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博导生涯

2008.04.16

刚才看了有关复旦博士生李开学的报道和评论，觉得很不是滋味。

南都周刊《复旦44岁博士生猝死书桌前 已读5年2次延期》报道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15141027695205377.html

张若渔《李开学猝死，一个苍凉手势的意味》评论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1617231711205440.html

Leo Tolstoy（托尔斯泰）在小说Anna Karenina（《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第一句话是：Happy families are all alike; every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任何一个悲剧发生之后，都可以有很多的“如果...，那么...，也许...”的假设。不过这都于事无补。

所以我想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第一个从我的研究组答辩的博士生饶毅，是我所有学生的大师兄。他只比我小一岁半，他的儿子小饶现在已经在纽约念高中，而我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

从2000年9月到2004年3月，饶毅在我的研究组一共工作和学习了三年半，发表了两篇SCI的文章，做出了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自己学术独立之后在国际上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论文，刚好在他按期毕业前几周被一字不改地接收发表。评语说，这篇论文会成为该领域的一篇经典文献。虽然我后来了解到这个评语是我以前国外的一个同行好友写的，不过他当时倒是的确没有夸大其辞，因为那篇文章捋清了不少既往的糊涂账，也成为后续工作的概念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饶毅的这个良好开端作为基础，也不会有我们整个小组所取得的所有进展。

饶毅是湖北人，是我在武汉捡来的学生。我2000年初到武汉大学去做报告，住在武汉分院的招待所。那个时候正好公布当年博士考试分数线的时候，不知道他怎么就到招待所找到了我，问可不可以做我的研究生。他找上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原来的单位不同意在入学时给他提供档案和人事关系，所以他原来报考的高校没法去，他想到中科院来试试运气。幸好那个时候科学院在这些问题上比较自由，不象高校那样要求在入学时就必须转入档案，只要求学生保证在毕业时能把档案转入，否则到时没办法授予学位。就这样饶毅跟上了我。

饶毅来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虽然有某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但他大学念的是专科。好在那个时候专科的质量比现在的大多数本科还扎实，所以他在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先天的不足，这是我的幸运。当然，因为他的基础开始看起来较差，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对他太放心。后来我发现做好的导师的一个诀窍就是对所有的学生都不能太放心，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导师的经验，是我最初的几个背景不够强劲的学生给了我这个机会，使我没有走上歧途。

当然我也给了他机会成为一个非常能干的学生。一个人刚开始做教授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管学生的经验，实验室的条件也很差，当然这就给了学生莫大的锻炼的机会。我最早的几个学生明显要比后来的学生更能干，正是因为他们很多事情是从零开始摸索，没有办法依赖别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先天的长处。

饶毅刚来的时候，我估计他的理想应该超不出混个学位，然后有个更好的工作机会之类。他的长处是即使对结果期望不一定高，在研究中还是总能习惯性地显露出一种看得见的求知欲。他在实验中遇到困难，怨天尤人的时候比较少，总是想办法或和我讨论后自己动手解决，而不是在实验室装神弄鬼地设个神龛之类的企求各路天神保佑。当然，他也没有别的选择。这些年来他在非常复杂的激光物理化学实验方面的内行程度早已超出了我的想象，谁回想到他在此之前根本没有触摸过这些玩意儿呢？我每一次看到他经过努力弄懂某件事之后的满足模样，就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莫名欣喜。

我们一开始的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所以我估计他当时也会对我有很多意见和抱怨。不过他几乎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这些。那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研究只有一些粗略的方向性的想法，还没有找到学术上真正的突破点，所以也不能给他很具体的指导。不少人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都在腹诽我不学无术，空背着中国科大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些名校的牌子。也可能是饶毅本来对自己的期望就不高，所以他竟然还能在实验室中坚持。我其实不知道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自己能不能做到他那样。

我当时不知道的事情是因为饶毅“私自”到科学院念博士，他的原单位竟然将她的太太下岗，结果他全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靠向亲友借钱维持。其实就算我当时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去接济他。一方面是我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另一方面那也不是我的责任。我或许能救得了他的一点急，但绝对救不了他全家的穷。所以我很感谢他从来没有和我提到过他的困难，没有让我为自己研究之外的事左右为难。

2002年我女儿出生之后不久，我还常常在办公室和饶毅他们熬夜。饶毅对我说，王老师，我以为你家小孩刚出生不久，你会忙不过来就不管我们了呢。我开玩笑说，你们不也都是我的小孩吗？

饶毅一开始的研究走了些弯路，好在当时有小土鳖黄岩谊帮了大忙，否则我给他计划的实验要做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2002年夏天我在西雅图的光学会议上和在波士顿的美国化学会年会上各做了一个报告。在波士顿报告的是饶毅在实验室刚获得的新数据。虽然那些数据很有趣，但我们当时还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给我们信心的是虽然我告诉大家我们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数据，在座的国际同行在我的报告之后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可能的解释。当时我虽然并不知道是他们对这些数据不感兴趣还是的确不知道答案，但我的感觉是我们要么是摸到了重要的东西，要么是在白费力气。

从波士顿回来之后，我和饶毅就加班加点地试图理解那些数据。终于在2002年9月底把理解所有数据的整个理论框架发展了出来。我们灵光闪现的时刻发生在其中一天的晚上12点之后我和饶毅回家和回宿舍的路上的中关村二桥的人行道上。后来这些年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框架上深入做文章，其它就不用说了。

饶毅还没有毕业，就有好几个国外的教授向我要学生去做博士后，其中包括我以前的博士导师。虽然他也有其他不错的博士后的offer，我还是鼓励他去我以前的博士导师那里继续受苦受难。当时正值9.11以后去美国签证最困难的时候，我一直建议饶毅不妨自己先去签证，因为全家一道签机会小。可是他说太太和儿子这几年为他的学业牺牲不少，他无论如何得全家一起去。结果他连续去签了三次，花了无数的签证费，终于如愿以偿。

饶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链接：http://www.columbia.edu/cu/chemistry/fac-bios/eisenthal/group/pages/Members.html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饶毅都是一个扎实可靠的科学家。他目前的唯一问题和我一样，就是发表的论文数目比较少。他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自己居然有能力让一个他这样表面上看来做学问希望不大的人成为一个扎扎实实的科学家，能够在国际同行那里受到起码的尊重，并且有充实的家庭和生活。他现在研究的很多东西，无论在实验手段上还是理论上度已经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虽然我知道这不全是我的功劳，但至少可以让我假装是，这就够了。

仔细想想，我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导师应该怎样，研究生应该怎样。我知道得最清楚的不过是一件事情应该有它自己的标准和发展的过程，我们最好不要违背，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争取使事情变得更好，或更坏。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世界上有幸运的人，也有不幸的人？因为事实不可改变，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否定它们的存在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些没办法解释的事实也就给人带来了疑问。

我有时候又在想，如果那次去武汉是饶毅正好没有找到我，事情将会怎样？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的确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想多了也无益。

我最快乐的是，去年夏天又在波士顿去开美国化学会年会，在那里我遇到好几个自己的学生。我最兴奋的仍然是和饶毅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起一大早赶到会场去听报告。当何毓琦先生邀请我去他家作客时，我也邀请饶毅和我一起去。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大概是命中注定的，而且难以捉摸。所以我们常常只能说：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夫复何求？

起码，任何时候这样说都会让人感到一点欣慰。

（注：真是奇怪，刚才突然觉得我在写这篇时居然有一点鲁迅写藤野先生式的感觉。明天要出差，就此搁笔先。）

相关专题：导师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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