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日本大学之“崩溃”（三）

程京德

对本次周刊东洋经济杂志特辑号报道的其它事实和观点，归纳简介如下。

扭曲的大学改革和竞争制度所带来的地方国立大学的贫困危机：根据文部省的问卷调查，回答说由大学分配的个人研究费年额不足50万日元的国立大学研究者已经占到全体人数的60%；回答说研究费还在减少的研究者也占到全体人数的60%。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以后，国家削减了财政拨款，而鼓励通过公募和审查来争取竞争性研究资金。对此，多数的国立大学研究者感觉这一竞争制度带来的扭曲太大了。“由于旧帝大的富裕研究室人多、设备新、钱多，量产的论文数当然也多，和我们贫穷研究室就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但是科研费和民间财团研究费的审查，判断都是偏重于过去的研究业绩，结果就是钱越来越向规模大的学校和研究室集中。差别自身还在制造产生新的差别，这种竞争根本就不公平。”（免疫细胞研究者冈山大学教授田中智之语） 另外，大学改革自身也是件让国立大学研究者们烦恼的事情。为了填补财政拨款削减造成的资金欠缺，各个大学都在想方设法地提出自我改革方案并声称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以便从国家获得对改革的资助。但是，这种改革却让各个大学第一线的教员们疲惫不堪。

研究者的命脉科学研究费之受难：“既然那么有钱，把钱拨给科研费吧！”去年年底，日本政府投入5000亿日元给退休后高龄者的再学习事业后，大学研究者们在网上异口同声地如此叹息。这样的叹息当然不无道理，因为这笔钱是科学研究费年度额（2018年度2286亿元）的两倍还多。文部省本来对2018年度科研费的概算要求是增加163亿元，但是最终只被认可了区区2亿元。国立大学法人化之后被削减的财政拨款已经有1400亿之多，但是科研费却仅仅增加了500亿元。

职位缺乏和学术性骚扰造成的科研道德不正之常态化：1月22日，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发表了“论文有篡改和造假”的调查结果，山中伸弥（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奖者）所长也低头谢罪。造假者为该研究所36岁的特任助教，其任期期限为今年3月底。所以，有看法认为，事件有焦急着要出成果的背景因素。在1977年到2012年的35年间被发现的日本科学研究道德不正事件中，生命科学领域有43件，占全体的约40%。因为生命科学研究者数也占全部研究者人数的40%左右，所以并非生命科学领域研究者人均事件数过多。“科学研究道德不正事件的发生有其大致上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上面有能够获取大量资金的领袖人物，下有还未找到正式职位而想尽快出成果的年轻人的典型结构下发生。领袖人物在外飞来跑去地忙，顾不上应该检查的事情，那么事件当然就容易发生了。”（应用伦理学研究者北海道大学藏田伸雄教授语） 另外，在这样的典型结构下，学术性骚扰也容易成为契机。

无处可去的博士们只得从事非正式职位工作的现状：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国立大学推行了研究生院重点化（即重点大学以研究生院而不是本科作为学校的中心），博士课程的毕业生在2000年增加到了1991年的两倍。但是， 伴随着国立大学法人化和财政拨款削减，大学里的助教职位一般也都改为了任期制的非长聘职位。2015年度日本全国的博士后人数为1.6万人，平均年龄36岁，一个长聘职位往往有近百人竞争。“因为在3年的任期中拿不出业绩来就可能没有下一个聘期了，所以只能做确实可以出成绩的研究，不可能孕育出创新性萌芽来。”（40几岁的女性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员语） 被竞争性资金的项目所雇佣的博士后，还要为项目管理做非研究性的杂事。另一方面，比起有固定年薪和社会保险的博士后，更无安定保障的是大学的非常勤讲师。因为要依靠多讲课来保证收入，还要自己支付社会保险，基本上就只能放弃研究了。

日本政府财务省官员主张“大学的封建性、闭锁性才是问题”：本次周刊东洋经济杂志特辑号的采编人员采访了现在的竞争性资金分配政策的提倡者，日本财务省主计局次长神田真人。神田真人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相关预算的GDP占比为0.71%，和其它先进国家相比并不逊色，所以，并非资源的问题。政府投入大学的研究开发费为1.8兆日元，与德国的1.6兆日元相比还要多，但是高被引论文的数量还不及德国的60%，论文的生产性才是问题。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大学的封建的、闭锁的体质。日本的大学，在讲座、领域、学部、大学、研究所、企业、国家之间的“墙壁”，造成了非常缺乏流动性。这在境界领域研究、全球化研究时代很不利，并且在非竞争环境中渐渐失去活力而产生道德危机。因为国际交流和国际共著论文少，所以被引用的也少。

研究力大幅度跃进的中国的强大人才政策：本次周刊东洋经济杂志特辑号刊登了留日归国的现任深圳大学机械电子学院院长助理郭登极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深圳市推行的吸引人才政策。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中村修二也在深圳设立了研究据点。深圳对每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的项目支持1亿元研究费。

“大学性本恶”之说在摧毁日本的大学：本次周刊东洋经济杂志特辑号刊登了在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苅谷刚彦的一篇文章，对比了英日两国对大学的论点之不同。在英国，基于以往的成绩和贡献来强调大学之存在理由的论点通行，因为社会上还保留着对大学的尊崇。从积极的成绩贡献出发的主张，不但以让政府增加拨款为目标，而且也鼓励社会对大学予以投资以期产生积极的成果。所以，这是一种“大学性本善”之说。然而以此相对，在日本，主导大学改革的政府却可以说是以“大学性本恶”之说为前提的。从培养全球化人才这样的理想出发，去找出大学教育的缺陷，从而设置改革目标。亦即，论点是从否定地看待以往的大学教育出发的。

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关于今后对策的针锋相对：对于日本的研究力下降，现在应该采取的对策为何？

日本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革新评议会议员上山隆夫认为，削减无条件拨发给大学的资金，将财政资金转为竞争性资金的措施本身是必要的。在日本，对大学等学术界的信任并非那么高。如果不做这样的转移，那么，在由于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对财政的逼迫之中，引起对大学的批判而造成研究费用的更加剧烈的削减也是可能的。日本的大学要与世界竞争，必须更多地收集自由度高的民间资金以扩充财务基础。大学校长们现在握有比以前更大的权限，应该面向还未理解学术的价值的民众多多发言以期让民众接受。收集来的资金应该优先用到苦于职位缺乏的年轻研究者们的待遇改善上。日本的大学缺少的是向年轻研究者和学生们投资的想法，这很不正常，因为大学的作用本应是聚集能力强的年轻人来让组织活跃起来，激发出新思想。

铃鹿医疗科学大学校长丰田长康认为，日本的研究力下降，是由近年的文教、科学技术财政的压抑下“选择与集中”政策的失败所造成的。其结果是资金向旧帝大等极少数胜出大学单方向集中，而中坚以下的国立大学陷入贫困。这样的政策及结果并没有对日本的研究力予以贡献。基于数据分析，比如说，被称之为“FTE研究者数”的，考虑了实际的研究时间的研究者人数的人均论文生产数，旧帝大和中坚大学几乎没有差别。另外，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了，即便同是竞争性资金，把少量的资金分配给多数人，比起把大量的资金分配给少数人，论文的生产率更高。所谓的“选择与集中”，是将竞争原理人为地强制执行的手段；而平等地给与研究环境和机会让大家自己竞争才是原本的竞争原理。政府提出了要在世界排名前100所大学中有10所以上的日本大学的目标。但是，这个计划是以在财政制约下向极少数大学集中资金为前提的，结果导致中坚大学的没落，最终结局是竞争力低下。如果把目标改为排名前500所大学中有日本大学50所，把目标改为强化中坚以上大学，才能够培育出与世界竞争的大学来。研究者的多样性才能产生将来的大发现。现在，日本难于追赶新研究领域的动向是个问题；要改变此现状，关键是要刺激更多的研究者扩张自己的研究领域。依据我的分析，要增加高度被重视论文，增加具有一定水平的可信任论文的数目是最重要的。要提高国家整体的研究力，在充实的研究环境下保持一定水平论文的数目才是重要的。这样才能产生将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

特辑中其它关于私立大学的话题：18岁人口减少将带来的私立大学大淘汰时代、私立大学诸强的战略、50个强盛的私立大学和100个危险的私立大学、挑选大学的五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