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自198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EIA）在分析与反思于同年4月26日发生的重大事故灾难——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正式提出“安全文化”这一学术概念。因此，笔者曾说：“其实，安全文化的提出、研究与建设，本身就是一种事故纪念活动，是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最好纪念和反思！”。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安全文化源于安全氛围（1980年ZOHAR首次使用并定义安全氛围）。但是，安全文化的定义的正式提出要追溯至1991年（1991年IAEA首次提出安全文化的定义）。至此，安全文化已得到众人讨论与关注，一直是近30年内安全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政界、企业界等重点建设与培育的文化之一。因此，笔者一直“戏谑”，真正有“名分”的“安全文化”，同样与笔者一样，也是90后，甚至基本是同年月的。由此看来，抛开安全文化的本身意义与价值外，作为我们90后，学习、传播、建设与研究“安全文化”就又赋予了另一层特殊含义，可以说在过去的“岁月”，我们都是“新生命”与“新希望”，我们共同“成长”与“进步”。由此观之，我们是有缘的，我们更需要共同快速“成长”，并逐渐日趋“成熟”！

近年来，笔者持续开展安全文化学基础理论及其应用推广研究，建立了安全文化学基础理论体系，并开展了家庭、学校、城市、高铁、政府与企业等安全文化建设应用研究，对促进安全文化学学科建设和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具有一定贡献。出版学界首部以“安全文化学”命名的学术专著1部（现已出版第2版），在本专业领域内公认的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16篇SCI/SSCI/CSSCI/CSCD检索系列研究论文。国内外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安全文化学应用层面，本成果具有开创性和唯一性，对促进安全文化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贡献，可对安全文化建设实践工作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出版的《安全文化学》专著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材，并可作为安全与应急相关专业开设的安全文化学课程的配套或参考教材使用，已被相关院校选用。本成果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安全科学原理研究（项目编号：51534008）”的重要成果，以它为核心支撑材料申报的教学成果获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和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同时，以本成果为支撑，获批教育部2019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安全文化学》课程教材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901187020）”。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安全文化就像我们90后一样，也是现代安全领域的“代名词”、“新动力”与“热词”……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的“成长”与“发展”备受国家、政府与大众等重视、期待与热议，也难免出现了诸多争议。对我们的“成长”，他们投入了很多“心血”，也寄托了太多“厚望”，他们规划着我们的“成长”，推动着我们的“成长”，见证着我们的“成长”……对于我们的成长，有“肯定”，有“鼓励”，也有“责骂”与“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而对于我们“90后”自身而言，我们对“未来”有“信心”，有“动力”，有“责任”，也有“压力”与“无奈”……无论怎样，我们也走过了20余年，尽管充满艰辛与坎坷，但毋容置疑，我们是有“成长”、“进步”与“小贡献”的哈！说到这里，我们对于“成长”，是应该有些反思与谋划的。

迄今安全文化的影响力与建设成效仍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安全文化建设的认识存在一些偏颇，也未将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下面，笔者谈5点就安全文化建设的新观点，以期纠正一些不合理的安全文化建设方面的认识，进而进一步提升安全文化建设质量。

第一，安全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单纯的预防安全事件，其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塑造人形成积极的安全人性与理性的安全认识。首先，受安全文化熏陶，会使人不断摒弃其安全人性弱点，并不断养成积极的安全人性。其次，当前我们的安全认识存在一些扭曲现象，例如：现在国人不相信中国食品的安全保证，甚至具有心理恐慌；一般人(特别是家庭条件较好或懂安全的人)都不喜欢从事高危行业（即便是某个高危行业企业已达到较高的安全保障水平），而高危行业正需安全素质高的从业人员。要塑造人形成积极的安全人性与理性的安全认识，就需依靠优秀而科学的安全文化。

第二，安全文化识别（尤其是视觉识别）不是表面工作，而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安全文化越来越受人们的认可和重视。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安全文化偏“虚”，为了“实”化，人们借助安全文化载体(标语、画栏、宣传墙与媒体等)使安全文化可视化、可听化与可触化。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做表面工作。其实不然，由笔者提出的安全文化建设原理之组织安全文化方格理论可知，组织安全文化系统之物系统的建设（主要是使安全文化外显）也是组织安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必经阶段和环节。

第三，安全文化建设需“造安全文化”、“引安全文化”与“寻安全文化”3条路都走。概括而言，建设安全文化的路径有三：①依据安全文化学与安全科学相关理论等创造新的安全文化，即造安全文化；②通过比较安全文化学等知识与理论，学习、借鉴或改良安全文化，即引安全文化；③从某一群体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安全文化痕迹，并积累、丰富安全文化，即寻安全文化，无疑也是一种丰富与建设安全文化的绝佳路径，且更适合某一群体自身。就目前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的现状来看，采取第2条路径的居多，第1条与第3条建设安全文化的路径需加强探索与重视，以期建设更加实用而颇具特色与效用的安全文化。

第四，安全文化不应“负载”太多，不要让安全文化尽背事故原因的“黑锅”。毋容置疑，安全文化是安全发展的根本保障，但我们应清晰而理性地看待与认识安全文化的保障安全的作用和价值，以及安全文化的作用机理与规律等。毫无疑问，事故的根本原因大多均可归结于安全文化缺失，但安全文化是个“大杂烩”，很容易使人模糊事故的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使人模糊地都把事故预防单纯地寄托于安全文化，而弱化或忽略正常的一些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等重要的安全工作事项，这是不可取的。此外，安全文化的作用与建设应讲求循序渐进，其对保障安全更多的是一种宏观而深层次的推动作用，因此，大多时候不应将其作为一条预防某一件具体事故的具体措施来应用。

第五，安全文化建设应赋予安全文化特色。鉴于安全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的表现较为相似，不易被人们识别与认可其特色。由此，笔者一直思考，怎样挖掘与建设富有自身特色与个性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类型的安全文化？就此，笔者认为有2条建议可采纳，分别为：①文化是因人之需而创造的，基于人的情感性安全需要可建设富有特色与功效的情感安全文化（详见《王秉,吴超.情感性安全文化的作用机理及建设方法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6,26(3):8-14》）。绝不能脱离感情(爱)谈安全文化，感情(爱)是安全文化的基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无论是爱己，还是爱彼，我始终觉得感情(爱)是激发人的安全责任、意愿的主要动力，也使人们更加认可安全工作，该点后期专门会有文章论述。简言之，若抛离感情(爱)来谈安全文化也就失去其意义与价值了。印象最深的戈麦斯安全法则就是将感情(爱)融入安全文化(安全标语)的经典例子。②事故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预防事故是安全科学研究与实践的最直接目的，但是，事故难免又会发生，且已经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故，它们是我们安全科学研究的宝贵资源，也是我们建设与发展安全文化的独有资源，建设“向事故学习型”安全文化（如纪念事故）应是极佳的安全文化建设策略。

第六，安全文化量化研究有优势，但安全文化定性研究更有思想和内涵。科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与优势等，量化研究偏多，关于安全文化的研究也是如，集中于评价此。但是，笔者认为安全科学，尤其是安全文化、安全管理等，更应该多一些定性的研究，教人们怎样做，做什么等，也许更有思想、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