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瑞璜先生的缘分(3)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人不转魔方转，魔方不转点群转。

1988年硕士毕业回到位于东营的石油大学，我从物理教研室转到机械系金相教研室，客观上，是老同学吕天全用他的“普通物理试讲”帮我轻松完成了校内调动工作。吕天全既是我硕士时的同学，也是我本科时的同学，吕天全比我大1岁，七七级年级排行为老六，他正好是6班的，大家都称呼他为小六子，在年级排行老大的是我们5班的班长周方策，七七级入学时他已经31岁。周方策不愧是老大，当年我寒假回家时，周方策都要问我：“要不要申请困难补助”？我只需说一个字(要)，周方策就去系里帮我办理申请手续，第二天￥10元大钞就递到我手里了，当年从长春到包头的学生车票(慢车)正好是￥10元，本科四年我只有三个寒假回家，四个暑假都在学校度过，助学金(￥15元生活费+￥6元学杂费)照发，我暑假的主要任务就是啃英语(看英文原版物理学)。

我和吕天全两度在吉林大学物理系相遇，而且为期7年，是我的三生有幸。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的三生是：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明明是本科和硕士时期的同学，如何又冒出一个博士生？实际上，我没有读过博士，吕天全也没有读过博士。但是我2000年直接去清华大学学位办申请要了个(同等学力)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里包含了在吉林大学硕士时做的工作(10%)。因此，我两度在吉林大学物理系和吕天全相遇并且在一起上课，对我来说真的是三生有幸。我在吉林大学的“三生”含量可以表达为：本科生(100%)，硕士生(100%)，博士生(10%)。

  1988年的研究生毕业季，吕天全和于同学，跟着我来到东营的石油大学。吕天全和于同学在物理教研室试讲后，教研室当场就答复要吕天全，不要于同学。随后，物理教研室同意我调到金相教研室，我立马就办理了校内调动手续。物理教研室的领导明白，吕天全的物理水平比我高，于是他们很快作出决定，同意放我去金相教研室。当时教研室领导应该是这样想的：来一个水平高的，走一个水平低的，净赚不赔。当物理教研室得知吕天全来不了石油大学时，我已经在金相教研室上班了。

当年金相教研室只9人，是一个很小的单位，没有科研项目，教师中没有高级职称。但是，金相教研室有不少实验室资源，其中最多的是金相显微镜及其完整的配套设施。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金相教研室还有一台(邯郸产)X射线应力测定仪，属于大型仪器，好久没人用了。但是，这台闲置的仪器帮我获批了一台计算机(含打印机)，这在当时属于“社控”商品。这台设备之所以闲置，是因为高压电缆有问题，我承诺能修好这台设备，希望给这台大型设备配备一台计算机，当时机械系领导同意我的建议，给我批一台计算机，我真的修好了高压电缆，并且发表了文章。x射线应力仪高压电缆的维修(实验技术与管理)。

如果没有这台计算机，就没有我和(武钢)钢研所的合作(实际上只有￥1000元，一千元的合同)，也就没有后来我的魔方计算程序，也就没有后来我的基于230空间群的AEC(原子环境计算)，也就不能发现余瑞璜EET最大的亮点。我来到金相教研室不久，就去武汉参加了“第四届全国X射线衍射会议”，却意外地见到了余瑞璜先生，这是38年前的事了。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这是北宋词人晏殊的名句，可以描述我当年独立摸索科研路径及其研究方向的情景，志在独上高楼，志在望尽天涯路。

硕士研究生毕业，32岁的我，决定要自己独立搞科研。当年的初步设想是，先用超塑性的实验研究，申请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做实验写文章和论文后，顺便去清华大学申请个博士学位，我把起步定位在实验研究，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验结果去说服清华的教授们，希望他们能帮我实现梦想。我拿到清华的博士学位后，我就从超塑性的实验研究彻底转型为材料的电子理论研究，我用了12年的时间，实现了我的梦想。

1988年硕士答辩后，我到吉林大学科研处要了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空白的)，在1988年6月研究生毕业离开长春前，我请吉林大学材料系的哈宽富教授和吉林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工程系的刘玉文教授，为我填写了《申请书》里的推荐栏目，因为我没有申请资格，需要两位教授推荐。而这两位教授正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稀土元素对Al-Zn-Mg合金超塑性的影响》，我也只能就将计就计，告诉两位教授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也是这个题目。实际上，两位教授是在空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里给我填写了推荐栏目。基金委的《申请书》推荐栏目，没有要求盖章，是我自己到推荐人所在系请求盖章的，这样看起来更像是“通关文牒”。

当年我对两位教授说：“硕士毕业后，我就要回东营(石油大学)去闯天下了，两位老师的推荐信就是我的‘通关文牒’，以便我在北京高校请人写推荐信时参考”。两位教授听到“通关文牒”后都笑了，我接着说：“我们学校每天都有去北京的班车，东营-北京两地对开，时间约8小时，票价￥60元”。这就是所谓的地利，最后两位教授高兴地答应在空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里给我填写了推荐信。回到东营后，再找推荐人，我就局限在北京了。北航的陈昌麒教授，621所的刘伯操研究员，北京机电所的海锦涛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的陈南平教授，都给我写过推荐信，这就是所谓的人和，最后我真的拜清华大学陈南平老师为导师，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的天时在哪？《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际上，天时也在我的某事之中。

1992年，我自己制造了一台超塑性实验拉伸机，关键部件采用了自行车变速系统，拉伸第一个试样就得到了5000%的延伸率，2000年在清华答辩的时候，评委们说这个结果是个记录。我自制了设备，得到意外好的实验结果，这似乎也真的表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结果，是因为造了这台设备，看起来还有点土里土气，那可是我亲自用钻头打了大大小小1000多个孔，然后用不同型号的螺丝钉，把大大小小的部件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土设备。拉伸机上面三段炉里的陶瓷内衬，捡自学校供销科的闲置库房，我用手锯钢锯条打通箱式陶瓷的后壁(有个穿热电偶的小孔)，三段炉就连成一体了。钢锯条锯陶瓷，拉几次钢锯条的锯齿就没了，然后再换新的，三个陶瓷内衬消耗了200根钢锯条。我是学物理的，没有学过机械制图，也没有学过零件设计。但是，在制造拉伸机的过程中，拉伸机的物理图像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我一边比划，一边钻孔，一边安装，最后竟然水到渠成。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北宋词人柳永的名句，虽然也能描述“历尽艰难，痴心不改，绝不见异思迁”的科学精神，但是完全不能刻画我的心理素质。

 1978年在吉大读本科的时候，我们宿舍的人都喜欢回寝室吃午饭，大家围坐在两张并摆的桌子旁。我每天都吃高粱米，我选择过点去买饭，就是开饭20分钟后再去买饭，不但高粱米给得多(4两饭票至少给6两，有时能给8两），菜也给得多。我满心欢喜地端着我的饭菜回到寝室，还要和他们吃大米饭(菜也不错)的凑合在一张桌子上，我把高粱米吃得一点也不剩，还要加点水喝个汤，他们多数人顶多吃4两米饭，如果碰上考试，他们最多吃2两，但是，我仍然能够吃6两高粱米。本来是吃高粱米的应该羡慕吃大米饭的，然而事实却相反，是吃大米饭的非常羡慕吃高粱米的。不仅如此，到晚上，吃大米饭的要数到500个数才能入睡，而吃高粱米的用不着数一个数就进入梦乡了。我就是用“会吃饭和会睡觉”的本事，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1982年吉大毕业来到东营的华东石油学院，我继续用“会吃饭和会睡觉”的本事，很快打开了局面。当年石油学院的教工食堂，位于学校中心位置电影场(播放露天电影)附近，是几间平房，食堂的大门面对着一条繁忙的校园马路。每天午餐，我是第一个在食堂门外排队买饭的人，手里拿着两个搪瓷大碗和筷子。只要上午后两节没有课，我就准时10:30到食堂门外去排队，而开饭的时间是11:00点，学校上午的下班时间是11:30。如果食堂只做了两份排骨，一份大厨吃，剩下的那份就是我的。因为我排在买饭队伍的最前面，是第一名。那时，食堂的排骨是￥0.4元一份，一般人吃不完，但是我还要买一份便宜的素菜，￥0.1元一份，再加三个馒头，每个馒头对应0.2斤的干面粉。我会把买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把碗筷洗干净，就回宿舍睡个午觉。周围的人对我的“会吃饭的本事”不以为然，我对他们的“不以为然”也不以为然。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56元，因为我当过民办教师，没有试用期，工资直接从￥46跳到￥56，而吃饭一项每月要开支￥30多元，吃了工资的大半。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认定“会吃饭和会睡觉”是最重要的，是真正的立身(而立)之本。一位来自吉大力学专业的林姓校友，他经常批评我吃饭太猛，要省钱娶老婆过日子，周围的人也常常附和林校友的观点。直到1983年的田径运动会后，我破了3000米和5000米的记录，林校友才对我说：“你的排骨没白吃，这次一下就赚回来了”。学校对运动会冠军有些物质奖励，破纪录更多一些，而基础教学部还追加了相同价值的奖励。当林校友得知我和对象(未婚妻)准备要结婚了，林校友举起大拇指笑着说，你吃排骨赚大了。此时，林校友还没有对象，几年后林校友调回了长春。1983年我在石油大学创造的3000米和5000米记录，一直保持到我2016年退休之后(学院在2022年田径运动会上再创佳绩！)的2022年，也就是说，我的3000米的记录保持了39年，而5000米的项目被学校暂停多年，别人想破也没有机会。总而言之，“会吃饭和会睡觉”，是我的具有绝对优势的本事，这本事是在大毛忽洞18年的生活中练就的。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实际上，这描述的是如何能有正确的科学思想，如何认准一个方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实际上，这还是在强调要认准了，因为只有真正认准了，才值得历尽艰难，痴心不改，才能做到绝不见异思迁和喜新厌旧。

1988年硕士毕业后，我坚持每年写申请书，每年找人写“通关文牒”。经过5年的历程，我终于敲开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门，1993年我拿到了第1个国家基金项目(超塑性的耗散结构模型和金属物理研究)，此时我的身份是硕士讲师。与此同时，基金委金属材料学科主任靳达申老师，把我推荐给了程开甲先生。

如果我的申请书早一年被批准，我就错过了和程开甲先生的缘分；如果我的申请书晚一年被批准，我就赶不上和程开甲先生的缘分。如果我和程开甲先生错过了缘分，也就没有了我和余瑞璜先生(EET)的缘分。

我和余先生的缘分，就是我和余瑞璜EET的缘分。我和余瑞璜(EET)的缘分是来自漫长的柳暗花明和几度的峰回路转，真正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人不转魔方转，魔方不转点群转。

    待续：我和余瑞璜先生的缘分(4)

参考文献：

科学网—退休10年：十载闲云外，心同野鹤轻 - 李世春的博文

科学网—我和余瑞璜先生的缘分(1) - 李世春的博文

科学网—我和余瑞璜先生的缘分(2) - 李世春的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