓病因学，只是一种类似语义学的“约定俗成”，而没有追求客观性依据的严格理念与方法学程序。这次新冠状病毒肺炎所暴露出来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谁都可以自说自话，求丰富多彩易，求专家共识难。这种现象是中医学的内在缺陷所决定的，因为医学理论产生的过程中就没有客观检验这一实事求是的精神禀赋，以及采用相关的研究策略和技术手段。缺失了这一环节，就与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有了南辕北辙的差距。

但是，中医病因学并非一无是处。从今天来看，这个病因学的本质含义应该代表的是机体的病理生理学状态，即辨证论治的核心是“对症处理”，而非“病因学治疗”，类似于刘清泉教授所说的“不是抗病毒而是强自身”。

从这个角度看，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是对的，因为对症处理的前提是“症”（证）。进一步而言，临床上出现的某些“乱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症处理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而且，这也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中医追求，因为中医看重的是“病人”（病理生理学状态），而不是“病”（病原学）。毕竟“病人”是本，“病”是标。

二、虚拟的病理生理状态医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