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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范学堂之一】胡适:论家庭教育

已有 4854 次阅读 2015-2-6 14:16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家庭教育, 胡适, 母亲

论家庭教育

胡适原文萧伟光点评

诶!可怜呵!可怜我中国几万万同胞懵懵懂懂无知无识的生在世界上,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当奴才当牛马,这种种的苦趣,种种的耻辱,究竟祸根在那里?病源在那里呵?照我看起来,总归是没有家庭教育的结果罢了。

什么叫作家庭教育呢?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在家中所受的教训。列位看官,你们不听见俗语中有一句话么:“山树条,从小弯。”(这是我们徽州的俗语)又说道:“三岁定八十。”可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儿子孙子将来或是荣宗耀祖,或是玷辱祖宗,也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看官要晓得这少年时代,便是一个人最要紧的关头。这家庭教育,便是过这关头的令箭,所以我今天便详详细细的说一番,列位且听我道来。

我们中国古时候,最注重这家庭教育,儿子还在母亲怀中没有生下来,便要行那胎教。做母亲的,席不正不坐;行步不敢不正;不听非礼之音;不说非礼之言,这便叫作胎教。儿子生下地来,便要拣一个好的褓姆,好好的教导他。做父母的,更不用说了。列位之中,大约有读过《礼记》的,你看那《礼记》上说的,六岁教他什么,七岁教他什么,八岁九岁教什么,到了十岁,才出来从师读书。十岁以内,便都是父母的教训,这便叫作家庭教育。看官须记清,我中国古时的人,都是受过家庭教育来的了。

看官要晓得,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为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常住在家中,所以这教儿子的事情,便是那做母亲的专责了。古时的人,把娶妻的事情看得极重,女子教育还不致十分抛却。又把儿子看得极重,以为做父母的身后一切责任,都靠儿子,所以这家庭教育十分发达。只可怜一天不如一天,一朝不如一朝,女子的教育,一日不如一日,家庭教育便一日衰似一日了。做母亲的,把儿子看做宝贝一般,一些也不敢得罪,吃要吃得好,穿要穿得好,做了极狡猾极凶恶的事情,做母亲的还要说这是我儿子的才干呢!这样的事情,把做儿女的纵容得无法无天,什么事都会干出来。有时候,父亲看了不过意,说他几句,骂他几声,做母亲的还要偏护着儿子,种种替他遮掩。诶!这便是中国国民愚到这样地位的原因。这个问题要再不改良,我们中国的人,要都变作蠢蠢的牛马了。

现在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为什么呢?因为列位看官中,听了兄弟的话,或者有人回去要办起家庭教育来了。但是列位府上的嫂子们,未必个个都会懂得,列位要说改良,他们仍旧照老规矩,极力纵容,极力遮掩,列位又怎样奈何他呢?所以兄弟的意思,很想多开些女学堂。列位要晓得,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列位要想得到好儿子,便要兴家庭教育,要兴家庭教育,便要大开女学堂。列位万不可不留意于此呵!

开女学堂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地方办不到。所以兄弟很巴望列位看官个个回去,劝劝你们的嫂子们,说儿子是一定要教训的,儿子不教训,弄坏了,将来你们老了,倚靠何人?总而言之,这家庭教育在如今,格外要紧,格外不能不办,兄弟是从来不说玩话的呵!

 

【点评】

适之先生生于1891年,撰写此文时年仅十七岁,其见识之深远、心胸之宽广与文笔之流畅,由此可见一斑。适之先生在成名之前的文章,颇值得好好研究。与其成名之后的偏颇相比,早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比较中正平和的——看得到问题,更看得到希望,此文即是典范。

 

 

 

【背景钩沉】陶行知、杜威和鲁迅

陶行知先生(1891~1946)与适之先生是同龄同乡好友,而且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同受教于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杜威(18591952)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威的教育著作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和出版,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杜威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知与行,主张“从做中学”。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变“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变“从做中学”为“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胡适与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先生是杜威最有名的三个中国弟子。陶行知在美国读书时,跟孙中山先生的大公子孙科住同一宿舍,但据说他最看不起两个同学:一是胡适,靠外国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一般也认为,杜威最有创造力的学生,不是咱们的适之先生,而是陶行知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先生的话,我们不应该只了解胡适之先生,还要了解那些适之先生同时代的师友甚至论敌,不如是,则无法真正了解适之先生。

鲁迅先生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随感录(《随感录二十五》),文章结尾如是呼唤:“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孩子之父和“人”之父有何分别呢?鲁迅先生在文中说: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生与养,一个是本能,一个却不仅仅是本能就能解决的,不仅仅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该接受教育。对于家风失范已久的中国人而言,重建家庭、重建家庭教育,实乃文化传承之重要法门。“父范学堂”与“母范学堂”之开办,实乃当务之急!

一年之后,也就是1919年,鲁迅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课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如是说: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摘选自《为人与为学: 胡适言论集(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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