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2014年12月15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报告《中国的加拉帕格斯综合症：中国技术标准的死胡同》，指出中国正在经历如日本的ICT产业所经历的惨痛教训一样，使用国内的技术标准，而不是采用全球的ICT技术产品的技术标准，中国将会面临“加拉帕格斯孤岛效应”的风险，使中国的ICT技术和市场脱离全球规范，从而被孤立。因要为一份内参性质的咨询报告审稿，故而有幸接触到，以审稿意见成此评论。

在去年12月由财新和阚凯力发起对TD-SCDMA的舆论攻势之后，我曾有很长时间疑惑于此：为什么这两件事情会前后脚地出现在舆论风暴的中心位置？当我看到这篇评述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一些回答。而对财新和阚凯力的言论，已经有先后一大批业内人士——如项立刚、李进良、邬贺铨——指出其荒诞不经之处，有关的老话（如TD到底是否封闭、3G能否算作失败等等）在此不再赘述，请本评述的作者自行查阅。而为免利益代言之嫌疑，本评审意见不再纠缠于TD-SCDMA和TDD-LTE这些技术标准的历史问题，我们跳出中国这个局限来看美国这份报告及本评述的历史硬伤。希望在说明这些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之后，我们能够看清美国人这份报告的“良苦用心”。

首先，国际标准的形成是一个完全的市场过程吗？说白了，今天在国际舞台上、或即将走上国际舞台竞争的ICT标准，已经与移动计算技术这个大潮流不可分割。那么在形成这些参与国际竞争的标准之前，美国工业界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和市场过程完成这些工作的吗？早在1995年之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成了一系列调研报告、指出了数字化和移动、计算、娱乐技术融合的发展趋势，而与中国科学院之于中国政府一样，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智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这些智力准备导致了美国此后的ICT政策（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加之此前几十年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研发资助，才有了今天美国在移动计算时代的技术优势。没有这样的优势，美国人会建议中国以市场方式推动标准发展？没有这样的优势，美国会建议中国采纳IEEE等机构的国际标准（与ITU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方式相比，企业、尤其是技术领先企业在IEEE、ASTM标准中的发言权大大增加，这势必强化发达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优势，发达国家会追随市场的选择而放任国际标准的形成吗？让我们看看日本，在文中被一再拿来与中国当前的技术民族主义进行对比的日本。日本ICT工业为什么会落入“Galapagos effect”，或者是被日本学者伤心地称为“leadingwithout followers”的悲壮境地？是因为日本通信工业闭关自守、不愿与外界互通有无？对电信工业与服务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通过快速的学习西方技术，日本通信设备工业曾经红极一时，只是在中国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没落了，而与此同时没有没落的老牌企业没几个，美国企业也没落了。ICT技术的快速进步导致了这样的境地。（换句话说，即便真的存在Galapagos effect，它也不足以解释日本的沦落。）而即便是技术进步了，NTTDoCoMo到今天也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创新力的电信运营商之一。那么，曾经红极一时的日本电信工业，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时间之中变得孤僻冷淡、不喜交流呢？因为：作为一个风头强劲的追赶者，欧美对日本的发展势头感到恐慌，并因此以非市场的手段“设计陷害”了日本通信业。在ITU组织3G标准征集的过程中，日本率先拿出一套方案，这套方案的技术指标远远优于当时欧洲准备提交的方案。为了保障自己在3G国际标准中的话语权，欧洲企业（以爱立信为代表）暗中操作国际电联(ITU)调整了3G制式的若干基本参数，并紧急攒出今天的WCDMA制式。这样一番运作的结果是日本标准自此无缘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列，而日本通信工业此后十余年间成为全球通信工业孤岛。这就是美国人说的市场过程？这就是他们大肆鼓吹的“国际主义”和他们极力贬损的“民族主义”？到底谁在搞“技术民族主义”？我们甚至可以问：哪个国家在工业政策上没有民族主义倾向？（可能只有中国当年那帮鼓吹“以市场换技术”的脑残才会认为民族主义是工业发展的毒瘤！）美国曾经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平板显示工业的无能吗？不也是曾要举全国之力来跳出日本和韩国主导的国际技术主流吗？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到了中国身上就成了“技术民族主义”呢？

那么，以日本的例子来说明中国是否合适？当日本在十余年没有回归全球通信工业主流标准、而中国接连提交TD-SCDMA和TDD-LTE两代标准、并均获成功通过的情形下，这种对比有意义吗？当日本标准不具备ITU授予的国际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当年的日本3G标准的确是一个本土标准(localstandard)，但当中国的两代通信标准统统获得ITU认可、并作为国际标准走出国门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说TD-SCDMA和TDD-LTE是“国内技术标准”，美国人又有什么资格敦促中国“与国际标准接轨”？难道美国人提交到ITU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中国提交到ITU的国际标准就是本土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是关照中国、还是美国例外？

美国对中国的关照还集中体现在它积极地为中国标准政策“画道”：在其就中国标准战略给出的三种选择中，极力建议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参与者，秉承自愿、透明、基于共识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原则参与标准制定；而对另外两种标准战略（继续奉行“加拉帕格斯孤岛”的孤立的本土技术标准，或是参与全球标准制定，成为制定标准的一员或争取主动权，为本土企业创造优势条件）态度冷淡。但事实上，恰恰是美国不置可否的这两种政策路线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路线：在相对微观的技术领域，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完全本土化的技术标准，比如对于WIFI这种领域，最后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一块芯片，物理层、Mac层都在这一块芯片上，解决这种问题可能只需要一两个企业，谁能生产和制造这样的芯片，谁就站在了国际工业的关键位置上；而对移动通信标准这类复杂技术系统而言，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很难独自掌控整个技术系统，掌握一些独到的核心技术，从而融入国际技术体系、以本土标准争取国际话语权也是可行的。TD-SCDMA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TD-SCDMA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系统层次上掌握一项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设计标准，会极大地有利于本土产业链上下游的健全发展，这种发展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本土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因为减少了专利费支出），而不可能是报告中所说的“损害当地消费者和企业”。退一万步讲，当大家在移动计算时代处于同一起跑线，都在争取尽早跻身国际标准的时候，如果中国这样有着13亿人口和全球最大移动通信网、最大ICT工业基础的国家，都不能在自己家门口以国内市场的战略资源、把本土标准“养育”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通用标准，还有哪个国家有这种能力和资源来完成这件事？相反，以当前中国在移动计算领域的技术储备，如果把中国的市场资源和技术人才拱手让于跨国公司、而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的干预、保护和引导，其结果只能是重演当年牺牲了市场、却没能换来核心技术的悲剧，而使亲者痛、仇者快。

十年前，美国人和欧洲人合演一出“双簧”，把日本ICT工业赚入彀中；今天，美国人又希望用这样一份报告、诱导中国在ICT工业上自废武功，不得不说算路深远、也蛮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