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人还在维也纳开会，收到家里的电话：2005年是母校青岛李村小学的百年校庆，让我写点东西表示祝贺。听完后大吃一惊，在“李小”度过了五年半的童年时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从未听说她有如此长的历史。

 

原来学校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德占青岛时期、由德国总督在崂山李村所设的李村蒙学堂，日据时期（1915年）改为李村公学堂，北洋政府的民国11年（1922年）又易名为公立李村二级小学校。到我读书时，就知道是李村小学，对其历史一无所知，也从未听任何人说起。当时只是觉得学校的一些房子有点特别，尖尖的屋顶，黄墙红瓦，介于别致与坚实之间，部分建筑还附有带顶的长长走廊，不是中式风格。据说校舍是日本人盖的，曾经做过兵营。

 

我好像是1969年春开始读小学。那时学校在李村河的北岸，而我家在南岸，每天差不多要走二三十分钟才能到学校，途中要经过青岛师范学校、李村公社革命委员会、五O二海军大院、青岛农业科学研究所，好几个机关家属大院、还有河南村，再穿过李村老石桥，进入河北村，最后沿着当时崂山最繁华的商业街，瞅着崂山医院、农业物资合作社、新华书店、百货商店等等，不一会就到李村小学。学校的隔壁就是生产建设兵团，其实是一座劳改监狱。多少年后，我回到那里，宽阔的李村河、清清的河水、绿绿的河草、小小的白眼鱼，全不见了，剩下只有沿河悬空而起的建筑，不伦不类，还有一条一脚宽的污水沟，河床成了一个露天的贸易市场。别人告我说，李小已搬到河南，平方成了楼房，我顿然失去了回去看看的心情，害怕少时美好的回忆受到破坏。

 

回味起小学的经历，方知“日久味浓”是何意。我报名上学时，由于父母工作忙，是由邻居大姐姐带去的，结果之后好几年这都成了同学们讥笑我的理由。上学走出青岛啤酒厂酒花试验站家属院的大门，才知“人生路途”之“艰辛”。因为我们家是当地极少的“南方蛮子”，那时北方的南方人比文革刚结束时的外国人还少、还“稀奇”，所以上学路上常遭未入学儿童的“拦路抢劫”或身后飞来的土块石块的“袭击”，还有阵阵整齐的“南方驴”的叫骂声。学校里其他同学的欺负，就更不必提了。

 

那时还常回上海外婆家住段时间，向外公外婆舅舅“控诉”完后，外婆的安慰就是：告诉那些小“赤佬”，我们南方没有驴，你们北方才有驴。其实在沪的日子也不好受，初到时不讲上海“爱吾”，一口“崂山腔”、又有山东人生吃白菜心的习惯，结果成了同伴眼里的“兔子”、心中的“野人”和嘴上的“山东侉子”、北方“小赤佬”。回到青岛的家，又因初时一口的上海话招来周围小朋友更“猛烈”的“武装攻击”。两种方言之间的“切换”和由此带来的折磨，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既恨南方话、又恨北方话，结果弄得自己南腔北调，不但五音不全，也没有一种方言能说好。

 

多少年后，留美读书，同学踢球分南北队，我心里既不愿入北队，也不想入南队，声称自己是“中国人”，完全是少时情结的流露。最终多数时间还是入了南队，或许是因为祖籍浙江的缘故。研究生时我力争去杭州读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只在一岁半时回过东阳老家，就是有什么人欺负过我也无法记得。父亲的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长江以北却只有我们孤孤零零的一家，我的辈分又高，连父亲的同学也得叫我“叔叔”，所以祖籍二字，少年时凭空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幻想。

 

一次突然的“反抗”结束了我被“侮辱”的童年。记得是二年级一场大雪后的早晨，我高高兴兴地穿着自己心爱的风雪衣去上学，路上却被几个小孩用混着煤渣的雪球追着打。风雪衣是外婆花24元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给我买的礼物，是我最好的衣服，也是那时全校最好的衣服；因为当时崂山属青岛郊区，许多家庭一年都没有20元的余钱，绝大部分同学都要穿带补丁的衣服。当我看到身上点点滴滴一片雪渣污水，一股怒气突然暴起，顺手从路边抓起一块石头就向小孩们奋力扔去。石头出手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随着一声尖叫和大哭，心里静极了，好像末日已到似的。当我“醒”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都跑得无影无踪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暴力”的“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三年级时，我已从老师眼里的模范“好”学生，那个标准纤弱顺从的“南方小孩”，成了一个开始寻机“捣乱”的“调皮蛋”；到了五年级时，我拳击、刀螂拳、猴拳、大刀、三节棍都偷偷地学过，还“组织”了自己的 “战斗”小团体，老师年终给我的评语中有这样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打仗小过年”。

 

除了终于不再受欺负的好处之外，我的身体也好了。小时候是个“病秧子”，整天跑医院，弄得当地的医生直抱怨南方人“娇生惯养”，大病小病没病都来看。至今我还认为妹妹文革后期的早夭，与医生的这种印象而造成的延误有很大的关系，每每想起依然内疚心痛，幼时没那么多病就好了。“崇武”之后，身体好了，同时还喜欢上了跑步，并成了家旁边师范学校操场的一“霸”。凡有女生胆敢在我们锻炼时来到操场，一定会带着不知何处飞来的沙子落“沙”而逃，其实都是我们团伙在搞鬼。一段时间，校方通知警卫不准我们进入师范学校，可问题是一般我从不走大门，总是翻墙而“进”。唯一说得出口的，是五年级毕业之前，学校六十米、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以及跳远的纪录都是我创下的。特别重要的是，我在师范学校的操场上感悟到的“师范”味道，使我终生受益。这是当我跑了十多圈时的一种特别的生理感觉，好像就要跑不下去了，但咬牙再跑一圈、再跑一圈、再跑一圈，难受的感觉竟然没有了，设定的圈数（通常20到30）也就完成了。多少年后，每当遇到困难，感到坚持不下去时，我就想起“师范”味道：再坚持一会、再坚持一会、再坚持一会。许多事情，就这样挺了过来。

 

还有两段奇怪的“病历”，至今铭记。一次是随同学去崂山医院的太平间看了一眼一个因强奸杀人而被枪毙的年轻罪犯的尸体，大腿处雪白的皮肤被剥掉一块，据说是给烧伤病人补皮肤用了。霎那间那一幕深深地刻进脑中，我立感不适，之后连续发烧，差不多一周才复原。另一次是在下午课后体育队练习时，同学们突然都跑向校外马路上去看游街的“盗贼”，我也挤到前面，一看弯腰背着派出所长长的门牌游街的二人，即刻懵了：这不是要好同学的哥哥和姐夫吗？原来他们为了同学的哥哥结婚做大衣橱，硬是把许多单位的门牌给偷了作大衣橱的木料，最后连公安局派出所的门牌也不放过，终于尝到了“太岁头上动土”的味道。这位同学是我每天上学路上都要顺路叫的一位，平时也一起玩耍、打架、晚炼。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差不多又是一个星期才康复。从此之后，我绝对相信心理的负面作用可以使人致病，这可能也是今天我十分强调要研究心理学在复杂问题分析中的应用之原始“心结”吧。现在我的哲学就是：花钱费力也要“买”个好心情，只是世事难料，许多时候有钱有力也白搭。

 

许多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就是卞老师，一位五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具体年龄已无法知道，反正那时觉得他真老，花白头发花白胡子，衣服不整齐，行动也不方便。我开始一直认为卞老师是专门烧茶炉的工人，直到开始上“描红”课（即写毛笔字）时，才知他是我们的美术老师。但我始终没有搞清他是兼烧茶炉还是兼教毛笔美术课，反正同学们对他十分不敬，上课总是找茬起哄，害得我根本就没有真正学过毛笔字。林彪事件后，他因眼花错把毛主席的像当成林彪的像摘下来并踹了几脚，好像没有大事，但从此就少见了。

 

还有一位教音乐的黄老师，非常敬业，把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办得有声有色，在当地颇有影响。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高我几年级，也都十分出色。三四年级时，有一次上音乐课，班上来了几个陌生人，她把我们两三个学生叫上讲台，作了几个动作，重复了几句话，然后就让我们下去了。后来才知这是电影制片厂来校选小演员，从此我就成其他同学取笑的对象。心里恼火极了，到了期末考试，终于有了机会报复：考试就是每个学生上台唱一首歌，黄老师风琴伴奏。轮到我时，呆立台上，一言不发，死活不开口，直到下课。黄老师无法下台，十分恼火，勒令我放学后到她办公室唱。放学后，我去了黄老师的办公室，开始时她严厉无比地命令我唱，但毫无效果。直到天快要黑了，我们的对峙还未结束，老师的口气先缓下来，再软下去，后来几乎是用求我的口气给我讲起她与我父亲在一段时间里都被什么“红旗”还是“八一”派打击，一起“靠边站”、一起“逃难”等等。可我铁定了心，没有反应，就是一言不发地站着。实在无法，她最终还是在天黑之前放了我，并给了我一个六十分的及格成绩。这是我小学里第一次、好像也是唯一的一个九十分以下的成绩。回想起来，十分幸运，一是那时老师已不敢打人了（黄老师可能任何时间都不会打人，现在真觉得对不起她），二是父亲根本不在乎音乐成绩，否则老师不打，他也要打了。问题是直到今天，我还是决不在公共场合唱歌，并拒绝学习跳舞。

 

体育王老师与我关系最好。他家住农村，妻儿也都是农民，每天要花很长时间在上下班路上，生活也十分艰苦。四年级时，我已是校体育队的主力，第一次随队外出一周参加比赛。这也是我第一次同外人住在一起，同学们一起的放肆，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天晚上大家刚睡下，突然一刺耳的“巨”响，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一位齐姓同学已猛然从铺上跳起，手舞足蹈，口里还喊到：X是独立之气，放个X，出出气，谁也不敢把我怎么地！五年级时，我已是校队的一号主力，但与年青的体育助教练老师关系很不好，王老师表面批评我，背后却总是护着我，因此我就更“肆无忌惮”地率众与助教练对抗，使他难堪。我们常常十分主动地帮助体育老师做一些事，比如我回家向父亲要“酒糟票”给老师，这样他就可以免费去啤酒厂“拉酒糟”，那是农村里喂猪的上好饲料; 另一位赵姓同学的母亲在副食品店卖肉，体育队里我们俩最好，常被派去为王老师买肉。我俩老老实实地排队“割肉”，排到我们时，我把肉票递上，赵在我后面跳来跳去，大家都装着根本不认识，然后最白最肥的一块板肉就在杂乱之中割给了我。原因很简单，老师家里炒菜没有油，只能靠肥肉炼油。小学毕业前夕，我和赵去了王老师家里玩，他招待我们吃的什么已不记得了，最使我难忘的是他的妻子与儿女不能与我们同吃，这使我难过了好长时间；他家和村里其他的农户，也使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真正农民的贫苦。

 

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赵老师是第一个给我上实际人生课的人。他对我很好，并“提拔”我作了学习班长，这是我二年级“变坏”后第一次当“官”。其实我十分不情愿当“干部”，觉得没有“自由”，但还是被他多次谈话动员出来。那时我上课喜欢吃零食，糖果、麻花、粃粑不断，甚至把课桌抠了个洞，以便更隐蔽地把抽屉里剥好的糖放到嘴里，但许多次还是被老师抓住。有一次买了刚上市的椰子糖，禁不住地在课上偷偷地吃起来。赵老师发现后，竟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让我站起来或走出去，课后还向我伸出手，要了一颗糖尝了尝，使我“受宠若惊”，一下觉得似乎可以与老师“哥们”起来了。

 

夏天的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回家吃饭，又渴又饿，正遇厂里给锅炉工人发降温饮料（好像就是今天的扎啤，那时我们叫生啤）；工人们鼓动我一口气猛喝了一大茶缸，回校午睡后竟无法醒来。被硬叫起来后头疼难忍。赵老师当众表扬我带病坚持上课，并让同学陈焱（那时随母姓，暂叫李焱）送我回家，因他家的离我家最近。我不敢立即回家，就去百货商店买了一个菠萝、好多椰子糖，到李村河里的沙滩上猛吃了一顿，也算是招待了陈焱，再睡了半天，直到看到放学的同学队伍，我们才像没事似的与其他同学一起回家。至今我也弄不清赵老师是给我留面子还是真不知我喝醉了，反正我第一次醉酒的经历就是这样。

 

最要感谢赵老师的，还是他在黄帅事件之后“救”了我。一九七四年“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发表后，全国上下掀起学习黄帅、大批“师道尊严”的浪潮。李村小学也不例外，赵老师先是给我们读报纸，然后要求我们结合本校本班实际，分组讨论并写大字报。讨论时我突然激动地“发现”：把老师的“盖子”揭掉，不正是黄帅的“帅”字吗？反“师道尊严”不就反成了“帅道尊严”了吗？我十分得意地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立即发扬“帅道”带头用卞老师教我的毛笔字写了一篇批判校长在学校实行“师道尊严”的大字报，而且还列举了许多“有案可查”的“罪证”。我们之所以反校长而不反班主任，因为大家与赵老师都很好，但校长见我们时总是“唬”着脸，从来不露微笑。赵老师见了我们的“杰作”之后，立即宣布解散并让我留下。只剩两人后，他说大字报他先拿走，让我再按报纸上的话重写一份贴出去。尽管当时赵老师一脸严肃相，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刚才在课上还让我们结合实际，不准只抄报纸反“师道尊严”？这分明是出尔反尔吗？赵老师一言不回，只是沉着脸把我的大字报叠起来，然后拿起走向门口，边走边说：“小孩子一个，懂个什么。”最终，我还是听了他的话，抄了一段报纸贴了出去。我相信就是当时贴了反对校长的大字报，我既不会遭到报复，也不被树成黄帅那样的典型，因为我们的小学就是那个样子，不紧不慢，不冷不热，上上下下都是一滩温吞水，根本起不了浪。不过，如果我贴了，文革之后会不会被说成是“四人帮”的“小爪牙”，像后来黄帅所遭受的那样，就不得而知了。

 

从小学毕业到现在，三十三年过去了，绝对不是“弹指一挥间”那样轻松。每每回想起来，总是几分伤感、几分欣慰、几分感激。我非常怀念小学的一切，特别是老师们，无论对我“好”的还是对我“坏”的。当社会的无知和“歧视”险些把我从一个温顺的“小羔羊”变成一只捣乱的“小恶狼”时，小学的老师们宽容了我，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坏孩子去“镇压”。除了对一个学习好的学生的爱护，或对一个孤伶伶的外省孩子的同情之外，老师们的容忍和善良正是我能有这段纯妙回忆的美好原因。回想起来，我万幸自己在出生前的一个月从南方来到北方，特别是问世于美丽质朴的山东青岛，使我成为一个“南根北身”、兼知南北的中国人。

 

百年小学，童年天乐；桃李泽乡，万年民悅。

 

 

2005年12月15日完于CA1558

 

陕西日报：聊聊毛贼偷摘“科技桃”

李英锋

2012年07月13日09:57

 

7月2日，河南郑州市3名男子潜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偷桃吃。被偷的桃有一二十个品种，很多都是杂种单株。这些桃子被偷，将直接影响今年桃子品种审定，推迟国家十二五课题组项目。其中所偷的中油桃13号，他们已研究了13年，现在这些单株品种的桃子被偷，耽搁研究成果，损失难以估量（7月3日新华网）。

《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受到严惩——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关在炼丹炉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而在现实生活中，三个毛贼偷摘了果树研究所的“科技桃”，该当何罪？

有一种舆论认为，毛贼偷摘“科技桃”和偷摘同等量的普通桃子一样，并不是什么大事——果树研究所明年再接着做试验就可以了，因而，对这些毛贼不应深究。尽管这种观点有2003年赴京农民工偷摘“科技葡萄”后被免予问责的案例作支撑，但笔者依旧不赞同这一观点。

“科技桃”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普通桃子，偷摘“科技桃”的破坏性要远远强于偷摘普通桃的破坏性。首先，科研人员为培育“科技桃”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其次，偷摘案件导致培育“科技桃”的试验中止、研究链断裂，而培育“科技桃”的研究数据要受气候等相关因素影响，明年再继续就某些“科技桃”品种开展培育试验，有可能实现研究数据的基本链接，也有可能无法完成令人满意的链接，若未能弥合研究链，则损失无法挽回；最后，即便明年的再试验可以弥合研究链，但重新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研究成果的推迟，而研究结果的推迟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连锁影响，这种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

 

偷摘“科技桃”的行为看似情节轻微、社会影响不大，实则危害后果严重。笔者以为，按照法律的过错责任原则，几个偷桃毛贼应该为他们的过错付出相应代价，这种代价包括经济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只有对偷桃毛贼依法进行适当惩戒，法律才能起到必要的教育、震慑作用。当然，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也有过失，比如，果树研究所在桃圃的围墙出现缺口后未及时修补，未妥善安排值班，未在醒目位置给出足以证明“科技桃”重要性以及偷摘“科技桃”后果严重性的提示，等等，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需要“亡羊补牢”，而更多的类似单位也应以此为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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