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与妻说到要写一本书，名字叫《一位老中医的大实话》。初步告诉她大致内容后，妻为难起地说：我担心你被人骂死了。我安慰她：你不是说过，小成就靠朋友，大成就靠敌人吗？这会是我的成名作。说着说着，自己也好笑了起来。

《一位老中医的大实话》会是本什么样的书呢？简单说，就是那个吃了一辈子中医饭的人，围绕自己的职业思考了一辈子的问题。对于那些问题，或许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也不知道否定之否定过多少回了。但毕竟是从事了一辈子的职业，想了一辈子的事情，尽管琐碎，有些东西却始终在那里徘徊，颇有挥之不去的感觉。如今，我也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想想如果不自己再梳理梳理，恐怕就只能稀里糊涂地带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说这些话，只是显得有些不甘心，但真正做起来却十分缺乏底气。一是“井底之蛙”，肯定“盲人摸象”；二是可能要伤害人，特别的与自己一样“吃中医饭”的人。我自知是个小人物，因此怕人骂，那里敢有“知我罪我，任人评说”的豪气？好在人老皮厚，离天高距土近，挨挨骂也没什么关系，于是就准备豁出去了。

写书得有个前言，前言还得说点什么。就想起了那个“小成就靠朋友，大成就靠敌人”的名言，于是号称“招募敌人”，颇有点大义凛然的样子。事实上，所谓“敌人”是要打引号的，我希望的是讨论问题的对手，针锋相对的朋友。学问归学问，做人凭诚恳。观点不同是学术问题，真理越辩越明。而且，我也不是花岗岩脑袋，完全能够接受别人善意批评，并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想法。当然，我写这本书只是对研究学问充满敬畏，绝不想冲进意识形态的漩涡里。因为意识形态那玩意沾不得，动不动就画地为牢，你死我活。另外，我也不想卷入利益冲突的圈子里，但这本书免不了要损害一些人特别是自己同道的利益，肯定会招人谩骂和怨恨。基于这一层我一直不敢轻举妄动，思来想去最后痛下决心，只有跟骂我怨我的人道歉了：因为我不想把它带走。

但是，这个理由也太不充分。你是谁呀，凭什么要大家听你的唠唠叨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看来，我还得再找理由，这就要提到最近的一件事。

早些时，深圳市医管中心通知我们几家大医院，各派一名专家去参加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标准处的一个调研活动。在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患者指南”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新概念，是一个致力于循证指南方法学研究和高质量循证指南的制订，跟WHO、中华医学会、国家卫计委、CDC以及其他行业学协会有广泛合作的团队介绍的。这项工作在国际上还没有标准的模式，他们希望在我国推进。我当时就与他们一拍即合，拟就传染病领域开展工作，因为我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第一个合作项目是乙型肝炎，我给出的题目是《中国乙肝患者指南》，他们把“中国”两个字删了，因为可以写中英文两个版本，如果获得WHO认可，就不仅仅是中国的指南了。

为什么我这么看重患者指南？因为我知道，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支持下，中国高血压联盟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等多家单位于2012年联合发起，经过基线调研、专家撰稿、意见征集、专家研讨等多个阶段，2013年9月13日正式发布了《中国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这部指南是我国自行制定的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的国家级高血压患者指南，因为降压达标、改善高血压控制率仍然是中国高血压面临的主要任务。而网络上、民间各种健康知识五花八门，不少是基于偏见对大众有误导作用的似是而非的碎片化知识，存在很多误区。其中之一是过分信任“纯天然药”的降压作用，认为西药副作用大，纯天然药副作用少，甚至以为有“灵丹妙药”可根治高血压。其实，高血压病一经确诊，绝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终生服药。因为目前高血压尚不能根治，大多数纯天然药降压效果未肯定，盲目使用往往不能实现降压达标，对患者造成疾病进展的恶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往往是利益的链条在起作用。

在通读了这部《中国高血压患者教育指南》之后，我感到文中基本没有中医药内容，有的只是把中药委婉地说成效果未肯定的天然药。其实，我读起来感觉通篇讲的是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只不过用的是现代疾病预防控制的理论知识表述。或者说，所谓患者指南，是在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基础上，构建的旨在提高患者以及整个人类正确的防病治病素养的科学普及知识文本。注意，如果我在这里把“现代医学”表述为“西医”，会不会引起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而我们常常说的“西医”，是不是指的“现代医学”？这些问题，我们将在“话说中西医”里说到，这里先卖个关子。还有，一部体现“治未病”理念的高血压指南，为什么丝毫没有提到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和方法（或技术）？难道绵延几千年的祖国医学没有防治高血压的临床经验？在我们这个“中西医并重”的泱泱大国，制定这样的指南是因为科学理性还是意识形态障碍？

当然，我知道这部指南征求了各省市许多专家的意见，但不知道是否征求过中医药专家的意见？如果征求中医药专家的意见，这部指南还会是现在的样子吗？让中医药理论和方法也写进指南，它们能够相互融合吗？这是我要在“话说医理”、“话说药性”里要提到的，“话说中西医”也少不了。这里，继续卖关子。

因为华中农业大学是我的岳父母待了六十多年的地方，早两天写了一篇“湖北农务学堂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博文，并表示能够理解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苦衷。有博友文后留言：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 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中体西用”不中不西，“脱亚入欧”富国强兵，结果甲午战争分雌雄，满清失败了。假设张之洞提出了“脱亚入欧”，福泽谕吉提出了“日体西用”，甲午战争的结果会不会相反？我没有回答他的假设，因为张之洞不可能提出“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已经开花结果，而“脱亚入欧”肯定是无花无果。但我会在这本小册子里提到“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因为从“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到“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无不涉及二者所划分的方向道路问题。虽然这事关意识形态，我也小心翼翼地碰了它一下（还是卖关子）。

近代以来，中西医之争一直是我们大众感兴趣的议题，一不小心就形成轩然大波。它不仅仅是学术之争，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利益之争，足以让我们热血沸腾。恰巧我与写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赵鸿钧兄有过不少交往，他的坎坷经历我也多有知晓。因为1980年暑假，我一个人钻进了学院的教师阅览室，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余云岫的《医学革命论》（《余氏医述》）三集，记了满满的一大本笔记，还写了“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的读后感。虽然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但他的许多观念一直保留在我的脑海。那么本书中的“话说余岩”会有怎样的奇谈怪论，或者说理性解读呢？

我们知道，医学的核心是疗效问题。事实上，任何药物都有生理效应和心理效应的不同，我们如何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偏倚）来捕捉其中的生理效应，可不是个别的医生、患者能够轻而易举做到的。而是要包括医生、患者、循证医学和伦理学专家等等的庞大团队一起努力，甚至反复试验才能够确认，因为因果关系在现代科学里不是个简单问题。“话说疗效”要探讨关于疗效的方方面面，以及相关思考。

此外，还有一些想法或观点不在这里一一介绍。总之，我希望在医学领域，让理性战胜偏见和各种利益关联，成为医德、医理、医技交融互映的统一体，向至善的境界迈进。这可能是我一定要讲出自己的故事的最大动力，至于能够做到几分，那只是我的能力问题。

这些，算是本书的前言，或者序言吧，我一向不愿意请人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