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如此人杰地灵，文化悠久，毗邻苏扬的地方，其琴脉在文革中毁灭殆尽，八十年代时全市懂琴者寥寥无几，84年祝世匡老先生等组织雅集，成立琴会困难重重；吴炯先生现在都为八十年代祝先生无论风雨骑车到他家上课感动，而今天无锡市区有吴炯先生等人在无锡古琴研究会授琴传艺。琴会成立于2004年，在祝老先生等老一辈琴家的亲切指导下和同仁的发奋中逐渐状大，每两周一次的周末雅集坚持了五年达百次，虽然仍有困难，但是总比“84年时祝老师面对的小的多”，吴老师总是拿这句话来为勉励同道。在无锡琴会成立的前一年，北京大学琴社在贾大师兄的辛苦筹备下也成立了，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琴社，随后清华、师大和南大等纷纷成立琴社，不过至今无锡的高等学校还没有一个琴社，看起来琴的普及和知名度在无锡与昆明差不多，虽然前者历来是江南文化重镇，后者则是独立于边陲。

吴炯老师琴风受吴文光先生影响最大，琴会题词落款即为“文光”。吴老师在某新闻研究所任职，对当地文化很有研究，《发现无锡》即是他的大作，没有在上北广漂泊的当地琴人几乎都是地方史的学者，非常关心当地百年来名人雅士、风土人情、时事变迁，如刘彦忠老师、关崇煌先生、丁承运先生、熊开华先生、李文中先生等人，自古士就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中坚力量，至今在一些乡下乡绅族长的话语权还是强于法庭的。吴老师谈了很久小小无锡的百年历史，说到当今无不遗憾，还好事情总是在不断起伏发展的，没有不可救药的末法时代，也没有独一无二的盛世。

吴先生琴学研究既以琴风为长，又对细节把握很深，对一些基本原则很有见解，或者说是非常传统于某些流派与师承。从吟猱说起，每家每人对于这个细节都有不同的理解与操作非常普遍。不过吴对其的论述提醒了我，不过是很容易理解的，今人的操琴细节的不同，乃是源于流派于师承，极少是因创新，那么记录先贤琴思的琴谱必然也是有差异的，如某琴谱说，猱为大吟，是左右的来回，而某说猱为震荡，是单方向的，只上猱或下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当有人以古谱或当代的教科书为据说某某需这样这样为妙，其实他或她应该加个前提，某派某人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此时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琴是否有普适的原则？在操作、曲谱、曲风、曲心等方面。从小处说起，至今亲历的对“进复”终点位置的解释有三。一、到相邻的最近的音位；二、到相邻的最近的几个音位，具体相隔几个，由曲谱所定，由弹琴者所定；三、进复一段距离，如拇指长或9徽到10徽长或演奏者所愿意的位置，很是自由。有人认为看师承不同和琴人自己的感觉，吴先生认为必须到确定的音位，就是普适的原则，若不到确定的单位，与撞等岂不相近？有例为证，也是流派的差异的体现，曾有川人向吴老师学习吴门琴韵的《平沙落雁》，川人完全按照吴文光先生的打谱来做，但是总是不一样，少了什么东西，吴炯老师在看过川人弹琴后很快就知道原因是什么，指法系统不一样，若没有老师亲授，外人很难完全模仿某一派的，即使有录像，视频总是失真和局部的。很明显，这又回到了流派的问题上，鸡生蛋耶？蛋生鸡耶？当然也有第三种选择，拿风格和流派来演示自己的不精和无知或狂亦狷。

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或者说是无聊的，不过对于我等年幼的初学者，在没有流派之隔的当今来说，多交流总是好的，总有适合的自己的菜，自己的曲，自己的人。先贤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路并不是旅游，而是与人交流，与物接触，与天地移情。坦诚地，不耻上问地、细心认真地观察与思考比读书，比偶得，比回溯文献要来得多快好省。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趁自己没有名气，腹中还有大量的空间和草包有待填充，习气还不重的时候，可以谦虚地向人请教，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