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1998年的《北京文学》，不难看到第8期“世纪留言”栏目。当年，看到一些名人 的 留言，不会像这是 一种预言 吗？而且大胆 预言 的 名人不多，多数 是 自己的一些 感慨和希望。张颐武明确 提出2010年前会解决这个问题（指：获得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的获奖比张教授的预言完了一点儿。

       在1994年，野外作业期间，我为了打发 夜晚时光才看闲书《大家》。《大家》中，张颐武《1993：灿烂的迷乱》这样写道：1993是灿烂的。我们的文化在这一年中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扩张，它像《北京人在纽约》片头的灿烂迷人的都市夜景，仿佛蕴含着无限的活力与梦想.这里有几乎一切新奇的可能性，有众多耀眼的光芒交相投射。从《霸王别姬》到《海上旧梦》的无尽的怀旧情绪；从李春波的《小芳》的凄艳的缅怀到陈琳的《你的温柔我总是不懂》的浓烈的投入；从《白鹿原》到《警告中国人》系列；从梁实秋、罗兰到尹慧的《晚风中的共和主义》。流行文化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涌过,如同安迪·沃霍尔的绘画一样拼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它们像......

      记得1993年，北京 申办过奥运会，可惜以一票之差 落选；北京 人又努力了八年，才获得了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2008年8月，我也有幸到国家 体育场看了闭幕式，既感受到了北京人的热情，也释放 了自己的活力。

      记得 以为五零后曾经 在会议上不无悲壮 地 说——能看到中国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就 “死而无憾”了。他也没有想到，那次会议不久，同为 五零后的莫言就 实现了零的 突破。

     三年之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又使得自然科学家们的精神 为之一振。虽然做研究的目的不是 为了 获奖，可是 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毕竟 是令人开心的 事。

     有时候，我就想，为何有的 人喜欢喋喋不休、唠唠叨叨地怨天尤人呢？无非是，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贡献 很大，不得某某奖就是领导和同事们 对不住他。

     而且，一旦得了 某一奖励，也无需像杨议相声《获奖之后》讽刺的 那样，得奖之后几乎天天把“一等奖”挂在最边上。奖励可以是阶梯，也可以 是绊脚石。为何有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会自戕呢？获奖之后拿不出新的好作品，（除了身体原因之外）很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也有人 在世纪留言中说，21世纪 是某某的世纪；诗人郑敏提出疑问：什么是二十一世纪培育“人”的焦点？中杰英在《祈望未来》中说：“谁能告诉我，本可各行其道安全归宿，为何尔倾我轧相互撞击，为了随心所欲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句话，看上去时评价人的，细琢磨起来，好像也可以用来说别的。周大新在《世纪留言》里说：“把人类的聪明才智用到正经地方，别用到互相杀戮上。”刘恒则《冷言》里提到日本人作为旁观者提到“有人宣传西洋的民主主义及共和思想，但那并不是共和思想，而是取代篡权思想的一种新的权力思想”。刘目瞪口呆的是“ 篡权思想”。“呜呼！何为篡权思想？不要读什么历史，去读读一个村庄一个机关，或者更细小一些，去读读一家三个国人合办的随便什么鸟公司吧，那答案就足够了。”

     这里，需要再延展一下。小公司比小编辑部可能还好大50%呢。在人员总数不大于二的部、组里，竟然也演绎着“篡权思想”的新篇章。心思没有聚焦于正业上，聚焦于“歪业”上，部、组的发展不受局限也怪。本来可以做好的，做不好；被来可以更好一些的，没有更好。这是心思 不用到正经地方的 恶果。

     我觉得，心思不正的人多半是这样的：有麻烦的时候，把麻烦推脱给伙伴；有好处的时候，依据自己的歪理“据理力争”。

    灿烂与迷乱，居然可以用于形容许多年份。明年，或许也可以这样评价今年？就好像1994年，张颐武评价1993年那样？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