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后，“刺激内需”开始出现在文件、媒体、论文上，到金融海啸爆发，“刺激内需”几乎成了政、学两界的共识。想当年，日本陷入衰退，西方学界几乎一致呼吁日本“刺激内需”，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也非日本人，所以姑妄听之而已，无暇深思。只是记得，日本刺激的效果是“失去的十年”。而今轮到我们中国“刺激内需”了，这迫使笔者要想明白，这内需何在？如何刺激之？

一个经济体系，它的最终消费者是两个部分：居民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因此，观察两者的货币收入，是观察内需的入口。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历年的财政收入，它是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暂不考虑国债）。

中国居民在统计上被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他们的收入分别由统计局城调队和农调队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货币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包括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所有的现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人均值乘以相应人口即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货币收入总量。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居民部门购买潜力。

由此可以观察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演变（见图2.7）。

数据显示，2004年后财政收入就大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这年底农村居民为7.57亿人,占总人口的58.24%。即财政收入超过了我国大多数人口的现金收入，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扩大。

图2.7：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演变

图2.8显示了各自在三者之和中的比重演变。

图2.8：总收入在财政与居民间分布的演变

数据显示：1985年前农村居民所占份额呈上升态势，而此后陷入了持续的下降，1996年后下降明显加速。

城镇居民是这一过程的首先获益者，在2004年以前，所占份额持续上升，此后所占份额开始下降。

1978年，财政收入所占份额既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又高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此后持续下滑，到1995年见底。此后财政收入的份额稳步地加速上升

由此，自90年代中期以后，潜在购买力增长最强劲的是财政，城镇居民占潜在购买力的份额已达顶峰，显出下调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的潜在购买力所占份额最小，且仍在下行过程中，尽管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2009年仍占53.41%）。

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但货币收入并不等于消费支出，所以进一步需观察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由财政收支的顺逆差可观察政府支出的松紧。由于建国60年来，财政收支大体呈指数增长，为便于历史比较，我们来观察收支顺逆差/财政收入（见图2.9）。

图2.9：历年顺逆差/财政收入

数据显示：80年代以前，顺逆差大体相当，1950-1982年，顺逆差的绝对值/财政收入平均为3.6%，政府在努力维持预算平衡，“既无外债，有无内债”是当时政府追求的目标和自豪的宣示。从1979年到2009年，31年间，除1981、1985、2007三年外，全为逆差。其间顺逆差合计/财政收入合计为-7.26%%，最大的2000年，赤字竟高达18.6%，表明政府在长期实行赤字财政。

财政顺差意味着政府有资金积累，逆差则意味着债务积累。图2.10为历年累计的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它客观上会影响政府的开支能力：累计的顺逆差/财政收入越是大的正值，政府越有能力超支；相反，越是大的负值，政府就越要顾忌还债负担。

图2.10：历年累计的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

数据显示：1953-1962年，因急于工业化，财政累计顺逆差大幅增加，1962年达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46.97%，此后厉行增收节支，财政上追求“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到1978年累计顺逆差缩减为当年财政收入的-10.01%。此后再次走向赤字财政，1998年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突破上次峰值，次达到-50.25%，但随后几年，政府不但没有收紧支出，反而加速超支，到2003年，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竟高达-81.96%，此后再度厉行增收节支，到2008年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降至-38.41%。但2009年由于靠大幅度财政支出以“救市”，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再度下行。

由此可见，政府的开支倾向于超出其收入，但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过大又迫使政府压缩赤字。目前政府正处于需要压缩赤字的阶段，但疲弱的社会需求又迫使政府加大支出。

«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组统计。对城镇居民，可用于观察其货币收支平衡的数据有“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则有“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由此，可计算出两者收支盈余/收入（见2.11）

图2.11：城乡居民货币收支平衡

数据显示，不同于政府倾向于赤字财政，城乡居民力图扩大收支盈余。在可得数据的时间范围内，城镇居民始终保持收支盈余，且逐步增大其占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农村居民由于货币收入低下，直到1999年始终无法达到收支盈余，奇怪的是，到2000年从前一年的-5.59%一跃而达10.13%，令人怀疑是统计方法或口径变化所致。此后盈余占现金收入的分额在10%附近波动。

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的憧憬。数据暗示，老祖“耕三余一”的境界是城乡居民本能的追求，与寅吃卯粮、负债消费的美国人相比，在消费上显然更保守。

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不同，“农村居民现金支出”不仅包含生活消费支出，还包含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税费支出、财产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进入本世纪后，生活消费支出仅占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的60%左右。

由此可见，政府倾向于，也有能力“超前消费”；农村居民刚摆脱入不敷出的境地，结余有限；城镇居民则偏好积蓄，进入本世纪后，每年节余超过当年可支配收入的20%。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靠工资性收入为生,他们结余货币的能力有限,而后边第三编第一、二章的数据分析揭示:不到1%的国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他们控制着超过99%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见这里看到的，城镇居民每年节余超过当年可支配收入的20%，其内部有复杂的而巨大的差异，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结余能力远不及此；而那不到1%的富豪，事实上拥有绝大多数的结余资金，这些资金的需求不是消费，而是以钱生钱。

居民的结余，逻辑上会转化为银行的存款。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这个指标在1996年以前尚被分解为“城镇储蓄”、“农户储蓄”，而1997年后无此分解。所以笔者无法分别观察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储蓄的近期演变，只能观察笼统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演变，看它如何能转化为内需。

刺激内需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将巨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逼出来，使之成为消费资金。当初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改革，背后即有这个考虑。这一构想隐含地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视为暂存的购买力。

图2.12为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1981年到1996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率的平衡位置在30%--35%之间；1996年后，亦在12%--20%之间，远超过GDP 的增长率。2009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26.077万亿，相当于当年GDP(24.66万亿)的76.58%。哪怕动员居民花掉其中的1/10，也将近2008年GDP的8%，又何愁“保八”？

图2.12：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

事实上，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启动内需”，专家们就盯住了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想方设法要将其逼出来。当时的三招是：房改，迫使居民动用储蓄买房，以提升房地产业；医改，迫使居民花钱，以提升制药产业；教育产业化，迫使居民为子女的前途出血。

这三招的效果现已经清晰地摆在国人面前,住房、医疗、教育被国民视为“三座大山”，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胡、温政府被迫为此向社会做出了政治承诺。“三座大山”迫使居民未雨绸缪，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于是本欲逼出的消费能力不见踪影，持续的内需不足导致整个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

发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城乡居民储蓄增长如此高速，却无法引导其转为内需？统计所得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居民的暂存购买力？

上一节我们分别计算了城乡居民的货币收支平衡。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来自城调队、农调队的入户抽样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可信，则所得人均值分别乘以城乡人口数，就是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逻辑上，当年的城乡居民储蓄增量不可能大于其货币总盈余。农村居民在多年间现金收支为赤字，姑且假设凡出现赤字的年份，均不计入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即假定农村居民的赤字不依靠其城镇亲友的盈余弥补。这样计算出的总盈余逻辑上应不低于实际的总盈余。

由此计算出的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见图2.13，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年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高于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

图2.13：城乡居民货币总盈余和城乡居民储蓄增量

   进一步计算可发现，城乡居民存款增加额中不能用总盈余解释的部分自80年代初高速增加，在1988年至1996年间，竟超过了150%！（见图2.14）换而言之，这期间的存款增量中，有六成不来自居民的货币收支盈余。

图2.14：城乡居民存款增加额中不能用总盈余解释的份额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居民储蓄存款并非单纯的暂存购买力。这期间，在改革的旗号下，出现了大量化公为私的创举，这才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的主要来源。有能力由此分一杯羹的，只是有权有势的一小撮人，他们的消费需求早已满足殆尽，他们的主要渴望是，以钱生钱，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无论怎么刺激内需，这类存款都无动于衷，唯有盈利机会才可能引导它们行动。

这类存款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媒体曾广泛报道，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60.4%；其中1.3%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000万元以上，）；而占43.73%最贫穷的家庭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359倍。（见«城市人贫富差距有多大» 2004-08-05新华网）  

可惜这类统计没有列入常规统计范畴，无法得到同一口径下的时间序列数据，笔者无法据此分析居民储蓄存款的结构演变。然而，一些可得的数据提示我们，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自1999年后并未缓和，反而强化了。如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偏差，就在持续扩大（见图2.15）。

图2.15：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偏差

其实更大的分化发生在老板与打工者之间、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由此可估计，金融资产集中态的势极，可能比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发现的更极端。于是，极有可能六成以上的居民储蓄存款都是指望“以钱生钱”的逐利资金。启而不动的内需与上串下跳的资产价格从旁印证着这个判断。而剩下九成的家庭分享不到四成的储蓄，除了备急、养老之外，谁在花钱时敢不计后果，“过把瘾就死”？

之所以要“刺激内需”，是因为出口受阻，造成相关产能闲置，大量工人失业。然而，即使能突破上述种种客观制约，将内需刺激出来，就能为相关产能提供市场吗？

《中国统计年鉴2009》提供了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来观察表中的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见图2.16）

图2.16：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

数据显示：消费构成与出口构成差异极大。消费构成的第一位是其他服务业，占到总消费的35.23%，却只占总出口的0.78%；出口构成的第一位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占总出口的42.35%，却只占总消费的4.98%。

消费构成的前三位：其他服务业、 食品饮料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占到消费总量的56.63%，而这三项在出口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仅2%；

出口构成的前三位：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业占到出口总额的66.01%，而它们在消费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不足5%。

可见，即使能够刺激内需，也根本无法有效利用因外需不足而过剩的产能。

当年“刺激内需”未能让日本经济复苏，看来并非偶然。而今我们的经济学家又祭起了这个当年无效的法宝，由此可见学界对西方权威理论的盲从。学术刊物上相关论文大多从某个权威理论出发，利用一堆数学公式推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结论”、“政策建议”，却懒得直面统计数据，正视经济现实，进行客观分析。这让人感到悲哀。

数据告诉我们，除政府外，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资本拥有者，他们最大的需求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农村居民有真实的消费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正是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间的失衡，导致逐利资金瞄上了海外市场，导致中国经济依附于美国，导致中国经济体系以赚取绿色bill为“发展”目标。而海外市场要求的行业结构迥异于国内消费市场，于是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发展”，与国民需求渐行渐远，却去迎合靠借贷泡沫消费的西方需求。

而今泡沫破灭，海外市场萎缩，我们又不假思索地举起“刺激内需”的旗帜，似乎无人注意其中明显而无法摆脱的逻辑矛盾。日本前车之鉴犹在，岂不令人忧虑？

数据告诉我们，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政府，政府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中心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是银库里的绿色bill？是豪华的公务消费，还是转移海外的寓公？毫无疑问，13亿国民，960万平方公里国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这才是发展的主体。从这个出发点，才有可能讨论中国经济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