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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的另类历史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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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的另类历史和生活
-50年校庆随感
2008.09.2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50年，我见证了其中的25年。
科大1958年建校，前25年中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所以实际上不能算25年。后25年倒是扎扎实实的25年，虽然经历了两次学潮，倒是一年都没有停顿。我1983年进入科大近代化学系（化学物理系），1991年去美国，在科大一共学习了8年，也算是有些资格的科大人了。不过前两天学校的校庆我还是没有去凑热闹，科大我还算常去，而凑热闹从来不是我的习惯。
83年进校的时候，严济慈先生是校长，一年后他成为名誉校长，管惟炎成为校长，副校长有方励之、包忠谋、辛厚文等。
那个时候科大最有名的教授是温元凯（其实那个时候是副教授），著名的青年改革家。我们84春节年坐火车回家的时候，人们常常要拉着我们问温元凯教授的情况，其实我当时只在一教的一个教室里听过老温的一次演讲，虽然他也是化学系的教授，我当时并没有和他有任何其它的接触。当时听了他的报告倒是热血沸腾似的，比现在青年学生听了我的演讲要激动得多。90年代初在纽约读博士的时候有好几次在唐人街的世界书店碰到老温，问了温老师好之后，他会说：“现在还在念博士啊？我现在在华尔街做投资和炒股，金融这个东西更有意思。你们也应该也下海来试一试啊。”老实说，我知道我是chemist，但并不知道我是alchemist，所以没去干那一行。我看过电影《华尔街》，对它并没有过高的评价和期望。不过我们科大的很多校友倒是真的去了。比如我们83级的四川老乡洪江涛，冷小华，黄河，还有不是老乡的张剑虹，宣昌能，等等，都是在金融界小有点名气的人物，更不用说我们近代化学系比我高两级的师兄江平了。
记得管惟炎刚到科大做校长时在大礼堂给学生作演讲，他说：“科大学生不要只做科学家，我觉得你们应该有三分之一做科学家、三分之一经商，三分之一做官员。不要让清华的学生把官做完了，虽然我也是清华的，但是都让清华毕业的做官，对国家和社会不好。”其实管校长是多虑了，因为我们近代化学系83级加上少年班转来的一共三十七八个人，现在只有三个在美国做教授，三个在中国做教授或研究员，远远不到三分之一。管校长是当年中国科学家中真正“又红又专”的典型。可惜六四以后他到台湾去了，成了中华民国的公民和只专不红的反面典型。这也是我一直对所谓“又红又专”或者“红专并进”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
方励之那个时候是一代学生的偶像，但86年底科大学生带头游行之后被撤了副校长职，发配到北京天文台做研究员。六四以后他又成了幕后黑手，后来保外就医到了美国，现在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做天体物理教授。前几天北京天文台的哥大校友陈学雷兄说老方现在还在做研究，每年还有几篇论文，以前他申请不到美国NSF的基金，现在经费紧张了，他反而还拿到了。
老实说，方励之当时最有名和最有争议的演讲是在浙大和上海交大做的，我们在科大从来没有听过他的任何煽动性演讲，科学演讲我倒是听过两次，记得有一次的内容是讲星际间的teleportation。86年那次科大学生游行是我们班唯一的回族同学沙玛吹着哨，无视方励之的当众劝阻领着人出校门去的。我当时才刚满十八岁，游行的头一天晚上是支持游行的，但第二天在图书馆前老方的直接劝阻下居然没有跟着出去游行。游行之后的结果是老管被免了职，老方被撤了职，沙玛在光明日报上写了检讨之后就没事了。我几个月后问沙玛如果他知道游行后的结果是这样，还会不会领头去游行，他却跟我说了半天杂交具有优势的理论，就是不觉得存在别的选择。沙玛理性思维严重不足，比如说他下围棋在四分之一盘上会被李伟让十三子以上，下象棋也不是我这个小学一年级以后从不下象棋的人的对手。不过他的形象思维相当发达，文学作品也读了不少，还喜欢到田里去捉蛇来放在啤酒瓶里玩儿。所以不久他就正式转到生物系去了。90年代初他在纽约Hunter College做生化博士，买了一个二手宝马开着。那时偶尔我们还会在哥大附近的百老汇大街上碰到。他博士毕业后他去了哈佛医学院做研究员，和何士刚教授一样的职位，再后来他进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就没消息了，今年七月科大83级毕业20周年聚会时也没找到他。
当然，老管、老方和老温，这些是我们科大83级前后的人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因为后来存在很多争议或者政治问题，现在原则上在科大的正史中能被一笔带过就不错了。不过如果要让我们这几级的家伙来回忆科大生活，却不会不自然想起他们。所以我们就常常不去想，也不去回忆，正是所谓的不堪回首。
事实上，不少早期在北京玉泉路的老科大学生，并没有在合肥的校园中生活和学习过。科大虽然只有短短50年的历史，但有关科大的历史和记忆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大学中最被割裂和残缺不全的一个。不同年代的科大校友之间，在一起谈到科大时常常是鸡同鸭讲。因为他们不仅没有生活在相同的时间上，也没有生活在一样的空间中。需要一点超越时空的机制，才能把他们全部连接起来。不过话说回来，历史被割裂也有历史被割裂的好处，免得过去的历史会成为未来沉重的负担。这也是当年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
我不是物理系的，所以没有上过方励之的课，据说他讲课很不错，但对我来讲也只不过是传说而已。和现在很多老校友回忆的很不一样，我不记得我在科大上过些什么牛人或大师的课。上牛人和大师的课其实主要是北京时期老科大的神话之一，和我们外迁以后的这一代关系不大。当然这不是我在科大时常常睡懒觉不去上课的原因。我之所以睡懒觉，主要是因为教室常常太小，而同学们占座热情又高，虽然科大当时一个年级只有六七百个学生，西区修好之前教室总还是很挤。我喜欢宽敞和自由，常常就不得不谦让同学们了。我虽然常常不去上课，不过作业我会按时做，也会看不少参考书，所以成绩还算较好。我考研究生时我的导师马兴孝教授问我有没有上过他的统计物理课，我说上过几节，因为二教上课的那个教室太挤，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起上，我几节课以后就不去上了。老马倒是没有因此不录取我。我虽然很少去上统计力学课，但自己还是抱着朗道、Mayer和Fowler的统计力学书啃得来劲，所以成绩也还过得去。后来在哥大上Bruce Berne教的统计力学，我还是算水平比较好的。
我在科大除了古典吉他弹得还可以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不过我弹吉他完全是属于自娱自乐型的，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正式表演。虽然教过几个学生，也没教出什么名堂，现在她们嫁到哪里去了，生了几个小孩都不甚了然。所以这也不算什么长处。
记得1986年上半年李远哲到科大演讲，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就决定不去听报告，而是和一个同学一起上街去买吉他。糟糕的是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和谁一起去的，到底是为自己买还是为他买，年代实在太久远，连那天最后有没有买到吉他其实也记不清了。1986年底的时候知道李远哲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我更是轻易地说服了自己相信那天不去听报告不是什么损失和遗憾。因为第一我当时本来就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第二，既然他已经得了诺贝尔奖，原则上自己再去做他的方向也没什么长远的好处。当然我后来还是做了一段时间与他接近的方向，也没想到2002年在北京还会代表实验室请李先生和他太太吃晚饭。
我虽然在科大学了8年，成绩也不算坏，但好像一直总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感觉。我从来不是一个局外人，在毕业之前我在班上还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愿意做的班长。但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局内人，我从来也不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入党申请书之类的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写。我自己的内心总是在边沿上游走，也算是朱大可教授定义的一个“广义流氓”，或者是李零教授定义的没有丧家的“丧家犬”。
我喜欢到图书馆去借原版的教材和科学著作，虽然读到的往往不是最新的，但的确都是历史上最好的，读得似是而非。科大学生当时考物理CUSPEA出国的学生很多，他们能够有和世界上知名的学者学习的机会，但我总不觉得自己周围的人和我在书中读到的那些去伟大人物有太多的关系。或者应该说我不觉得自己和那些在书中读到的伟大人物有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像不少人一样后悔过当初选择去科大，比如我们那一届的陈晓薇陈总，虽然我也知道其实其它大学的生活也可能会同样地丰富多采，足以令人羡慕。我想其实如果我到北大清华去事实上也不会有太大差别。我中学最好的朋友中有一个去了北大，一个去了清华，还有一个去了上海交大，大家后来都很有出息，我一直对这几个学校也从来没有陌生感。和当时很多科大人一样，我报考大学时的自愿是科大第一，北大清华第二第三。其实我搞不清也记不住北大和清华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反正除了这三个学校以及南京大学的天文系，其他学校我当时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总之，能够考上第一志愿的学校和第一志愿的系的学生，心理上没有什么挫折感和阴影，所以也没有理由抱怨自己去了不想去的学校，学了不想学的专业。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流落到自己不想去的地方的经历，应该算是少有的幸运，也是有时候惹人嫉妒的因素之一。
真正有一些挫折感是到了学校之后发现其实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甚至更好。好在我从上初中开始就很少当过第一，高中的时候几乎总是千年老二。我的状态基本上一直是能够牛到一定程度，但从来不是最好。学习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把它变得紧张和难受。这也应该是我在科大一直没有非常严重的挫折感的原因。现在我才发现，其实要在中学阶段一直做前三名但几乎从来不得第一，可能更有难度。因为这种情况下第一名一不注意少考几分，你就第一了。第一第二差别虽然不大，但是心态完全不一样。做了第一总会想要保第一，做了第二第一名老怕你超过他，而第二名自己往往会说老子偏不超过你，绝不再给你丫再超过老子的机会。因为在这方面心态一直较好，所以我上大学时从来追求的主要是不要落后太多，没有想过当第一或者一定要去拿奖学金。
我的这种状况可能和我父亲的态度有关。我去上大学时他只告诉我一定要学到真正的知识，他还说我可以不去上课，也可以不去管成绩是否前几名，只要不是太差就可以，因为他说自己上大学时基本上就是如此。他常常给我谈起那些著名的科学或人文科学教授的名字或者他们的轶事，所以我到了科大之后发现我的同学和教授里面能够赶得上我父亲告诉我的那些人的其实是寥寥无几或基本没有。因为我一向尊重能人，不管哪一方面，所以我从来没有小瞧过那些比我还好的家伙，但的确也从来没有把他们真当回事，因为他们离我的理想中的人物还是差得远。
我后来读F. Scott Fitzgerald的《The Great Gatsby》（伟大的盖茨比），觉得自己的性格和态度有些像其中的Nick Carraway，在科大是和一大帮Jay Gatsby做邻居。仔细一想，科大的80年代还真的有点像美国历史上的爵士年代（Jazz Age）的味道，80年代之后就像是进入大萧条，以后又慢慢复苏。照这个说法，科大人的世纪还没有来到呢。
不过，真会有科大人的世纪吗？庄小薇或者谁，先去拿一个诺贝尔奖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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