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琴海边

2023年12月2日凌晨，我们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乘坐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航班，经伊斯坦布尔转机到伊兹密尔。我的土耳其博士生何凯泽（Kazim Halaclar）毕业后已回到他硕士时的学校，位于伊兹密尔的爱琴海大学（Eg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梅达（Serdar Mayda）博士是爱琴海大学的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研究专家，也是凯泽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此次在土耳其科技研究理事会（TUBITAK）的资助下，邀请我们来参加合作考察研究。

从伊斯坦布尔到伊兹密尔仅有350公里，在中国也就是一小时高铁的距离，但这两座城市之间目前没有高铁，我们还得继续乘坐飞机。在我们了解的历史中，其实土耳其很早就有火车了，1883年开通了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的东方快车，虽然时速只有50公里，但在那个年代已是长途旅行最快捷的方式了。

去往伊兹密尔是一架宽体双通道飞机，大约只坐了十分之一的旅客。8点起飞，飞机正在跑道加速，却突然减速直到停下来，并立刻转到旁边的岔道上。广播说是电力系统出了故障，真是危险啊！但土耳其人都很淡定，机组和乘客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大家就静静地坐在原位上等着。大约半小时后，广播说故障排除，继续起飞。随后倒也平稳，一小时后降落爱琴海边的伊兹密尔机场，梅达和凯泽来接。进城的途中，可以看到伊兹密尔分为三个部分：海边的旅游区、山上的吉普赛人区和大学所在的市区。到大学的宾馆住下，赶紧把身上厚厚的冬装脱了。来前凯泽说很冷，提醒我们带够衣服，但为什么一点都不冷甚至还觉得热？梅达说，伊兹密尔夏天非常热，经常超过50°C，所以觉得20°C就很冷了。

爱琴海大学是创建于凯末尔革命后的一所综合性现代大学。爱琴海的名称来源于希腊语的波浪一词，从爱琴海大学的校徽上就能看见这个特点，但后来的神话中将其附会为纪念忒修斯的父亲、希腊国王Aegus。我们在爱琴海大学的招待所住下，稍事休息，中午就去爱琴海大学的自然博物馆了解情况，接下来的一周将在这里工作。博物馆不大，但两层的展厅包括了动物、植物、矿物、古生物等完整的内容，尤其以新近纪哺乳动物化石为代表性展品。

第二天由于是星期日，博物馆的其他员工都没有上班，我们暂时还无法开展工作，就去跟我们相关的伊兹密尔考古博物馆参观。一出门就能看到丰富的历史印记：地铁站里摆放着施工时挖出来的建筑构件，两个科林斯柱头、一个爱奥尼亚柱头和一个多立克柱头，恰巧囊括了古希腊的三种柱式。在公元前10世纪，小亚细亚是希腊的疆域，那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特洛伊（Troy）、以弗所（Ephesus）、士麦那（Smyrna）……，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士麦那就是伊兹密尔的前身，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博物馆里陈列着当时的许多雕像，包括曾生活在这里的荷马。距今7500年前，安纳托利亚已进入金属时代，到古希腊时的青铜技术日臻炉火纯青。博物馆展出了从爱琴海近岸海底发现的公元前50年铸造的“奔跑的田径运动员”，他头戴橄榄枝编织的桂冠，非常完美地表现了获得奥运会比赛冠军者的形象。

距骨是动物踝关节上的一块重要骨骼，而偶蹄类具有特殊的距骨，其上、下都是滑车关节面，使它们拥有非凡的跳越和奔跑能力，牛羊猪等偶蹄类的距骨过去常常作为儿童的玩具。文物中不仅有真实的距骨，还有古希腊人用陶土烧制的，简直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而古罗马人甚至用玻璃铸造成五彩缤纷的距骨筹码。

星期一开始工作了，原来的爱琴海大学古生物学术带头人，已退休的卡雅（Tanju Kaya）教授也来博物馆跟我们一起讨论。她是哺乳动物化石专家，我在对比安纳托利亚的材料时，就经常阅读引用她的论文。我们今年在一篇文章里建立了一个晚中新世的豪猪新种，就用卡雅教授的名字来命名。大家都分头行动，我和博士后孙丹辉主要看犀牛的材料，土耳其的犀牛化石相当丰富，尤其是晚中新世时期。王世骐研究员重点关注长鼻类化石，吴飞翔研究员观察鱼类化石标本，保罗（Paul Rummy）特别研究助理以鳄鱼化石为研究对象。我们带来两台扫描仪，对计划与土耳其同行合作进行研究的标本全部进行了扫描和三维重建。我们随时召开讨论会，梅达的研究生们都参加，大家针对在观察标本中发现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计划进行深入的交流。

在爱琴海大学自然博物馆中，不仅有大量化石，还有许多现生动物标本。在鱼类展柜里，土耳其语长条标签上的第一个字Çin（中国）引出了这些标本来自于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馈赠，是两国于1971年建交后开展友好交往的见证和纪念。中国赠送的家禽标本上写着北京鸡、北京鸭等，博物馆里却没有见到火鸡。早期土耳其商人将非洲的珍珠鸡销往欧洲，于是被误称为土耳其鸡；后来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带回了火鸡，觉得跟珍珠鸡长得差不多，也就叫turkey了。

说来有趣，火鸡在土耳其叫“印度鸡”，因为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以为那里是印度；而在印度，火鸡叫“秘鲁鸡”，虽然火鸡原产于墨西哥，但当时秘鲁与其一道都是西班牙殖民地；在马来西亚，火鸡叫“荷兰鸡”，因为是荷兰殖民者引进的；在爱尔兰它叫法国鸡，而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它叫西班牙鸡。兜兜转转，其实在火鸡的原产地，将其驯化为家禽的印第安人叫它“本地鸡”，这应该是最准确的名字了。至于中国人称其为火鸡，也是一连串的误会。明朝时引进了原产于澳洲的鹤驼，它像其他一些鸟类一样会吞食小石子以帮助消化，其中有木炭渣，于是被认为是能吃火，所以叫“食火鸡”或“火鸡”。后来火鸡被引进时，因与鹤驼在外形上有点相似，于是就叫这个名字了。

博物馆里的昆虫部分专门有一个桑蚕的展柜。中国位于丝绸之路起点，土耳其位于丝绸之路终点，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公元2世纪后，罗马对丝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至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得到中国的养蚕抽丝技术，在小亚细亚山地种植桑树，垄断生丝的采买和供应。自然博物馆里虽然并不陈列文物，但这里随处都可以看见青花瓷的装饰。国人一开始并没有看上青花瓷，明朝洪武年间的曹昭评价说：“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但“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不知怎么后来就对上眼了。

每天到办公室坐下准备开始研究化石，博物馆工作人员总要热情地送上一小杯土耳其咖啡。这种七、八百年前发明的咖啡保留着咖啡豆的残渣，由于太浓，还要另配一大杯冰水。何不合二为一而浓淡相宜呢？后来欧洲人就这样干了。我们在周末也抓紧工作，更不用说中午了。除了土耳其咖啡，茶也是重要的兴奋剂。在这里，茶都是装在郁金香形的小玻璃杯中饮用，看起来晶莹剔透。茶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为çay，非常接近于汉语发音，而不像英语中接近马来语的teh。

我们在收获丰硕而紧张繁忙的一天工作后下班了，路过一条全是书店的小街，本想附庸风雅浏览一下，结果尴尬了，封面上一个字都不认识。土耳其语是突厥语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混合体，尽管在1928年采用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字母，但仍然连每个词根我们都猜不出含义。走到海边时看见一轮红日在天际线上缓缓落下，波光粼粼。海滨有步道、木头座椅和水泥钓鱼平台，轻轨也随海岸蜿蜒。海水清澈透明，甚至可以看见鸬鹚潜泳的轨迹，它们不时抓到鱼，浮出水面来吞食。渡轮鸣响汽笛，渔人收起钓竿，海鸥们赶在天黑前再捉几条鱼儿，一派祥和。虽然气温和煦宜人，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形成多雨的冬季，甚至会下一整天，还不时有伴随着电闪雷鸣的倾盆大雨，我们就遇到了。

12月7日与爱琴海大学理学院的院长Dinçer Ayaz教授会面，他是一位保护生物学家。我赠送给院长古脊椎所的纪念盘，他非常高兴，立刻就摆放在展示台上。台的上方是凯末尔的画像，他似乎是在见证我们之间的合作。在土耳其，到处都能够看见凯末尔的画像和雕像。他是土耳其革命家、改革家，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及第一任总统、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他在执政期间施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月9日下午，我们结束了在伊兹密尔的工作，乘车前往穆拉（Muğla）。穆拉位于伊兹密尔南面，是穆拉省的省会，两地之间有3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穆拉的海拔高度虽然只有660米，但它已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山地绵延，气温明显低于狭窄的沿海平原地区。不过，虽然被称为安纳托利亚高原，却不会有高原反应，因为在土耳其东部也才超过1000米，在穆拉所在的西部只有500-800米。

穆拉的历史悠久，不仅现在的城市古老，街道都是奥斯曼时期的旧貌，城后的石灰岩高地上还有罗马时期的古堡遗址。在更大的范围内，悠远岁月为穆拉省留下了众多遗迹，比如伊迪玛（Idyma) ，现在称为阿契亚卡（Akyaka），是一座始于4000年前的海滨港口城市，但由于河流沉积物的淤积，其遗址已经离海岸线有一段距离。土耳其的考古同行长期在这里进行发掘，证明这座城市连续使用到公元七世纪。无论是野外考察路途还是发掘工作现场，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橄榄树林，现在正是果实累累的成熟季节，就要忙着丰收了。橄榄树不仅是和平的象征，更是重要的油料作物，7000年前最早在约旦河谷被人工培育，4000年前已遍布地中海地区。

穆拉博物馆包括文物和化石，尤其是晚中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地中海地区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可以与中国的动物群进行精确的对比。穆拉的三趾马动物群原来被认为属于距今900-500万年前的吐洛里期（Turolian），包含有长鼻目、马科、犀科、鬣狗科、长颈鹿科等众多哺乳动物化石，被形象地称为“吐洛里公园”，但现在认为应该属于距今1100-900万年的瓦里西期（Vallesian）。可能怕观众不太容易理解“吐洛里公园”的含义吧，博物馆特意设计了一张与《侏罗纪公园》类似的海报，只是恐龙头骨被替换成了无角犀头骨。哺乳动物化石展厅有一幅覆盖整个一面墙的复原图，但这不是一幅普通的晚中新世哺乳动物群复原图，而是用沙粒镶嵌的；这也不是普通的镶嵌画，而是用化石地点的各种岩石粉碎而成，颜色来自纯天然。

我们和土耳其同行合作研究穆拉上千万年前的生物与环境，而这里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也随处可见。博物馆外的花园中矗立着希罗多德的雕像，他在公元前484年出生于穆拉附近的小亚细亚海滨城市哈利卡纳索斯（Halicarnassus），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博德鲁姆（Bodrum），他的《历史》一书使其被尊称为“历史之父”。花园中还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季节树冠一片金黄。银杏是著名的活化石，它的土耳其语名字是“寺庙树”的意思，就像郭沫若在《银杏》中写到：“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他还说，“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在中国才有呀”。现在全世界都有了！

12月13日下午我和梅达博士在穆拉大学做报告，虽然我们两人都主要讲新生代，尤其是哺乳动物演化，但学校说还是把恐龙放在海报上吧，恐龙已成为古生物学的典型标志。其实安纳托利亚在中生代都淹没在特提斯洋中，只在最南部略有白垩纪陆相沉积。我的报告以“泛第三极地区脊椎动物的演化和扩散”为题，首先向参加报告会的老师和同学们讲解了泛第三极地区的含义，尤其强调在被称为“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向西从帕米尔高原经伊朗高原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立刻把大家吸引住了。随后讲解的这一广阔地区的地质、气候和生物的演化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在提问环节我们进行了更多细节的热烈讨论。

对穆拉地区晚中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在70多年前就开始了，近年来有更多的发现。穆拉的野外化石地点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并计划明年开展联合发掘工作。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清晨我们已经在安纳托利亚的山地开始攀登，前往野外考察地点。土耳其西部及南部沿海地区夏季炎热，冬季则相当温和，所以并不影响我们工作。我们到达高原面上的Özlüce化石地点，却发现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习惯了在有着良好露头的地方开展工作，对于这样局限的发掘现场还不太适应。穆拉地区属于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达到1165毫米，非常有助于森林的发育。但梅达说这里的天气预报很不准，果然，本以为预告的下雨天会影响我们的考察，但其实却是晴天。

化石地点得到很好的标示和保护，不断看见写有“fosil”字样的指路牌，总算认得这个字。化石在土耳其语中显然是一个外来词，来源于拉丁语的fodere，其含义是“挖掘”，而英语的fossil最早出现于17世纪。中文有自己的表达，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竹笋化（为）石”；到1876年，李圭撰写《环球地球新录》时第一次使用了名词意义的“化石”一词：“各种化石，有枯木成石，骨殖成石，皆历久所变化者”。

哺乳动物群需要有精确的绝对年龄约束，火山灰是最好的测年材料之一，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野外顺利找到了！土耳其位于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和非洲板块三大板块交界处，具有板块相互碰撞挤压而形成的两条消亡边界，火山活动强烈。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主体由中生代特提斯洋形成的灰岩构成，土耳其同行说，他们尚未在灰岩中发现脊椎动物，尤其是海生爬行动物的化石。从灰岩中渗出的地下水不仅清澈透明，素湍绿潭，还自带温度，所以在冬季里水下的植物仍然生机盎然。

化石地点所在地区的遥远的土耳其乡村，由于石灰岩山地土壤贫瘠，在经济上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我们经过村里，查看了计划明年发掘时可以安置考察队的院落。一只猫正懒庸地晒着太阳，它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从更遥远的地方来的一群人在这里寻找它的祖先们留下的遗骸。但追本溯源，我们知道它最近的祖先5000年前被古埃及人驯化，并通过小亚细亚传遍世界。

结束了在土耳其半个月的合作研究考察工作，2023年12月16日我们从穆拉返回伊兹密尔，将经伊斯坦布尔转机回国。夜里下起了暴雨，直到天亮还能听见雷鸣和哗哗的雨声，但当我们驱车出发时雨停了，还露出了阳光。这令我们非常高兴，因为在路途还可以考察Yatağon盆地的化石地点。这里的晚中新世地层中三趾马动物群化石丰富，在黄褐色湖相沉积露头上很容易就发现了白色的骨骼化石。如此良好的条件，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与土耳其同行的进一步深入合作将获得更加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