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参加工作，69年开始教师生涯，81年登上高校讲台，2012年秋退休，从教43年，其中高校31年。43年，或31年，带着巨大的惯性，在2012年戛然而止，让我在退休后欲罢不能。这又有点类似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本来作为世界工厂，多年来在全球产业链中谋得一席之地，金融危机，一夜之间，全球产业链瓦解，强大的产能突然失去耦合的对象。所谓《精华十讲》就是“教能过剩”的产物。

《精华十讲》的另一个冲动是，本世纪初，笔者进入知识论领域，发现这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回过头来，以知识论视野去审视以往涉及的领域，有焕然一新和浑然一体之感，同时也开拓了新的疆域。遗憾的是，在稍有所悟之时，便“迎来了”退休的时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知识只有共享才有价值。自己退休也就罢了，看着这些刚从洞穴中捡取的珠宝，有些甚至从未面世，随即便要与笔者一起退休，实在是心有不甘。

这些年除了在校内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外，也应邀面向各级干部和大中小企业在社会上作了200余场讲座，内容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现实，涉及金融危机和中国社会转型，这些内容平素难得与师生和读者见面和交流，这就是一次机会。

第四项动机在于笔者对自己的“促逼”。笔者一直想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资源、思维方式之优劣，乃至人生道路做一梳理和小结，“以利再战”。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上课、科研、论文、课题、带研究生，一环紧扣一环，直让人没有喘息时间，在现行体制所限定的崎岖山路（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上奋力攀爬，且不说还有生活的重压；没有时间“思考一下人生”。现在好了，不用攀爬，肩上也没有多大担子，可以“等一等你的灵魂”。不过，由此也就产生了新的问题：没有压力，不必“再战”，又何必自找麻烦，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于是，列为十讲之一，最后一讲，迫使自己认真梳理和总结。

遂有《十讲》。

高校从教的第一门课就是“自然辩证法”，后来虽断断续续，也算是延续至今，后来学术的扩展和深化都源于此。“十讲”之首篇“自然和自然界——人类生存和演化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就是“自然辩证法”中“自然观”的积淀和浓缩。其核心内容和观点是，其一，上向和下向因果关系中的时间含义；其二，沿量子阶梯上升所发生的规律性变化；其三，演化与存在的关系，自然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本体的角度考察自然和自然界及由此得到的结论，成为笔者全部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

第二讲“认识过程的‘V’型曲线”，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两条道路”的思想对各种传统方法作了梳理和提升。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其本身可以衍生出学术成果，而且也是作者用于审视其他领域的重要的学术资源。最后联系到笔者在这一领域的最近的思考：“道”与两条道路的关系。

第三讲是“人工自然和人工自然界——人类生存和演化的新基础和出发点”。探讨人工自然和人工自然界是“自然观”的必然发展，也是研究由自然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必要一环，因为人工自然才是“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马克思）。一方面可以沿袭自然观中的概念体系和思路，另一方面也得出新的概念和结论，如“科技黑箱”和人工自然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径，以及“技术之树”。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他们的发明都可以在技术之树上找到相应的位置，由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一项技术在知识链上的位置，及其创新的源泉和利润的来源。这一讲的最后涉及一个有趣的话题：技术和人，谁踩着谁的肩膀？

一至三讲主要基于“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延伸、扩展和深入。

四至七讲是出于上述的第二个冲动，把笔者在“世界3”（波普尔）的洞穴中发现的宝藏展示给读者。其实，如果说第一讲主要涉及世界1，第二讲是世界2，第三讲其实已经进入世界3（有学者将其归为世界4）了。

第四讲“知识之树”，先说明为什么要进入世界3，然后是怎样进入世界3。借鉴自然观中由存在到演化的思路，从本体论视角理解知识，提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概念，以此考察知识之树和知识阶梯，再联系“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关系，最后上升到历史与逻辑的高度。这些探索有助于厘清一些学术上的困惑。在某种意义上，阿尔卑斯山里小姑娘的直觉比学者更接近现实和人性。

第五讲“知识与权力”，在分析和比较了各种知识的权力后，特别考察了两个重大案例：科技知识与传统文化的权力之争，以及科技知识与人文文化的权力之争。前者通往“意识形态终结”，笔者由熵与全球化的关系切入；后者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与可能的融合。随着科技知识的发展还会发生权力的变化-涨落与均衡。

第六讲是“三个世界的关系”。在分别述及三个世界之后，有必要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一部哲学史从来没有离开这一主题，不过主要限于世界1和世界2，以及主要是在认识领域的讨论。笔者的讨论涉及三个世界，以及在是在本体论视角，正是这一视角的转换，在世界3得出知识阶梯中的上向和下向因果关系，得出知识层次由低到高所发生的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全息性。波普尔声称，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因而世界3沿着知识阶梯上升也就是世界2即人自身的生成过程，知识间的关系映射出人际关系。反过来，人也随着知识的降序而降阶。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让.鲍德里亚抽象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也就变得清晰起来。三个世界的关系经历了“合-分-合”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物联网是否可以认为是行进在三个世界由分到合的道路上？

相对而言，第六讲是逻辑，第七讲是历史。这里的次序似乎违背历史第一性，逻辑第二性；不过，此处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次序是位于认识过程的“第一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上，在向读者作介绍时，次序必然颠倒过来，讲清原理，然后由此解释现实。这就是第七讲“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斯诺的“两种文化”为人所熟知，学界也探讨两种文化在边界上的相互作用，云云。不过，这里所涉及的是两种文化的边界在宏观上的推移：在大物理学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数学的“皇冠”，以及蔓延至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均可见科学文化由上而下的推进。然而另一方面，在上述推进过程的每一步同样均可见到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引导，见到在两种文化的融合中新文化的建构。由此可见，两种文化的关系不过是世界1和世界3的上向和下向因果关系在世界2的映射。在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中，留在身后的完全不是如某些人文主义者所以为的，被科学文化的战车所碾过的废墟，而是两种文化的结晶；在边界的前面，也不是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促逼，而是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所带来的解蔽，在人类的面前展现了前所未知的世界。说到底，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移，就是世界2，个体与社会的生成。与此同时，两种文化的边界也日益变得细碎和模糊。

如果说前七讲偏向于学术，兼及公众，那么八、九两讲主要面向公众，当然也有其学理基础。第八讲“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其缘由是给研究生讲科研道德。笔者历来不屑于国内的“伦理道德”，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通常的社会舆论，以为是说教和不合时宜；毫无疑问，这是错误或至少是片面的认识。轮到自己来做，迫到头上，沉下心来，发现其中同样是知识的富矿。“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诚者斯言！

文化热，传统文化，中西文化，还有前面说到的“两种文化”，不一而足；反思也好，比较也好，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以为，有必要抓住几个关节点以提纲挈领。关键之一是对“人之初”之“性”的原初设定。“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本身就至关重要，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原初设定如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由此可以推演出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的基本体制。关键之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方面。笔者借用梁漱溟关于人的“三大关系”，结合博弈论基本原理，提出人的“三大博弈”。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分别以与自然博弈、与他人博弈，以及与自身博弈为主。三大博弈铸就了三种品格，铸就了文化的“三种路向”。科学家在与自然博弈的过程中铸就了“原善”，“头顶的星空”或许就是这样通往“心中的道德律”。原善是人之为人的“始基”和“本原”。中国文化以与他人博弈为主，其特点是一次性博弈和无限规则。“性本善”的原初设定再加上与他人博弈的生活方式，成为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既然如此，何以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国非但没有如今日之诚信缺失，正相反，中国而且是“礼仪之邦”？主要原因当在于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没有或较少发生为“五斗米”而博弈。在当代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之际，传统的伦理道德难以奏效，又缺少刚性的制度法律防止人性堕落，潜伏的文化基因在适宜的条件下“显性化”。其实，亚当斯密，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者，早就阐明，市场经济的重复博弈和有限规则必然导致守信。需要做的只是让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三中全会《决定》的最亮点。

对于第九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和正在开始的第四阶段”，是否要收入本书，笔者有过犹豫。相对而言，前面各讲都是学术研究，即使第八讲，关于传统文化的分析依然有学理基础，因而经得起历史沧桑。但是这一讲，尤其是“正在开始的第四阶段”，接下来就会是“已经展开”、“深入”，转眼就是《决定》所确定的2020。不是吗，笔者讲演之时是2012年冬，短短一年时间，有了多大变化！不过，犹豫的结果是，依然放在其中，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秉承前述八、九两讲的动机；其二，从整体上看，由第一到第九讲，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自然到社会的序列。如果止于第八讲而没有这第九讲，会显得单薄和不完整。其三，第九讲依然有学术上的成果，也就是所谓“两种转型”，以及学理基础——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阶段。其四，虽然前三个阶段过去不久，但毕竟可以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回望”。最后，第四阶段既然在“进行中”，那么第九讲也就是直接融入到这一过程中，成为第四阶段的组成部分，参与到建构之中，这也成为笔者的一个意愿。

最后是“认识我自己”。“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历来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尼采）。笔者没有这样全面解剖的能力，同时也为与本书的学术宗旨相一致，因而只是着重从学术的角度剖析。先简单介绍走过的路。一个人走过的路就是自我的建构过程，现在的我就是历史的积淀。对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的笔者来说，这样的剖析大致在三个部分，首先是本体论，这一点应该与笔者本科的理科背景有关。一切从事实和规律出发，这是笔者科研生涯最重要的一点。本体论遵循“真善美”的次序以及存在与演化两个维度。其次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第二讲专门谈到了“两条道路”。在研究中保持思维的松弛与紧绷至关重要。紧绷，就是脑中有资本，心中有霸权，这样才能保持自我；松弛，意味着可以随意调集自己知识库中的内存，进而对外开放和流动，随时准备汲取新的不同的观点，在内外之间碰撞，促进联想与逆向思维。音乐的旋律与节奏往往能架起知识之间的桥梁。

有了本体论，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十讲的最后顺理成章，也是理所应当该说一下价值观。虽然有独特的人生道路限定，但在某一时期还是有大量可供选择的题目可以做：为什么选择了这些，而不是那些？那就是笔者对中国当下和未来趋势的关注。通览世界各国，鲜有如中国者，国家的道路与个人的命运如此紧密捆绑在一起。虽然经常持批判立场，但却是真诚祝愿祖国强盛。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强烈愿望，让笔者时常看到不足的一面。新意，是笔者学术生涯价值观上的另一项追求。以价值观引导研究，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批判和新意奠基，这就是笔者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

至于业余爱好，那就是音乐和旅游……

遂有上述十讲。《十讲》，是笔者31年耕耘的积淀和浓缩，是笔者走过的人生道路的积淀和浓缩。

“讲座”与专著的不同之处众所周知，这里就不去多说了。笔者只是希望，读者既能够呼应讲演录中口语化和贴近生活的言辞和实例，又可以发现其背后的学理和逻辑，进而能参与每一讲最后笔者与听众的互动问答。

笔者虽已退休，但在退休的队伍中却是“年富力强”。若有需要，愿意就这十讲中的一讲、多讲、全部，以及其他相关领域在全国各地与各类听众和读者交流。来日方长。笔者对未来的人生怀有与年轻时同样多的期待。

“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这是梁启超家书中的一段文字。未敢与梁公相提并论。回顾走过的路，展望未来之路，这番话仿佛也是自己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