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们这些10届中学（还有小学）毕业生相遇了，是个99人的大班。最大的32岁（1946年出生），最小的14岁（1964出生）。那一年，32岁的班长林大哥的儿子上小学，他上大学，他和夫人是北京8中的同学，也是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的同学。但他还不是真正的老大，老大是学校教务处长的儿子王大哥，因为不想染指学生干部的事务性工作，一直是个普通老百姓。

要说的这位老班长实际上是老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班上的文艺活动都是他全包。什么书画比赛、文艺晚会、元宵灯谜，还有毕业后的多次同学聚会，都组织的有声有色，气氛热烈。

早几天，发布了“他的笑谈以往（四）：生日”，今天接着发布他的“笑谈以往（六）：成分”。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在定期的表格里填写成分，不过已经毫不在意了，因为那时候的大学生已经是时代宠儿。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政审表里没有了成分一栏还真的记不清楚。也许，就在那不经意之间。但是，这个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言，却是触目惊心的。正如老班长所说，那个紧箍在能起关键作用时给你扣上，在没有任何作用时才给你卸下来......

附章少良：笑谈以往（六）：成分

从小学开始，经常要填些表格，除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等外，还有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

父亲告诉我，家庭出身填店员或城市贫民均可。

1964年，来了个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还清什么？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我父亲单位在武昌，作为武汉市试点进驻了工作组，结果给他重新划定了成分:资本家！

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无疑给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带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所幸的是当时我己进了实验中学，否则这个学校是不会录取我这资产阶级子女的。

实际上，这个成分的划分对我家来说确实有点冤。

我父亲解放前在一个小小的香烟店当店员，靠微薄的薪水维持家用。年终要发红包分红时，老板耍了花招，将伙计们的应得予以扣留，说是作为他们在店里的股份。这样一来，我父亲就成了股东之一了。然而由于经营不善，这个店垮台了，他们破产还债，遭遣散时几乎身无分文，就此失业。

这是发生在解放前三年的事。而四清时划成分就是按那时的经济地位而定。但却不是按他破产失业的地位定，而是按他曾持有股份定的。

这样我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弟了。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与其他贫苦百姓没任何区别，家中没有分文积蓄，没任何值钱家当，在节骨眼上往往还要靠亲友接济。与传闻和想象中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珍珠玛瑙、金银玉器等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我记得二哥在他14岁左右便挑起罗筐贩水果，扛着架摊卖糖果，帮着养家。幸亏当时没有城管，不会遇到掀摊子砸秤杆收货物挨打挨踹撵得到处跑。

改革开放后，原来的资本家都落实了政策，发还了房产、家藏，古玩等，补偿了经济。而我家原本就是一贫如洗，自然谈不上任何的补偿，只是摘掉了资本家的帽子，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当时划错了。

这顶帽子在能起关键作用时给你扣上，在没有任何作用时才给你卸下来。是不是很冤，不过比窦娥要好一点，因为这六月天让人热得不行，没有下雪的迹象！

戴着这个让人头痛的紧箍十几年，这是我多么关键的十几年啊。还好的就是周围的唐僧没怎么念咒，真正让我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并不多。

也许，倘若没有当年的变故，我的历史会是另外的版本。不过这只能靠丰富的想象力来假设了。也许靠自己的能力能不受束缚地发展成才，也许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当然也可能在某种环境下象只气球一样膨胀飘然，于政治经济生活中误入歧途。

想起来有点后怕。那猴头到了西天去掉紧箍才成佛，如果我早把那箍去了，也说不定早去西天了。

历史是不承认也许的。我现在的状况就这样，没什么可抱怨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