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创新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投入和产出的多种要素构成，科学创新能力是科学创新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它不是一种单一能力，而是由多维能力构成的能力系统。

科学创新能力，也即科学能力。赵红州在《科学能力学引论》中首次使用了“社会的科学能力”这一概念，认为社会的科学能力乃是一个“社会的多边形的合力”，它包括如下五个基本要素：（1）科学家社会集团研究能力；（2）实验技术装备系统；（3）“图书一情报”系统的效率；（4）科学劳动结构；（5）科学教育系统。并进一步指出，科学劳动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科研体制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的科学能力的骨架，国家科研体制改革应当从劳动结构的改革开始。[1]王春法（2007）把创新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并将创新能力理解为一种制度能力，认为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实力，由以下五方面的能力组成：一是界定自身技术需求的能力；二是选择能力，即对市场、产品或技术以及组织结构做出选择以从事企业活动的能力，以及获得关键资源的能力；三是获取相关科学技术知识的能力；四是组织能力(集成或协调能力)；五是学习能力，即有效地改变系统的文化氛围从而使之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连续变化的能力。

我们认为，赵红州从社会学和政策研究层面较好地概括了影响科学能力的五种基本因素，并突出把创新主体的因素放在了首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能力观念；（2）、（3）和（5）三个要素属于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范畴；（4）科学劳动结构即科学的组织体制因素。不足之处在于，这种概括主要指称的是体现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创新潜力，没有涉及科学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个体层面的创新能力。王春法的着眼点主要讨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问题，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科学创新能力不是一个概念。但他将创新能力理解为一种制度能力，突出了“制度”因素对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深入分析科学创新能力概念提供重要启示。

从上面的讨论看到，科学创新能力是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它是多种能力要素的有机组合。一个国家、地区或机构的科学创新能力可以分为科学创新基础能力、科学创新投入能力、科学创新组织管理和制度能力和科学创新产出能力四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部分。其中，科学创新基础能力，包括科研队伍的社会结构、科学基础条件与设施（包括图书情报、仪器设备等）等，对科学创新有着很强的促进或约束作用，它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关键性因素；科学创新投入能力，包括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投入，它是实现科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定体量的优秀科研人员和资金投入，就不会有众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产出；科学创新组织管理和制度能力，包括各类科学技术政策、体制机制运行、评价体系等，是确保各种创新资源有效流动与配置以及创新活动各环节协同的重要力量，这对于充分调动研究主体的创造积极具有直接的影响；科学创新产出能力是科学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具体包括科研论文、专著的数量和质量等标准文献成果形式，还包括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科技奖励、培养人才情况、创新文化环境的培育等非标准文献成果形式。

综合上述讨论，现在我们可以给出科学创新能力一个完整的定义。对于个体科学创新能力，是指研究主体有效挖掘和利用科学资源生产新知识的能力；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科学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而提供有利环境促进新知识的有效产生、传播、利用和扩散的程度。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既涉及到科学资源的供给状况，又涉及到使用和配置科学资源的组织、制度和管理能力；既涉及到行为主体自身的创新素质，又涉及到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既表现为生产新知识的量，更表现为所生产的新知识的质，以及表现为创新环境和创新人才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