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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历日可以给出王世元年的可能年代。前文说,拙谱已选择共王元年BC938、厉王元年BC858,基于曶鼎的两个历日,懿王、孝王、夷王的元年,肯定有一个在BC920、BC910、BC884、BC874 中选择。笔者选择懿王元年为BC910,在位七年。
1 《史记•周本纪》记录懿王、孝王、夷王的内容总计57字,“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人物关系之外,有效信息仅“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三代世表》“孝王方,懿王弟”,所记不同。
顺便说一句,共王元年BC938 有《古本竹书纪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佐证而可信,1974年陕西扶风县强家村窖藏出土的师𩛥鼎,“隹王八祀正月辰才丁卯”入共王世则三日胐,正月朔BC931.01.17乙丑 也还妥当。铜鼎口径64.5 cm三周尺整,196字铭文“德”七见,有“臣朕皇考穆王”,也可以排入孝王世,但不能作为孝王是穆王之子的过硬证据。
懿王没有将王位传给儿子燮,为什么呢?当然有多种猜测,懿王弱势且享寿较短即太子年幼,想来是主要原因。说来话长啊,只是出语得有个分寸。
2 宋人有二十种以上青铜器著作,八种尚存,所录商周青铜器589件,仅存厚趠方鼎和兮甲盘,也是可叹。牧簋是北宋时出土的器物,有器形和铭文的刻本传世,记载周王承认“王朝官僚系统缺乏自律”:身居百僚的官员已腐化不堪,“不用先王作刑,亦多虐庶民”。牧在先王时期为司土,现在被授予新职——以百官之首的地位负责执法、惩治腐败官员[1]。
[1] 李峰. 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的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86-110

[2] 李学勤. 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 中国史研究, 2003(2):51-54
“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的牧簋,郭沫若先生定为恭王时期,马承源先生则定为懿王时期;夏含夷先生认为牧簋与师虎簋历日不匹(?),故而牧簋可能为孝王七年所铸。李峰先生说“倘若牧簋确实铸于孝王七年,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铭文纳入到一个更大历史背景中”,即懿王真是弱势而积弊丛生,其叔孝王得以继位。
笔者觉得,“昔日先王命你为司土,现在我改命你辟百僚”,从语气来说不会在为王七年之后;孝王指责王朝积弊丛生、任命牧为监察官员,当在继位之初即懿王末年。“某一王世末年之铜器可能与新王相关”,应该是常识,只是没有注意而已。
懿王元年BC910,七年正月朔BC905.12.19,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51)三日朏,孝王元年正月朔BC903.01.07 也是合适——岁首在冬至前后。
[3] 张培瑜. 张台长的天文年代与古天文研究. 紫金山天文台台刊. 2002,(Z1):39-54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5648-1337321.html
又,夏含夷先生认为牧簋与师虎簋历日不匹,所说有误。断代工程将两器及曶鼎皆排入懿王世,只是懿王世八年,故而是懿王而不是孝王在批评王政。此外,师虎簋与曶鼎的日干支相续,多排为同一王世,但“王在迁㡴/杜㡴”地点不同,尚未见到解释。
3 牧在师汤父宫接受孝王册命。有师汤父鼎存台北故宫博物馆,通高28.1、口径26 cm,为周尺21.5 cm的一尺三寸过1.5 mm和一尺二寸过2 mm,器物为真没有疑问;铭文“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才周新宫,才射庐。王乎宰应易盛弓、象弭……”。周新宫、射庐同见于趞曹鼎与匡卣(后述),两者分别有恭王和懿王之名。故而师汤父鼎应该在共王世至孝王世。
丁亥和甲寅之名就是吉日;师汤父鼎的十二月丙午(43)之吉或许源于冬至。拙谱共王至孝王的BC938~BC892 间,相关冬至有四个:①BC932.12.29 丙午(43)20时;②BC909.12.29 丁未(44)10时;③BC898.12.30 乙巳(42)02时;④BC886.12.30 戊申(45) 00时。
①④ 对应的正月朔为1月27 日和29日,有些偏后——岁首该在冬至前后呢。若是十三月初吉丙午就好;③交节在2时而历日偏后一天,已见“西周冬至”皆交节当日或偏前一天。故而②即懿王二年较合适,十二月丙午(43)廿六日交节前一天,而正月朔BC909.01.13 与曶鼎、吴方彝盖的历日协调,后者可算立春当日。
冬至乃一年之首,懿王赏赐权臣师汤父,也能理解啊。
4 曶鼎的第二段铭文“五夫案”是正式的诉讼,牵涉许多人和事,颇为复杂,最后记录被告方赔偿原告方的诉讼费用。下面是文[4]第五章前言的截图。 
[4] 黄海. 曶鼎通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第三段“寇禾案”则较为简单,就是曶两次告匡于东宫,前文已做具体介绍,不再赘述。笔者觉得,曶并不是正式提起诉讼,而东宫只是想平息事端,匡则非常低调。
匡卣铭文“隹四月初吉甲午。懿王才射盧。乍象舞。匡甫象乐二。王曰。休……”,表明匡是懿王亲近的人,那么“寇禾案”中东宫很可能就是懿王继位前的居地。懿王(六年)四月甲午三日恰为春分,当然是吉日。王号不生称,作器在懿王过世之后。
5 拙谱定共王元年BC938、厉王元年BC858,故而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三代四王合80年尚属合理。断代工程定共王23年,懿王、孝王、夷王合计22年有些偏少,以“墙盘在共王世而其子有十三年𤼈壶在厉王世” 支撑。不过,晁福林先生在1989年提出史墙盘为夷王世,2024年即三十五年后更以长文支撑自己的主张,令人敬佩。
[5] 晁福林.《墙盘》断代再议.中原文物, 1989(1):78-81
[6] 晁福林. 牆盤斷代再探討. 青铜器与金文, 2024(2):226-252
墙盘1976年扶风庄白出土,以周尺21.5 cm 测算,口径47.3 cm 二尺二寸,通高16.2 cm 七寸半过0.7 mm,深8.6 cm 四寸;图上口内径二尺一寸、圈足底径一尺六寸,盘口高六寸、圈足高二寸半以及耳高四寸,皆准确。铭文历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和天子的功绩,天子就是时王——穆王之后的共王,乃是学界的主流意见;不过,墙是史官,铭文赞美六王合计88字,而颂扬时王用50字;倘若墙真在夷王世,会颂扬共、懿、孝吗?似乎不难回答。《史记•齐世家》有“周夷王烹齐哀公而立哀公弟”,颇为强势呢。

传世器物师酉簋有“王呼史墙”,但与墙盘铭文的字形不同,或是同名异人,西周金文也是常见。如名“曶”者甚多,自作器有曶鼎、曶壶盖、曶簋,“五位名‘曶’者的年代相隔一定距离,而其职官又分属性质不同的系统,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五个不同的人物”[7]。
[7] 韩巍. 西周金文中的“异人同名”现象及其对断代研究的影响. 东南文化, 2009(6):113-116
[8] 王世民, 陈公柔,张长寿.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增补重印本).文物出版社, 2018.
顺便说一句,“元年二月既望庚寅”师询簋只见铭文摹本,年代有共王至宣王的多种说法;相关器物有1959年陕西蓝田出土的十七年询簋(无月日),传世器物师酉簋元年正月(无日名干支) 藏故宫博物院,征集器物师酉鼎四年九月初吉丁亥。文[8]基于器形断师酉簋为西周晚期,而基于人物系联断询簋“应为西周中期偏晚约当恭懿时器”,似乎只能作为参考。
师酉的父亲与师询的祖父同名“乙伯”,酉之母亲为究姬(宫姬)、询之祖母为同姬,故而拙见酉与询父 为同父异母,酉在共王元年(BC938)任职、共王四年(BC935)获赏赐;询在共王十七年(BC922)任职,夷王元年(BC891) 因拥戴之功而获得特别赏赐。断代工程历谱排师询簋为共王元年、师酉鼎为孝王四年,可惜历谱有些欠妥——共王元年前连闰而其后 3年不闰,孝王三~六年连续 4年不闰而后连闰。
6 《古本竹书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以解读为清晨日全食引起的天象,而BC899 有日环食为断代工程采信,得到刘次沅先生支持[9],但也有多位专家反对。张培瑜先生在文[3]有详细讨论而予以怀疑,相关内容收入著作[10]。简而言之,地球自转逐渐变慢,月球运行也是复杂,而天文回推“日食可见区域和时间”的修正需要恰当。
[9] 刘次沅. 从天再旦到武王伐纣——西周天文年代问题.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6
[3] 张培瑜. 张台长的天文年代与古天文研究. 紫金山天文台台刊, 2002(Z1):39-54
[10] 张培瑜. 先秦秦汉历法和殷周年代.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333-341
7 最后给出笔者确定的西周王年以及懿王元年至孝王元年的金文历谱。懿王元年没有选择BC920,而是选择BC910 使共王世有28年,出于两个原因:懿王到平王的六代积191年似不宜更多,懿王世吴方彝盖、匡卣及师汤父鼎的初吉历日为立春、春分和冬至,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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