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遗珍》序 

标本中心邀请我为本书作序，希望将这本书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立90周年的一份贺礼。我既感到荣幸又觉得忐忑，因为标本中心比古脊椎所还要“年长”7岁，而且杨钟健、贾兰坡、刘宪亭、邱占祥等先生都曾长期指导标本管理工作，相较而言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因此深感责任重大。

标本是古脊椎所的立所之本，是古脊椎所创新发展的源泉。在中国人将化石作为科学研究的材料进行发掘和保存之前，大量被称为“龙骨”的脊椎动物化石，尤其是哺乳动物化石被西方人收集和运出中国，最终藏于海外的博物馆等机构。以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及古脊椎所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古脊椎动物学家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研究过的化石收藏在古脊椎所的前身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随后在古脊椎所一直保存至今。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古脊椎所拥有丰富的馆藏标本，《山海遗珍》仅选取其中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标本进行展示。尽管如此，还是可从中窥见研究所和标本中心的发展历程。新生代研究室刚成立不久，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就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第一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了世界。在古脊椎所收藏的著名标本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京人”化石不幸全部丢失前精心制作的完美模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由杨钟健先生等发现于云南禄丰并在重庆研究的许氏禄丰龙和云南卞氏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杨钟健先生等发现于山东莱阳并在北京研究的棘鼻青岛龙……因此，可以说标本中心始终与古脊椎所“同呼吸、共命运”。如今古脊椎所能在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的国际交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具有世界领先水平或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其背后不仅有科研工作者艰苦调查和辛勤钻研的汗水，也离不开标本管理工作者勤恳敬业、认真工作的支持。

古脊椎所的标本收藏有很高的起点，因为杨钟健先生认为标本的收藏“是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借助的”，要“以收集实物为职志”“使之不至于散失”，达到“尽量采集，毫无遗漏，蔚为大观”的程度，并“使其科学上、学术上意义增高”。周明镇先生回忆起杨老对待化石标本的态度时说：“他完全像一个慈母抚爱自己的婴儿那样，小心地抚摩着每一块骨化石，向我们讲述每件标本的科学意义”。得益于前辈们谆谆教诲的指导和身体力行的示范，古脊椎所的化石标本90多年来虽历经战乱和动荡，依然保留下亚洲最大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收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对标本不仅要保管好、利用好，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增加新的藏品。杨老早就提出，古脊椎所要填补脊椎动物化石在门类、地区和时代上的空白。现在，古脊椎所的同仁们已经填补了大量的动物门类空白，在祖国的每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发现了丰富的化石和石器地点，并将脊椎动物化石的记录推进到显生宙开端的寒武纪。尽管大尺度的空白已经填满，但学者们不会满足，从门类的纲目科属、年代的代纪世期到地区的省市县乡，再小的空白都不肯放过，大家总是追求尽善尽美。

《山海遗珍》不仅对馆藏标本进行了重点展示，同时也对古脊椎所的野外科考、化石修理、化石保护、艺术复原、模型制作和数字可视化等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标本中心是在2018年11月由原标本馆和技术室合并而成，虽然成立至今尚未满一年，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有硬件条件的改善，还有人们精神面貌的提高，令人欣慰。

标本中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和深厚学术底蕴的部门，在保持优良传统作风的同时，也要加强创新并提升活力，为古脊椎所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促进学科立足国际前沿、探索生命演化、追寻人类起源、传播科学知识做出更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