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君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大规模建设启动。在建设设计的时候需要根据建设地址的地震烈度来进行抗震设计，但地震台站力量非常薄弱，监测地震的数据也才短短几年，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好在我国古代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地震资料，可以通过历史地震资料来做地震烈度的鉴定。但古代文献浩繁，还要进行现代地震学处理才能使用，工作量巨大。于是在1953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咨询机构。该委员会下设综合组、地质组和历史组共三个工作组。其中历史组的任务是“就我国历史文献，搜集各地地震的记载，保证历史资料及地理沿革的正确性，提供综合组研究”。历史组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即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地球物理所和有关单位的历史专家和地震专家组成，虽是临时性的组织，且参加的成员也多身兼数职，但经全体科研人员的努力，最终历时两年，翻阅各种文献八千余种，编出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两册于1956年出版。

这一资料后来传入日本，引起日本地震史学家庆松光雄的重视。庆松光雄于1907年出生在日本本乡西片町一个药学家家庭，他在幼年时曾随父亲在中国大连生活过。1934年庆松光雄毕业于京都大学史学科，毕业后在日本一中学从事历史教学。1938年庆松光雄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从事中国地震史料的研究，这一研究成了他终生的事业。在日本，他收集整理的地震资料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庆松中国地震文库”，是地球物理学工作者研究地震难得的宝贵资料。

1957年初的一天，庆松光雄接到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寄来的一个包裹，正是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庆松光雄非常感兴趣，立即投入到对这部书的研读中来。在阅读过程中，庆松光雄将这本书与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发现这本书中存在一些问题。在1957年3月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的月例研究会上，庆松光雄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会后，庆松光雄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连写了两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郭沫若在收到信件后，非常重视庆松光雄的意见，将信件转给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处理。地球物理所在1957年5月向郭沫若院长报送了回复意见：首先表示感谢；再次希望庆松光雄将详细意见寄过来，以便改正错误；最后表达了希望进一步合作的意愿。

没多久庆松光雄就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回复。不过由于眼疾，到1961年他才把意见整理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批判》一文。再过了11年，1972年庆松光雄退休的时候，这篇长达80多页的论文正式出版，即《〈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批判》。庆松光雄主要有三方面的意见：一是发生地震的时间在中西历换算中有误，二是有些地震事件史实有误，三是不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中国学者详细研读了庆松光雄的意见，对他的中国古代文献功底及认真态度敬佩之余震惊有加。经查考，庆松光雄第一个方面的意见绝大部分是对的，但第二方面对错参半，第三个方面则是庆松光雄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清楚所致。另外书中专设一章《赠言中国科学院》，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科学院在编撰《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严词批判中国科学院缺乏对学问的谦逊和认真的态度。

庆松光雄的书一出版，其提出的问题并因误解而作出的一些偏激之词在中日两国的历史学界和地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立即引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重视。但那时正处于“文革”之中，郭沫若处境不佳，没能直接回复庆松光雄的意见。到了1973年，形势稍有好转，郭沫若指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共同研讨庆松光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近代史所的专家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武焕英女士以及顾功叙教授、李善邦教授、所领导张进和其他年轻学者专门召开了有关编纂《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研讨会议。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学者根据研讨的结果草拟一份答复提纲上报郭沫若院长。但后来形势又有变化，郭沫若没能处理这一回复提纲。

1976年7月3日，庆松光雄在登白山时逝世。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庆松光雄终究没能等到郭沫若先生的直接回复。但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地震局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由地球物理学家谢毓寿和历史学家黎澍任主持编纂工作。从1978年到1982年，他们以《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为基础进行增补改编，汇集为《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五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一定意义上这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新著也是对庆松光雄批评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