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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女性对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往往会被忽视。Sugimoto及其团队揭示了科学领域中科研分工的性别差异。

张宁 / 南京大学

注：图片来源于百度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女性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一直处于“相对缺席”的位置，她们参与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贡献往往容易被忽视。在整个科学史中，科学历来是男性的天下，像居里夫人、屠呦呦这样有突出成就的女性科学家屈指可数。Cassidy R. Sugimoto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中指出，女性在科研产出中仍然“代表性不足”，并且尽管声称科学具有普世性，但关于女性在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性别隔离是否持续存在，人们却知之甚少[1]。

注：图片来源于必应

对于这一问题无法进行大规模分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20世纪忽略实际贡献的独特的作者署名方式（按学科实践以多种方式排序）。这种做法导致，当出现学术欺骗行为，以及幽灵作者（代笔作者）和名誉作者盛行时[2][3]，作者公共责任感缺失。这一署名方式使得论文中每一位作者的确切贡献无法被获取，因此当作者数量增加时，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4]。

PLOS较早进行了设置作者贡献声明的实践，它提出了作者贡献标准并要求按以下五种主要类别提供作者贡献情况：分析数据、构思和设计实验、提供试剂/材料/分析工具、进行实验以及撰写论文，每个作者都可以被分配一个或多个角色。

注：图片来源于必应

Sugimoto及其团队试图通过分析来揭示科学界的劳动分工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他们获取2008至2013年间发表在PLOS期刊上的85,260篇研究性和综述性论文中关于性别方面的作者贡献数据，将这些论文与汤森路透WoS数据库中的相应记录进行匹配，并为作者分配学术年龄和性别（通过美国社会保障数据库的人口普查数据、维基百科等数据源，实现了88.1%的作者的性别分配，其中女性占32.5%，男性占55.7%；以作者在WoS中所记录的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年份为第0年，选取学术年龄在0到30年之间的作者），得到589,906条观察值，其中270,103条为包含所有必要变量的观察值。研究发现：

（1）在某些学科中作者的排序位置隐含着贡献的假设。当有一位女性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时，女性更有可能参与除了贡献材料之外的所有工作。在男性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情况下，男性则更有可能与除了进行实验之外的所有任务相关。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女性的工作与科学实验有更大的关联度。

注：图片来源于百度

（2）学术年龄会对劳动分工产生影响。近80%的女性和60%的男性在发表论文的第一年都与参与了实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参与实验的可能性降低。但无论学术年龄如何，女性对实验的贡献比例始终较高；数据分析会由早期男性主导的活动转变为后期女性主导的活动；而男女在其他三个方面的贡献差距随着学术年龄的增长逐渐趋于平衡。

（3）在科研合作中，“众人拾柴火焰高”似乎可以得到验证：随着作者数量的增加，男性和女性在多数贡献类别中的占比都以几乎相同的比率递减。然而团队规模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性别分工的均衡，因为在参与实验和提供材料上，男女在作出贡献的比例上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差距。并且女性始终更多地出现在强调经验、技巧、直觉的实验工作中，其比例不会随着通讯作者、团队规模等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而男性则并非如此。

（4）控制作者位置、通讯作者、学术年龄、作者数量、国家、学科领域及出版年份等变量，对性别和贡献类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女性作者被列为实验执行者（“体力”劳动）的几率是男性作者的1.52倍，而男性则更有可能参与到其他所有贡献类型（“概念性”劳动）的任务中。以贡献的不同类型作为因变量，控制其他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在每种情况下，性别都是决定所参与贡献的可能性的重要因素。

注：图片来源于百度

这种科研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差异能够部分解释该团队之前一项研究中男女在科研产出上的差异[5]——他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2008至2012年之间出版并在WoS数据库中收录的论文及作者进行分析后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每个国家的科研产出都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作者的总比例不到30%，并且在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中都存在着这样的性别差异：当女性为主要作者（唯一作者、第一作者和最后作者中任何一个角色）时，其文章比以男性为主要作者的文章所获得的引用要少。

科学领域中的性别分工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中性别制度在科学领域中的一种体现。社会按照社会性别标准和期望来构建个体，在科学领域中也延续了这种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对科学的参与选择不仅仅是女性个体微观的选择，同时也是社会性别文化与科学性别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的性别角色仍然决定着科学领域的劳动分工。男性选择了或被选择了更适合从事的逻辑性强、赋予了较高价值的理论研究工作，而女性则选择了或被选择了更适合从事的经验性多、赋予价值较低的实验工作[6]。

目前的争议在于，一方面科学领域劳动分工的专业化能够带来更高质量的科学[7][8]，但另一方面学术欺骗率的增长（以及在这些案件中男性不成比例的代表性[9]）也意味着作者与其实际贡献的距离越来越远会造成性别分工的日益加剧。

尽管十多年来一直在推行旨在实现公平竞争的政策，但女性进入科学界以及在科学领域取得进步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仍旧广泛存在。期刊编辑、科学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需要共同努力将作者的贡献数据纳入学术传播体系，以推进在科学工作中建立公平的劳动分工制度，减少科学中的不当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道德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人才的智力资本，保持国家在科学上的竞争力。毕竟，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因忽视国家一半人口的智力贡献所要付出的代价。

[1] Benoit Macaluso, Vincent Larivière, Thomas Sugimoto, Cassidy R. Sugimoto. Is Science Built on the Shoulders of Women? A Study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ntributorship[J]. Academic Medicine, 2016,91(8):1136-1142.

[2] Mowatt G, Shirran L, Grimshaw JM, et al. Prevalence of honorary and ghost authorship in Cochrane reviews[J]. JAMA. 2002, 287(21):2769–2771.

[3] Bates T, Anić A, Marusić M, Marusić A. Authorship criteria and disclosure of contributions: Comparison of 3 general medical journals with different author contribution forms[J]. JAMA. 2004, 292(1):86–88.

[4] Cronin B. Hyperauthorship: A postmodern perversion or evidence of a structural shift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practic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52(7):558–569.

[5] Vincent Larivière, Chaoqun Ni, Cassidy R Sugimoto, et al. Bibliometrics: Global gender disparities in science[J]. Nature, 2013, 504(7479):211-213.

[6] 宋琳. 女性在科学实验工作中地位与作用的社会性别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 (3):48-53, 68.

[7] Wuchty S, Jones BF, Uzzi B. 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teams in production of knowledge[J]. Science, 2007, 316(5827):1036–1039.

[8] Jones B. The burden of knowledge and the “Death of the Renaissance Man”: Is innovation getting harder?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9, 76(266):283–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