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绝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

——胡适《信心与反省》

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葸。

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力。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

——《梁启超家书》

博主按：本条有感于有些同学总是提一些看起来很本质，但实际是很空泛，也无法研究的问题：

“操作主义”只是这样一种思想：科学理论里的概念必须立足于可观测事件，或与可观测事件相关联，而这些可观测事件是可以被测量的。将概念与可观测事件相联系的是概念的操作性定义，这使概念公开化了。操作性定义使得概念从个人化的感觉和直觉中分离出来，并且允许任何实施可测量操作的人对概念进行检验。

在所有科学学科里，进步的关键在于放弃本质主义，接受操作主义。

——Keith E. Stanovich 《这才是心理学：看穿伪心理学的本质》

博主按：我认为个人的研究方式也应该是“操作主义”的，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现阶段能力的“可操作”性问题，应该尽量选择这些问题去做研究。大学者们不是酸腐书生，他们在治学过程中充分践行了“操作主义”的理念。上面梁启超言论的第二条其实就是一种教人生发自信的“操作主义”。胡适的创造从模仿中来，不妨也可以看做一种创新的“操作主义”。下面来看看杨老的“操作主义”：

我当时着迷于量子力学统计解释的问题，对于其中关于粒子波函数在测量时会在瞬间收缩到一点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找到一种实验去检验这种说法。于是我就和杨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正如赵午前面所讲，杨先生对学生是十分关照的。这个问题杨先生很耐心地和我谈了两次。第三次时，杨先生说：我想过了。这个问题的确很神秘。但今后我不能再跟你谈这个问题了。这是一种obsession。如果有了obsession，是可以一事无成的。

后来在多次与杨先生的交谈中杨先生常讲到他的一个习惯：如果他想一个问题，有两三天没有进展，他就会把问题放下，去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余理华，《杨振宁先生怎样影响了我的研究兴趣和工作方向》，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