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先生有一精妙见解，偶见之，甚喜，不敢独享。（注：原文被本博者删除若干字，无法用贾平凹式的□□□代替）

　　在哲学界，“是”字的含义正在变宽；基于当年陈康先生的主张，学者们开始探讨用“是”来转译“Being”(德语：Sein，希腊语：on)的可能。原先受马、恩著作翻译的影响，动词“是/在/有”当哲学范畴讲，通常是统一译作“存在”的。但近年来这“标准”译法受到了质疑。尤其西方哲学译家王太庆先生发表论文《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1993)，引起了热烈讨论。按照王先生的意见，“存在”改译为“是”，看似生硬，许多哲学史的问题反而容易说通。例如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通译“我思故我在”，人因为(能够)思维而(证明)存在，就过于狭隘了，难免误会。译作“我思故我是”，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命题，值得好好研究。廓张“是”的义项，有利于我们分析理解西方哲学同宗教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从而丰富中文的思辨与表达。

　　既然已有这个开端，我以为“是”的“欧化”新用法，让它兼指“存在”“出现”“发生”，是可望逐渐为学界和读者接受的。有鉴于此，我就循通行本的先例，“I am that I am”（博者插入）直译为：我乃我是者。

　　这么译，我想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简洁，略同原文“《圣经》””（博者插入）的句式风格；二是因其表达的陌生，读者须停下思考，一如那聆听着燃烧的荆棘的先知；第三，紧接着，不必意译拐弯，便可以凸显上帝谕示摩西的双关(3:14)：“你可对子民这样说：我是由‘我是’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