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和发展我国的评价科学

评价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之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度发展，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其作用也愈益变得重要，这些作用包括判断作用、预测作用、选择作用、导向作用、诊断作用、激励作用、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等。但遗憾的是,正像人类社会对评价活动规律的自觉研究要比人类开展评价活动的时间晚得多一样，尽管目前已经有一些评价分支学科，如教育评价学、环境影响评价学、土地评价学、药物评价学等，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但目前我们对评价科学的整体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等却仍然关注得很少，以致使得在我国不仅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评价学或评价科学始终尚未独立地凸显和成长起来，表现为高等教育招生专业目录中几乎没有评价类的专业，学术期刊中很少有评价领域的专业期刊，系统性、综合性、普适性的元问题层次的评价理论研究专著非常稀少等，而且为各行业各领域的评价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的作用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比如在项目评价、人才评价、机构评价、科研成果评价等诸多工作中的一些负面效应还长期得不到有效改进等。甚至是在讨论有关评价的相关话题时，因为相互间并没有一个共同性基础性的问题分析框架，因此经常出现各说各话，而使得实际效果很差，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鉴于评价在推进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极端广泛性、重要性和我国目前在评价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现在已经有必要站在整体性的视角加快构建和发展我国的评价科学。

构建和发展评价科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经过近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的评价科学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主要表现为：无论是学术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还是学术专著，在成果数量上都呈现出不断繁荣景象；研究主题也已日益丰富，尤其是在资产评价、环境评价、教育评价、食品评价、医药卫生评价等和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领域，其增长态势更是明显；研究队伍的人员基数庞大，而且也已涌现出了一些长期关注评价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专业化的评价机构；资产评估学、项目评价学、教育评价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也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取得的成绩，显然已为整体性评价科学的构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次，目前我国的评价科学在整体上说显然还处于粗放期的、散养式的初级发展阶段，尚缺乏整体性的规划和引导，这种长期散而不聚、各自打游击的局面显然不利于推动我国评价科学的整体、快速发展。比如，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评价相关研究成果，但存在的问题是：目前的大多数评价研究都是属于某一具体行业、某一具体学科或针对某一具体对象的研究，如对于矿产资源的评价研究、对于药物的评价研究、对于科研影响力的评价研究等。而超越具体领域，直接以评价活动、评价学、评价科学等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一般性、基础性研究的还很少。另外，从具体领域视角出发的评价研究之间，目前几乎没有对话和交流，相互之间对对方都知之甚少，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致使各领域的评价研究之间都限制在自己的狭窄范围内，这显然不利于知识的交流、共享和集成，不利于评价科学整体知识地图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既有由一般的评价研究向具体领域的评价研究发展的必要，也有由具体领域的评价研究向一般的评价研究发展的必要，而要有效实现这种双向发展，加强对评价科学整体发展图景的认识则是前提和基础。因此，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构建和发展我国的评价科学既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

第三，加快构建和发展评价科学，有可能取得登高而呼的效应，从而快速有效地提高我国的评价科学整体理论水平，进而推动我国各领域评价实践的深入发展。首先，它有利于通过“前拉后推”的学科发展战略，实现评价科学发展的默顿效应，即由于信念和行为之间的反馈，预言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自己的实现。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也即指这种意思。其次，它有利于评价工作者在一个共同性、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从而提高交流的效果，进而推动评价科学学术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再次，它还有利于我们按照评价科学学科知识体系框架来分门别类地梳理现有的评价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利于解决目前某些评价分支学科先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以回避的一些学科范畴分界问题。

构建和发展评价科学的着力点

要构建和发展我国的评价科学，需要做的工作显然有很多，因此必须要找准其着力点，即重点开展“二阶评价研究”。

众所周知，评价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因此关于评价的研究可以说并不少，甚至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繁荣。但是，如果再仔细一想，其实又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正像科学研究活动虽然很早就有，但科学学研究活动，即“对科学的科学研究活动”却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产生一样，虽然学界开展各类评价活动的时间可以追溯得很早，开展的各类评价活动也很多，但学界对于评价自身的研究却也要晚得多，而且其数量也要少得多。因为，正像绝大部分的科学研究，比如一项对于“电”的科学研究，一般来说并不是属于“科学学研究”的内容一样，大部分篇名中包含“评价”的论文，如关于大学评价的一篇论文，因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而非“评价”，所以严格说来也可以说并不属于“对于评价进行的研究”。

如果明晰了这样一种鉴别分类的视角，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日常我们所说的“评价研究”或“关于评价的研究”，事实上有二种不同的涵义：第一种是指针对某个对象（可以是某事、某物或某人）开展的评价研究；第二种是指针对评价自身（包括评价活动、评价现象、评价学、评价科学等）开展的研究。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从学科归类看，前一类研究，其学科归属一般归为其研究对象所属的学科，比如一篇关于大学评价的论文一般归为教育学，一篇关于药物评价的论文一般归为医学，后一类研究，其学科才一般地归为评价学；当然，这也是相对来说，因为如果将大学评价的论文看成是“评价的应用研究”或“评价的实践研究”的话，那么它也就可以归为评价学。另外是从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少看，属于前一类的一般占绝大多数，属于后一类的则少得多。

因此，为了合理区分上述两种涵义上的评价研究，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有关评价的研究划分为“一阶评价研究”和“二阶评价研究”，其中前者指的是对某客体直接进行的评价，后者则是指对这种评价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和方法以及这种评价所取得的成效和影响等进行的反思和解释，即评价之评价研究。相应地，“评价学理论”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一阶评价学理论”和“二阶评价学理论”，其中前者是指针对某一领域论述其一般评价活动规律的普通评价学，后者则是指论述各种评价学发生发展规律的评价学理论，即“评价科学学”。

有了上述二种涵义的区分后，我们显然就容易理解目前建构和发展评价科学的着力点应该是着重放在“二阶评价研究”上，以夯实基础之基，抓住重中之重。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从哲学（特别是哲学中的认识论、价值论）、管理学等多个视角出发，对评价的概念、评价的历史、评价的分类、评价的作用、评价的过程、评价的系统、评价的方法等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二是围绕评价学和评价科学的创生背景、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发展历史、基本主题、学科结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分支学科、发展动力、发展趋势等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适用于各学科领域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评价学”学科体系，出版类似于管理科学中的《管理学》、《管理学原理》或《管理学概论》的评价学著作。

三是可以在更宏观层面上，围绕建构“评价科学”的整体性蓝图方面着力。其主要工作包括梳理和总结评价科学的演进发展历程、发展态势和发展规律，构建评价科学的学科结构体系，界定评价科学和管理科学、决策科学、设计科学、预测科学、领导科学等相近、相邻、相似学科之间的关系，探寻评价科学新学科的创生模式和创生区位，分析评价科学各学科创生发展的动力来源，提出进一步推动评价科学整体发展的对策等方面。

构建评价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可以先行

 为了加快推进评价科学的整体发展，笔者认为现在已有必要从科学学的高度，来对评价科学的整体学科知识体系主动进行前瞻性的建构。根据笔者对我国目前各领域的评价研究发展成熟程度的监测，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对评价科学提出的现实需求和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笔者认为可以初步将评价科学的学科结构组成划分为四个学科群组。

第Ⅰ群组：包括评价学或评价学概论、评价史、评价科学学、评价方法学等具有某种总体性特征的学科。其中评价学或评价学概论等的任务是探讨评价领域的各种普遍性、共同性问题，如评价的概念、评价的发展历史、评价的过程、评价的分类、评价的方法、评价的评价等。评价史研究评价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评价科学学是介于评价科学与科学学之间、以评价科学元研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边缘分支学科，其任务是探讨评价科学中的各种基础性问题。评价方法学研究评价的方法问题。

第Ⅱ群组：包括按评价对象的类别而归类的各个分支学科。可以进一步粗略地分为二大部分：自然科学领域评价学，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评价学、水资源评价学、土壤评价学、大气评价学、植物评价学、环境评价学、药物评价学、生态评价学、工程评价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评价学，主要包括教育评价学、经济评价学、项目评价学、企业评价学、科技评价学、政策评价学、制度评价学、政府评价学、人物评价学、设计评价学、体育评价学、图书评价学、文化评价学、文学作品评价学、艺术品评价学等。其中有的学科，如教育评价学等已经建立了次级分支学科，进一步分化成学校评价学、教师评价学、学生评价学、课程评价学、大学学科专业评价学等。

第Ⅲ群组：包括评价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相互渗透而已经建立或有望建立的边缘分支学科，包括评价管理学、评价心理学、评价法学、评价数学等。

第Ⅳ群组：包括按评价属性而归类的各门分支学科。主要有绩效评价学、质量评价学、风险评价学、安全评价学、竞争力评价学等。显然，该群组若与第Ⅱ群组交叉结合，则又可分化出更多更细的分支学科。（原文刊载于2018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