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从故纸堆里搜索到一个小文件——聪明的中医。贴在这里，作为资料。

科学目的就是回答事物、现象“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以及为了回答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怎么办”）。

科学精神就是“一丝不苟地澄清事实，千方百计地拷问自然”，就是“认真”。这种认真，包括遵循逻辑规则，采用实证手段孜孜不倦地逼近真相。这种认真，是对胆略、本钱、能力的考验，取决于对认真必要性的充分认识。

严格的说，中医学是不太认真的学问，因为它是自然哲学的知识体系之一：（1）顾左右而言他的潇洒（类比思维）；（2）约定俗成的固守（缺乏假说-检验机制）；（3）拷问圣人的虔诚（经学传统）。

1．睿智从容的歧伯

2．大智若愚的神农

3．随机应对的张仲景

4．顽皮捣蛋的吴又可

附：中医究竟是什么？中医研究应向何处去？一群中青年科学家近日在中国科协主办的“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中相聚，不同观点的撞击，直指一个主题——

中医研究如何“破冰”

《健康报》2007.01.18  3版  中医专刊     编辑：祁芳

作者：王雪飞

这群中青年科学家当中，不仅有从事中医、西医研究和管理的“圈内”人士，还有搞物理、化学、微生物和自然科学史研究而对中医很感兴趣的“票友”。据悉，这是中国科技界首次对中医进行如此多学科的集中研讨，而且研讨的方式十分独特：强调平等、强调发散思维，鼓励质疑、鼓励畅所欲言。

研究对象不可等同于指导思想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程伟教授对于中医的基本把握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在一个相对宽泛的“科学”定义下，可以称中医是科学，它是关于自然界的一个方面（部分）的系统化的知识。然而，中医又是经验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并没有摆脱其自然哲学的特征，说它是朴素的唯物论、自发的辩证法，是事实而非贬低。以往，我们过分强调了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过分强调突出中医药特色而没有对其经验科学性质作出根本性把握，把有待分析的对象看成只需证明的对象，把以古代自然哲学为基础的中医药学理论看成了简单、待证明的经验事实。

“过分强调坚持中医理论指导弊大于利”，程伟直言，很多强调坚持中医理论为指导的课题，确确实实走得比较窄。过去我们说外国人把中药当天然药物来研究，不符合中医的思路，但是，如果没有这部分研究，后面什么思路都谈不上。青蒿素的诞生就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揭示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也给现代医学从学术思想上带来了震动，如果能有更多类似的成功，那将给中医学也给现代医学带来突破。

中医要讲“普通话”

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和训练的人，回过头再来看中医，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中医与西医之间“隔”得厉害，有的时候好似“鸡同鸭讲”。

沙龙的召集人、大学本科学过中医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廖育群教授说，不管有多少质疑、非议，中医肯定亡不了，不必为此担忧。但是我们怎么做好中医研究，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它的价值很重要，难道中医只能永远说着我们中医认为如何如何这类的话语？比如现在在电视健康咨询节目上看到中医专家说的“中医认为这叫上火”，什么是上火，怎样算上火？你的语言不被大家所理解，这是站在时代之外，自己把自己边缘化，所以难以进入科学文化的主流。

对于中医出现的困境，中科院研究生院生命科学史方晓阳教授认为，主要还是中医向外宣传的模式与途径出现了障碍，致使中医的有效性受到了普遍怀疑。他说，与其他学科相比，医学更偏重于实践、偏重于技术，更偏重于实用，因此也更容易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也更加易于采用诊治是否有效作为其重要的判别标准。因此，以中医的有效性为突破点开展工作是非常重要与迫切的。他建议，利用媒体面对公众构建三个平台，即中医有效性发现平台、中西医学交流平台和开放性研究平台，从而挖掘散佚民间的中医瑰宝，促进中西医学诊治技术的实质性交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奠定通畅的对话机制，奠定中西医相互研究借鉴的基础。

呼唤中医界的“吴文俊”

有人说，当前的中医学界，是战略家太多，实干家太少。对此说法，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黄龙祥教授不能赞同，他认为，中医界不是战略家太多，而是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黄龙祥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医的理论研究一般不被重视，到底什么算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应该解决哪些问题，怎么去做，都很糊涂。现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中医受到置疑）下，我们没能有称职的理论家站出来，解决他应该解决的问题。

搞理论研究为什么门庭冷落，以往大家都说，决策部门不重视，各方面的环境都不好，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去年国家拿了很多钱搞了“三个一”工程，其中要资助100部原创性的科技著作，假如你从事了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你就会非常容易得到这个资助。但是中医研究领域进入这一百部原创性创作工程却非常难。平时都说中医都是原创的，自成体系的，可是真让你从兜里往外拿的时候，你却什么也拿不出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之所以开始对中医理论研究感兴趣，黄龙祥坦言是受了两件事的“刺激”。一件事就是参加“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答辩，“我深深感觉到我们说的那些东西人家都听不懂，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第二件事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教授，一辈子获奖无数，成名很早，可是他一生中最看中的工作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挖掘和推介。数学界本来没有东方、西方数学的概念（医学领域至少还有一个替代医学的概念），可是吴文俊教授硬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并且搭了个桥，让国内国外都公认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我们呼唤中医界的“吴文俊”，我们也须找到自己的“桥”。

求真务实  找准位置

解放军302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刘士敬博士查阅了22种中医类学术期刊（2000~2005年），统计了乙肝、慢性肾炎、糖尿病、心绞痛等7种主要疾病的中医疗效情况，结果表明，凡是使用中药者，有效率均在92％以上，有些疾病主要指标的好转率，远远高于西药对照组，各种媒体中的广告宣传的中药疗效更是“神奇”。但是进一步查阅这些中药的国际认可程度以及国内外相关防治指南，根本没有或是极少提及中医药内容，按照循证医学疗效评价可靠性的5级标准，诸多发表的中医药学术论文，基本都在4级以下。

刘士敬说，中药到底解决哪些问题，实际疗效到底如何，中医药治病是独当一面，还是只起辅助作用，这就要求中医临床研究必须要有严谨的科研设计，符合循证医学原则，尤其要注意“负面”结论。长期以来，中医研究结果大都是“正面”的，如果是严格按照GCP原则，即使得到“负面”结论，同样值得重视，结果同样珍贵。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韩健平副研究员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医重观念，重整体，而西医重结构，重实体。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厢情愿的解读，还有待讨论。实际上，整体、结构、功能也是西方科学自己产生的东西，所以，说西方科学不重视这些东西有些说不通。还有，古人思考的问题产生于他们那个时代，他们不会思考今天科学家所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从中医里面看到的“系统性”是靠不住的，从史学角度来考察是没有关联的。

“世上只有一种医学”

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教授曾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艾滋病新药评审。令他感到意外和不解的是，有些送审的材料说，艾滋病人服用某汤剂三个月后，抗体没有了。还有的材料说，半年后病毒没有了。“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为此不仅免疫学理论要重新改写，诺贝尔奖都得颁给我们中医，因为全世界科学家努力多年没解决的事情让中医给解决了。”高福直言，把抗体、病毒等现代医学的术语生搬过来解释中医的医疗实践，文不对题，这实际上反映了中西医结合里面的一种值得商榷的倾向。

“我不提倡说中西医结合，而提倡中医、西医相互学习借鉴。”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现任中国科技馆馆长的徐延豪教授说，实际上传统的西医也没有多少优势，最开始也就是有几个抗生素。西医这些年为什么发展快，是它紧密结合了人类科学活动的重要成就，适时跟踪最新的科学发展，并把最新的技术用于自己的学科。

中国科协常委、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物理学家张开逊教授认为，当前人们所谓的中医和西医是一种以地域和文化划分的文化，实际上，中、西医的共同使命是对具有相同生物学特征的人类给出合理的、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承担这种使命的医学只有一种，就是“好的医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戴尔在2006年北京诺奖得主学术报告会上说，每一门学科都有很多学派，在他看来学派只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我们应该探究的是保障人类健康最合理、最正确的途径，中医和西医都应该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吸纳所有科学的成就。

中医药学是原创于我国的独特学术体系，近年来100多个国家引进了针灸与中医药，其中既有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这充分说明了中医药学术特色是很鲜明的，也为中医药学带动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提供了机遇。发展中医药，需要政策、资金、舆论的大力支持，更需要中医界“扬旗击鼓，彰显个性，奋进于振兴之旅”。

我今天的评论：同意当时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黄龙祥教授的意见。有人说，当前的中医学界，是战略家太多，实干家太少。他认为，中医界不是战略家太多，而是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有意思的是，我院三名工程团队的高福院士也对中医感兴趣，竟然有这样一番经历：他曾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艾滋病新药评审。令他感到意外和不解的是，有些送审的材料说，艾滋病人服用某汤剂三个月后，抗体没有了。还有的材料说，半年后病毒没有了。“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为此不仅免疫学理论要重新改写，诺贝尔奖都得颁给我们中医，因为全世界科学家努力多年没解决的事情让中医给解决了。”高福直言，把抗体、病毒等现代医学的术语生搬过来解释中医的医疗实践，文不对题，这实际上反映了中西医结合里面的一种值得商榷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