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个生物学假说

在这里，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关于科学起源的生物学（遗传学）假说。因为这个想法，必须首先给出“科学”的准确定义，否则所谓假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言人人殊的“科学”

（1）缘起

科学本来是舶来品，但是因为热乎，各种词义的表述简直成了言人人殊，甚至还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也找到了说法。例如《说文解字》：科，会意字，“从禾从斗，斗者量也”，故“科学”似可称之为“测量之学问”。不过，宋代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说：“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显然，这个“科学”指的是科举之学。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公刘的《太阳的家乡》说：“这种悲惨的情况，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根本问题是要办教育，叫人们接受科学。”好像是指的思想方法。

曹禺在《北京人》第二幕：“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学，研究美术，研究文学，研究他们每个人所喜欢的，为中国，为人类谋幸福。”似乎指的是自然科学。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柯岩《奇异的书简·船长》：“多么精细，多么科学！完全是科学家的逻辑！”表明是符合逻辑的理性做法。

（2）舶来品

“科学”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

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科学”是专门的“个别学问”，有的在以“分科的学问“的意义被使用着。

明治元年，福泽谕吉执笔的日本最初的科学入门书《穷理图解》出版。同时，明治时代“science”这个语言进入的时候，启蒙思想家西周使用“科学”作为译词。

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掀起了学习近代西方科技的高潮，清末主要通过近代化之路上走在前面的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许多人认为，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大概是康有为。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两词并存的局面。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一词才取代“格致”。

在中国，教科书上一般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或称为理科）和社会科学（或称为文科）。而诸如心理学、哲学（有别于科学）在中国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概念被认为存在划分不清、界限模糊的情况。因而“科学”一词常被模糊地使用。

（3）不同的定义

中国传统将所有的知识统称“学问”，古代将关于自然物道理的学问称为“物理”。因此古代的物理即是自然知识（数学独立于“物理”）。到目前为止，对于“科学”尚无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辞海》1979年版：“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

法国《百科全书》：“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

前苏联《大百科全书》：“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科学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和不断发展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对现实世界规律的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

日本《世界大百科辞典》：“科学是认识的一种形态……是指人们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和积累起来的、现在还在继续积累的认识成果……知识的总体和持续不断的认识活动本身。所谓科学，是具备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既具体又普遍的有体系的学术上的认识，即科学是学问达到最高程度的部类。”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

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科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

前苏联学者凯德洛夫：“科学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概念体系……它总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类活动‘精神劳动’的形式。”

美籍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而论，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

还可以罗列很多。但显然，各家说法各有偏重，可谓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4）狡黠的科学哲学家

为了推介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与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刘兵教授有一个对谈“《什么是科学》——向理论深渊踊身一跃”（见《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16 版）。

他们认为：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类的学术稍有涉猎的人，通常都会避开“什么是科学”这样的论题，因为这是一个理论深渊，而且可以说是一潭黑水深不可测。只有某些“科学原教旨主义+科学麦卡锡主义”的狂妄浅薄之人，才会在轻率教训别人时开口闭口给科学下定义。吴国盛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当然不是这样的狂妄浅薄之人，可是这一回，他竟然丝毫不躲避“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而且还将它用作书名，这简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啊！

在《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16日第9-10版已有五位教授发表了对此书的评论之后，他们才做出决定：“老友如此大无畏献身，我们当然也应该见贤思齐，冒险来谈一谈他的这本新书。”在对谈中，江教授首先抛出在他们圈子里已经通行“宽面条窄面条”典故：如果对科学采取宽泛的定义（即“宽面条”），那么中国古代也有科学；如果对科学采取狭窄的定义（即“窄面条”），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这样一来，“站队”问题虽然存在，但至少可以从逻辑上被转移到对科学定义的选择了。因为“站队”问题存在严肃性和某种隐含的道德压力，都明显大于对科学定义的选择。通过选择“面条”的比喻可以让此事变得稍微轻松一点，也容易一些。江教授坦言，他过去喜欢选窄面条，现在的立场变得更为“不负责任”：可以一会儿选窄面条一会儿选宽面条，理由很充分：为什么不能将这两碗面条都买下来，随意挑着吃呢？

事实上，吴国盛教授读研究生时，就看到了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他当时觉得，这本书没有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而中国读者恰恰对这个问题怀有迫切的追问欲望。但是，作者虚晃一枪，只是通俗介绍了20世纪从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到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而压根没有解答“科学究竟是什么”。即使是吴国盛教授本人的著作《什么是科学》，他虽然“向理论深渊踊身一跃”，但仍然继续玩弄这个技巧，让我们这些门外汉仍然不得要领：“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一下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当科学事业遭公众误解、受公众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向他们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所取得的成功。”（见《什么是科学˙自序》）

吴国盛教授曾有名言：“哲学家不怕观点荒谬，只怕不自洽”。我发现，他为什么在《什么是科学》中对科学做了那么多似是而非的的定义，可能恰恰是为了逻辑自洽，而选择了“科学”概念的非确定性（但这也是该书的理论内伤）。我进一步发现，所有论证“西方科学起源”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地选择了江晓原教授提出的“宽面条窄面条”典故。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欣赏古希腊时期直接影响科学生长的几大关键基因：第一，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第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第三，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第四，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丹皮尔W C.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91）。

据我所知，吴国盛教授就是如此。他长期以来对古希腊的关注和研究，形成了一种对古希腊传统的特殊偏爱，因此在《什么是科学》中给了古希腊传统以最高的评价和地位，即使采用“窄面条”说事的时候，也给予第二章名称为“西方科学溯源：希腊理性科学”。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中国古代因为缺乏核心文化基因，而与科学相去甚远，甚至连自然哲学都算不上，仅仅是博物学而已。

在这里，我不会以站队思维来贬低吴国盛教授的学术造诣，恰恰相反，我从他阅读了那么多的科学、哲学著作，以及写了那么多的畅销的科学史、科学哲学著作，而怀有由衷的敬佩（何况，他还是我们的湖北老乡）。但事实表明，近代科学并没有在古希腊产生，“希腊理性科学”这个说法确实过于拔高。一般认为，古希腊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长期分离[魏佳音，李建珊. 也谈近代科学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M].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20（2）：63-67]。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探索科学起源的生物学假说。

2. “科学”及相关概念的重新定义

显然，没办法再忽悠下去了，何况我并不在他们的江湖之中（如果说江湖险恶的话）。如果不为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自以为具有创建性的关于科学起源的假说（模型）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自认为这个假说是批判性地解决“李约瑟难题”的一体两面——“为什么科学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是挑战科学史权威、论证“古代没有科学”的关键环节。

当然，为了本书的逻辑自洽性，我们将“科学”限定在“现代科学”而且是“自然科学”范畴（本书决心将这一定义一贯到底，绝不让它出现歧义）之内。并且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视角，将“巫术（文化）”、“自然哲学”、“科学”和“技术”几个概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重新定义。根据“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我们把“思辩体系”看成是前三个概念的“属”（如果为获得学界认可，把“知识体系”作为“属”，相信大家都能够接受，但自认为思辨体系更加符合实际，尤其是与“自然哲学”、“巫术（文化）”的关联更为紧密），来剖析它们之间的“种差”，以及与“技术”的相关性。

（1）巫术（文化）：是人类走出“混沌”时，对经验事实的一种超自然思辩体系。

（2）自然哲学：是人类追究经验事实发生机制的一种自然归属的思辩体系。

（3）（自然）科学：是人类追究经验事实发生机制的一种客观化、规范化的思辩体系。

（4）技术：对科学而言，技术是确立经验事实，分析发生机制，实现客观化、规范化的手段和工具。

拟出本文初稿之后，我曾经的学生、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博士、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附属南方医院王维武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性意见：第一，从逻辑上来说，限定“现代科学”相当于承认还有“古代科学”。古代科学是“繁衍混合”的基础吗？从时间和空间上说，古代并没有比现代更好的繁衍混合的条件。例如古代人的迁徙、交通通讯能力有限，语言不通用，在那种情况下是如何发生了繁衍混合？而到了更具备繁衍混合的中世纪反而发生了“生殖隔离”？第二，如果认为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文化，而且这文化是现代科学的襁褓，那么文化何以能孕育科学？我们古老的易经、儒家思想也并没有衍生出自然科学对吧？

为了消解他的质疑，我们仍然得回到“李约瑟难题”上，即必须承认科学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别。他对人类科学发展模式的认识也是值得推崇的，即原始型→中古型→近代（现代）型。就医学而言，也就是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现代医学，这恰恰符合我们撰写该书的宗旨。

他的另一个意见也非常可取：科学，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应有两个基本内核：一是“解释”（explanation）,即在现象与本质之间建立联系，且这种联系是testable的；二是“预测”（prediction），这个总结出来的规律可以在约定的条件下预测未发生的变化。由这样一系列解释和预测构成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

那么，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区别恰恰在于“解释”的可证实性（科学哲学对此有了进一步的剖析）与预测的准确性两个方面。这实际上是，采取何种态度和方法探讨“因果关系”的问题。

一般而言，科学的目标是确立“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数学和逻辑学以及实证方法仅仅是认识和理解自然（经验事实）的“技术”（工具和手段）。我的这种说法，恐难以获得认同，因为几乎所有科学大家（如爱因斯坦、笛卡尔）都认为数学是自然科学之母，圆周率、勾股弦、贝叶斯定理等都是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试图从现代科学分类来看，通常将其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和数学共五大门类。那么，就现代科学而言，思维科学、哲学和数学都涵盖其中，但就自然科学而言， 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科学哲学和数学仍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手段，而不能体现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之内。当然，我的这个想法是否说得过去，请相关专家教正！

3. 科学起源的“生物学假说”

迄今为止，科学史家都把古希腊文明看成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而又把文艺复兴时期看成是科学诞生的年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科学在轴心时代已经生根萌芽，却要被“上帝之手”搬来一块中世纪的大石头死死地压住，让它诞生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如果科学的种子已经在轴心时代“着床”，为什么会在“黑暗的中世纪”停止发育，甚至出现倒退？

事实上，以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中，人类认识本性中的一对矛盾——经验概括与理论思维始终处于对立分裂的状态。只是到了近代，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真正实现了两种传统的结合，感性经验真正地转化为理论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近代科学才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和知识形式诞生出来。尤其是伽利略的实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成了近代科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

前一章，我们在介绍人类起源的时候，提到一个“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它可以引用到科学起源的研究中来。猿人是怎样变成现代人的，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故事。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追踪人及其最近源祖先在时空上的蛛丝马迹（图2-1)，比较它们在形态结构（包括脑容量）以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变化，主要的手段是比较解剖学、化石、放射性测年、分子钟甚至古DNA技术等。目前已达成的一般共识是：现代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更细节的区分为，南方古猿→能人（Homo habilis，距今约200万年）→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约150万年）→智人（Homo sapiens，距今约50万年）。智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身，而在之前的人类祖先从物种角度讲，只能是现代人的近亲。

图2-1  —个关于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引自Reed et al.2004)

那么，人类是怎样一步步从古猿走到“现代人”的？新的基因组测序是一个重要的工具。Science周刊评出的2010年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就是“解读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几年前，来自哈佛医学院遗传系的Reich和来自德国人类进化马普研究所的Pääbo等在Nature周刊上撰文，报告了他们对一块“类人（human-like）”指骨进行核DNA（即细胞核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中的DNA）测序的结果。这块指骨取自南西伯利亚（俄罗斯一地区）的丹尼索娃洞穴（Denisova Cave），约有40000年历史。根据对数据的分析，作者提出，除了尼安德特人（遗骨1856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约有50000年历史）与现代人的祖先发生过繁衍混合（通俗地说，就是性交之后能够产生受精卵）外，稍后很可能发生过丹尼索娃人与现代人祖先、尼安德特人的繁衍混合。

这里要引出两个概念：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繁衍混合是人类逐渐进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人类一步步有别于古猿的内在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物种分化的关键又恰恰是确认生殖隔离（物种也是依此定义的），如果两个近缘物种之间在生殖上隔离开来（它们的基因库不再混合，通俗地说，即使发生了性交，也不能产生受精卵），就成为了不同的物种。因此，要研究人的进化历程，一方面要摸清人种之间的繁衍混合过程，还要知道一部分猿（人的祖先）是在何时、何地、因何与主体古猿种群出现生殖隔离的。这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应该弄清的事情，也是人的起源研究缺乏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因为地球上被确认的物种有数百万种之多，但真正知道它们起源各种细节的却寥寥无几。

从南方古猿进化到现代人的过程，科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夏娃”理论。1963年，人们发现线粒体中也有DNA，但线粒体DNA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细胞核DNA。在外形上，线粒体DNA是双线环状，而不是线状；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DNA仅为16569个碱基对，一个人体中约有1016的线粒体DNA分子；线粒体DNA中基因为37个；在高等动物中，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比细胞核DNA要快5～10倍；最重要的是，线粒体DNA的遗传方式十分独特，即严格的母系遗传。脊椎动物精子中的线粒体DNA不会进入受精卵，即使个别进入，也会很快分解。所以子代的线粒体DNA只来自母方，父方的线粒体DNA不会遗传给子代。

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运用10多种限制性内切酶，确定了人类线粒体DNA的基本顺序（又称剑桥顺序）。人类的线粒体DNA共有441个限制性切点，其中63％个位点是恒定的；37％个位点则是可变的。此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威尔逊遗传小组研究了世界不同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他们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差异很少，平均歧异率为0.32％左右，而线粒体DNA又是严格的母系遗传，因此从逻辑上说，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最终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威尔逊小组通过追溯不同种族线粒体DNA的原型，确定了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发展谱系。他们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仅见于一些非洲人中，第二类则分布于包括其他非洲人在内的所有种族中。而第二类线粒体DNA的最终源头也在非洲人中。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非洲的一位女性，她是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祖先。

威尔逊等人说：“我们可以将这位幸运的女性称为夏娃，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理论因此被称为“夏娃”理论。同时，在现代各种族中，非洲人之间的线粒体DNA的差异最大，这表明非洲人线粒体DNA中所积累的突变最多。非洲人是最古老的种族，从而也证明了非洲人是最早出现的现代人类。

威尔逊等人说，当时的非洲也许有几千个男女同“夏娃”生活在一起，但其他女性并没有生下女性后裔，所以她们的线粒体DNA谱系也就断绝了，只有“夏娃”的女性后裔代代繁衍，日益昌盛。威尔逊小组认为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核苷酸替换率）为每一百万年2％～4％，据此推算，这位人类的共同祖先“夏娃”应当生活在14万至19万年之前。大概在9万至18万年之前，她的一些后代离开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发展为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

当“夏娃”的后代们（晚期智人）来到世界各地时，各地已有许多古人类在生息，如欧洲的尼人，中国的北京人等。威尔逊小组认为，“夏娃”的后代们（即现代人的祖先）来到世界各地后，并没有与当地土著的古人类繁衍混合，而是“完全取代了”他们。这是因为，如果现代人的祖先与土著古人类混合的话，那些古人类就会将自身的、与“夏娃”不同的线粒体DNA遗传下来，现代居民中也就会出现许多种线粒体DNA。可事实上，现代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是高度一致的，都来自同一个女性祖先“夏娃”，除此之外不存在着其它来源的线粒体DNA。据此推断，那些古人类都灭绝了，被现代人类的祖先完全取代了。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而是来自非洲。

虽然这个理论有很多缺陷，但结合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对科学起源的假说构建有一定借鉴性。那就是：（1）科学的发生与不同文明的繁衍混合密切相关，它们经历过多少次的繁衍混合才逐步进化到今天的现代科学？（2）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自然条件等等对科学的繁衍混合都起到了正负反馈作用，但哪些因素才是繁衍混合过程中内在的基因整合？（3）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为什么仅仅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成为科学的源头？（4）在这个进化的历程中，其他文明中心为何在轴心时代繁衍混合之后，却陷入长期的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是否与其他类人猿一样由于生殖隔离导致？（5）科学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出现的加速度发展效应与哪些因素相关？这种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的科学革命，与哪些观念与要素整合（繁衍混合）所致？（6）现代科学规范与轴心时代（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还能够发生理论融合（如“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吗？如何不能发生理论融合，是否已经产生了“生殖隔离”？（7）轴心时代各种自然哲学与工匠技术形成交融互动的，二者的互动效应如何？（8）虽然历史不可再现，但其他文明中心的自然哲学理论是否完全没有成为科学源头的可能性，它们与科学失之交臂是必然规律还是有一些偶然因素？（9）已经发生“生殖隔离”（科学哲学的“不可通约性”）的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能否跨过“表型遗传”（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优势互补，甚至一体化进步？（10）过去多年，“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常常被人诟病，说成是“非马非驴的杂种医”是否意味着如同“虎狮兽”“狮虎兽”或“骡”、“马骡”一样，即使出现繁衍混合，最终却难以一种独立的物种进行传宗接代？

我们知道，虽然动物的种类繁多，但是胚胎的发育依然拥有相似的过程，能够分成受精、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阶段。受精过程大致是：次级卵母细胞需发育至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才具备受精能力。获能的精子与该时期的次级卵母细胞相遇后。发生顶体反应，释放出顶体酶，溶解卵丘细胞间的物质，形成一条通道。随后，与透明带接触，顶体酶在透明带中再次溶出一条孔道。精子通过顶体酶溶解出的两条通道与卵黄膜接触，立即发生透明带反应以妨碍其他精子通过透明带，这是防止多个精子进入卵细胞的第一道屏障。精子与卵黄膜接触后，被其表面大量的微绒毛抱合，随后，精子外膜与卵黄膜发生融合（利用了细胞膜的流动性这一特征），精子的尾脱落，细胞核进入卵细胞。精子入卵后，卵细胞随即发生卵黄膜封闭作用（是阻止多精受精的第二道屏障）并被激活进行减数第二次分裂，排出第二极体。同时发生的还有，精子的细胞核核膜破裂，重新形成一个更大的细胞核，称雄原核。减数第二次分裂后的卵细胞形成的细胞核，称雌原核（通常雄原核比雌原核大）。两原核相互靠近并彼此融合，最后则形成了一个二倍体（对人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而言）合子，受精过程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受精过程是在输卵管中完成，虽然受精卵在输卵管中段时，胚胎发育就开始了（卵裂）。但受精卵一边进行有丝分裂，一边沿输卵管向子宫方向下行，经过2～3天到达子宫。那时的胚胎是由许多细胞构成的中空的小球体，称为胚泡。直到受精后约一周，胚泡植入增厚的子宫内股中，才称之为妊娠。此后，经历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一系列分化，才能够“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因此，我们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古型科学）至多只是酝酿了能够成为“（现代）科学”的几个相关基因（其中也包括外来基因），而现代科学的繁衍混合（从交媾的受精卵形成）却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经历三个多世纪的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过程，现代自然科学直到十九世纪才脱颖而出，大放光彩。

结合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定义，再来看看丹皮尔W C对希腊文明的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和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仅仅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几种工具（方法论）和手段，就自然科学而言，恰恰是这几种“技术基因”与“科学基因”的繁衍混合，才形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受精卵”。当然，还包括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验主义，为其提供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形成“受精卵”的内在基因。而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不过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外部环境。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繁衍混合（交媾）的外在环境并不理想，因为它最初的受精、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时期，恰恰是被天主教和新教看成是“异端邪说”的年代，所受打压岂可与“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同日而语？最后，我们发现，现代自然科学通过受精、分化（包括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过程），已经成长为一个有别于基因型的庞大表型，难怪中世纪的人们把它看成“怪物”了。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继续引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如果接受原始型→中古型→近代（现代）型科学（或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现代医学）这样的进化路径，那么本书则必须探讨“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和“现代医学”等三个不同形态的医学的“繁衍混合”过程。第二，不同形态的医学之间是否就意味着“生殖隔离”，即它们已经变成医学的不同种属？当它们交汇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现代人如何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作为不同的种属，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还有发生“繁衍混合” 的可能性吗？如果可能，将以何种形式操作？如果不可能，二者的互补又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的健康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