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宣德金牌》以及有关的几百项证据，打破了西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神话，打破了地图学“西学东渐”的谎言，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是六百年的大事，具有历史意义。这八年来，从得到一枚宣德金牌开始，抛弃了生物科技，毅然投进未知的历史领域，嚐到另一种科研的苦乐，在這裏与大家分享。

2002年3月15日，孟西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布了惊人的消息，认为中国人首先环球航行，发现世界，早于哥伦布。假如读者对孟西斯先生陌生的话，他是《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我对此颇感兴趣，翻译了一段明史，他看到很感激，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前，给我寄来一本。本来，我对此事仅是好奇，到此为止。不过，一直保持与孟西斯联络。

2006年3月，我非常偶然地获得一枚在美国出土的宣德金牌，神奇的是，这正是郑和600年前离开中国首次下西洋途中。当时觉得，要麼这是茶余饭后的笑谈，要麼是轰天动地的大事。追寻来历之下，越来越觉得事情不简单。没日没夜，日以继夜，每天工作16小时，每查考一项，出来三四项新线索，有些是日常碰到，但从来不在心的，有些却是不为人知的、给歪曲掩盖的历史，沉睡在16-19世纪的欧洲航海者和探险家的原文著作里。

同年6月，拜孟西斯先生的邀请帮助，把初步三个月的研究结果在香港发表演讲。他联络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香港分会(全球唯一在英国以外的分会)，香港大学，香港外国记者招待会等提供场地，与他同时发表讲演。我也联络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城市大学，作了中文的报告。香港大公报破例把我在香港发布的消息作头条新闻，整版刊载。不过，当时，我没有很落实的感觉，只有一些零星观察数据，我强调，只提供参考，由听众自己作结论。

我的研究，越来越深广，证据越来越多。为免被後人改写影响，我直接从原文文献中寻找答案，阅读的文献有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比较了600幅以上的地图，涵盖1300-1900年的材料。

2007年，加拿大利德蕙参议员兼当时多伦多大学校长邀请我到多伦多大学著名的Munk Center去做报告，纪念香港回归十年。我准备了几个月，结果报告会两个星期前，多伦多大学的秘书电话告诉我，报告不能在大学校园内举行，不给原因。利女士也不知原委，更无法逆转，只能道歉。我知道，是题目惹的祸，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自由是有限的。

2008年到2009年间，我有了一个大突破，在网上看到《坤舆万国全图》，也认真研读了黄时鉴与龚缨晏两位的巨作《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它提供了确实的证据，比宣德金牌更震撼，更有说服力。因为利玛窦的生平和《坤舆万国全图》的1602年的下限等等都有文献作据。刚好，美国花一百万美元，买了一份原藏日本的印本，为了纪念利玛窦在北京逝世400年，2010年1月，该地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开展览。我已经非常有把握，带着美洲郑和学会的会员参观，略为解释，点到为止，因为同年7月我要在马六甲公布研究该地图的结果，保留重要的材料给会议是对主办方的尊重。

2010年7月，在马六甲第一届国际郑和学术会议上，我发表英文论文，断定《坤舆万国全图》的原作者主要是明代中国人，利玛窦只是加上少数地名而已，成图年代在利玛窦来华以前150年。因为讲演超时，主席要我下来，可是我最重要的断代证据还没讲，结果是听众起立鼓掌，要求我讲下去，下面的讲者把时间让出来。起立鼓掌的主要是欧裔学者，因为中文组和英文组同时进行，很多国内来的学者无法听到我的报告。

接着，我在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清华大学作了中文报告。效果一般，因为事情太大了，难怪大家慎重。

2010年，我把信息发到美国的通讯社去，石沉大海。在一位热心的华裔侨商介绍之下，一家美国电视台的总监答应作一个录影访问，本来给我半小时，结果做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这是一个几百万元投资的项目。但是，最后没有广播，电邮询问，没有回音。原来总监的儿子刚刚得到耶稣会会士的衔头，我揭露利玛窦不是《坤舆万国全图》作者的新闻，与他的个人利益有冲突。

我完成英文论文後，着手写书，本来是期望在大陆出版，但是，一直没有门路。学界没有高度反应，媒体没有兴趣，出版界哪敢出手？

2012年4月，在朋友张灏的推荐下，台湾联经出版社终于使我第一本书《坤舆万国全图揭密-明代测绘世界》面世。张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学院士，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后来到香港科技大学开创了人文院系，他是我30年的老朋友，很讽刺，我俩在哥伦布城认识，我还是住在这里。这次出版书，亏他极力向联经出版社总发行人林载爵先生推荐。林先生也是历史学的，他不止在台湾出版社赫赫有名，而且是法国骑士勋章得奖人。

同年5月，我再次被多伦多客家会议邀请做报告，这次原定在约克大学（York Univeristy）。结果，与多伦多大学的同样情形发生了，校方说要检查我的内容，最后说，假如主办方坚持让我做报告，大学不提供场地。后来是在大多伦多华人文化中心做了报告，多伦多几乎所有的华人报章，电视都作了访问。

2013年11月，台湾联经继续出版了第二本书《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我在台湾，香港，北京做了近二十场报告和媒体接触，场地包括一些最高的学术机构: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台北市立图书馆，世新大学，台中资讯图书馆，台南成功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大学。我主要用《坤舆万国全图》作证，时间允许，也比较中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特征。这次有较热烈的反应，详细我在前文里讲了。在台湾，最热烈的是建国中学的学生，问题切中。最热心的是北京外交学院的东方史研究所陈奉林教授，北大高等人文学院的杜维明教授，在百忙中抽空来主持，还有清华大学的翁贺凯教授，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任锋教授。贺、任两位是张灏当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我的报告会成功，也大半得力张灏兄努力**他的历史学朋友学生，没有他，我整个研究可能自己看了。

美中不足是，某些大学的报告，听众中颇有“低头族”，在打手机，估计不是记笔记，明显是老师强迫来，只是点名拿学分的。有些大学来的听众寥寥，宣传不够，还是当时有特别情况，不得而知。

2014年4月，我被邀请到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和西佛罗里达州大学和当地的孔子学院作报告，我只列举了地图方面的证据。大学的听众基本上是考古学，历史系，人类学系的教授，都是欧裔。他们听完後，上前祝贺，认为甚有说服力，无法找到能辩驳之处，当然我不能奢望有人特别去大事宣扬了。

照理，这是中国人六百年来的大事，影响外交、民心、民气。為什麼這麼大的發現，沒有相對量和质的反應？我百思不解，一直有些感想，姑且作一点分析推断，拉杂归纳如下：

·        经济效益。历史越来越受忽视，科技史更严重。今天经济利益挂帅，搞科技的，不搞历史，宁可发明与产品有关的，或者发现新的基本原理，历史看不到经济效益，少人问津。搞历史者，不涉猎科技。科技史是两面不讨好。

·        疲劳效应。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纪念，发了一点热，故纸堆鑽得差不多，没有新意，退烧了。

·        狼來了效应。前面有些研究不太稳当，看到狗，以為是狼，引發一陣骚动，到我真正看到狼，喊起來，就沒人反应，给归类了。九个人说“狼来了”，结果是狗，不等于第十个说“狼来了”的还是看到狗。不看一看，说不好给咬一口。历史学也是科学，不能离开数据，事实，推理。科学研究是容许出错的，以往演绎上的错误，为後来正确理论奠基，无可厚非。许多理论都是经过很多人的努力，一步步完善的。应该尊重学术自由的独立性。每位学者只能对自己的论说负责，不要随便归门列派。

·        皇帝新衣效应。小孩说，“哈哈，皇帝没穿衣服，肚皮上还有颗痣”他讲錯了一点，皇帝的痣在胸口，但是，这点小错完全不是真相的关键，皇帝还是没有衣服。为什么老是骂小孩说错呢？为什么对皇帝没穿衣服还是视而不见呢？说错痣的位置，不重要，指出皇帝没有衣服才是关键。我63岁才学历史，只有8年，的确是小学生，没有顾虑。就硬要戳破“皇帝新衣”的假象。

·        權威震攝作用。国人对西方学说还是有一定迷信。“讲了几百年，难道还会错？有错，早该有人指出了。”真的吗？蘋果不晓得敲痛了千万颗頭顱，才敲到牛頓。其实，行内人也有看到不顺的，但是，就是不敢挑战经典。出乎意料的观察、数据，往往是重大发现的苗子。只用习惯的、本来错误的思维，想当然去解释或反对新事物，当然没有正确的结论。真理不能离开真相、常理。儿子不会比老爸早出生。西方学说的错误，与真相、常理是不相容的。为了某种利益，顽固死守错误，甚至打压异己，于己于人都没有好处。

·        退休四无。我发觉几位对历史翻案有兴趣的，全是退休的，或者是门外汉。為什麼？我用八个字概括：“无上无下，无外无內”。上沒有主管認可，下沒有学生支持，外沒有基金应酬，内沒有职称压力。好处是没人管你，坏处是没人理你。我每天16小时拼搏，只对自己良心负责。行外人举目无“亲”，弦断有谁听，只是没干扰。

·        井水犯河水。為甚麼外行人搞历史才发现以往的错误？我猜是在位越高，包袱越重。越是权威，越不好說。以前因循错误，现在不好反口。要反，也只能反一次，不然，就颜面全无了。即使是西方明明是歪理，也谨慎从事。每个人谨慎到退休，很多事就不了了之。作为外行人参与，往往被认为越俎代庖，多管闲事，不务正业。

·        繁简之争。有网友提醒，我用繁体字写文章，大陆学者很多读不懂。我以为，当年看惯繁体字(正体字)的，看不懂简体字，如今是相反了。我在香港长大，1953年，国内首次改用简体字，我已经马上适应使用了。繁简对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两者同用。我用繁体字是有原因的，因为一些证据是用繁体字才让人醒悟。自一年前开始，只好从俗了。

·        时空限制。今天是短信时代，限于140字符的小方块，两秒钟的扫描，如何表达详尽？看《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中国科技史》的时代可能不再。靠主持网络的电脑手，如何把离经叛道的长文顶上去？比千里马找伯乐还难。

·        张冠李戴。媒体转载，以讹传讹，有时是越帮越忙。某些报章把1418年《天下诸番职贡图》误为《坤舆万国全图》，使我百辩难申。作为主流媒体，不能随便引用材料，必须注明出处，不好未徵求作者同意，隨便更改、添加材料。

·        惰性与惯性。人总是有些思想的惰性，不关心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物，以为总是有人去管。一种错误被有意无意形成後，又有一种惯性，象病毒一样传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在毫无挑战之下，误传了500年，“利玛窦带来《坤舆万国全图》”延续了400年。东西方400年前初次接触，大家语言隔阂，翻译的误会，一直因循下来到今天。

过去八年，我看了一些历史人文书籍，颇有警句，对科研很有发醒作用。我比较喜欢下面一段：

“As history researchers, we do not speculate. We test. We critically observe and carefully record. Then we weigh the accumulated evidence, analyzing the individual parts as well as the whole, without favoring any theory. Bias, ego,ideology, patronage, prejudice, pride or shame cannot shape our decisions as we appraise our evidence. To do so is to warp reality and deny ourselv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that is, after all, the reason for our labor.”
                                                                                    -- Elizabeth Shown Mills (2007)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不猜测。我们测试。我们严格依据观察並认真记录。那么我们估量积累的证据，分析各个片面及整体，不偏袒任何理论。偏见，自我，意识形态，恩惠，偏见，骄傲或羞耻，不能塑造我们评估证据的决定。以上扭曲事实的态度，是否定自己对历史过去的理解，而了解过去正是我们辛勤的原因。”-- 伊丽莎白·雄·米尔斯（2007）

这本书"Evidence Explained: Citing History Sources from Artifacts toCyberspace" 被《图书馆杂志》列为2007最佳参考。

其实，在中国的儒佛道，也讲过类似的道理。

儒家的“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这是做科研，也是做人的基本，有道理的话，必须有胆横眉冷对千夫指。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道德经）。老子比较逍遥，只是指出三类人对道的态度，当无知的人讥讽你，你的道理就近乎正确高明了。

佛家所谓的“八风不动”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件事，人生对顺利成功，失败衰亡，诽谤称誉，赞美讥讽，苦乐，都处以平常心，岿然不动，离佛就不远了。

1992年，伽利略才被梵蒂冈承认，是359年後了。真理是无情的，也是有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