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以张劲夫同志为首的中科院党组向毛泽东主席建言保护科学家。经毛主席首肯，中科院党组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提出对自然科学家“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这样就保护了一批科学家，使他们免于被错划为右派。但仍有一些科学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幸免。

中科院于1955年6月和1957年5月两次聘任的254位学部委员，集中了全国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其中就有曾昭抡、钱伟长、孟昭英、雷天觉、谢家荣、余瑞璜、刘思炽、袁翰青、盛彤笙、向达和沈志远等11人被打成右派，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组织处理。葛庭燧、汤佩松、伍献文、斯行健、冯景兰等学部委员也一度进入右派名单，但在最后定案时被否定了。他们几位大都得益于这个保护政策，有的人甚至是张劲夫亲自出面干预才没有被划为右派。中科院京区只有科学情报所负责人袁翰青和历史二所副所长向达两位学部委员被划为了右派。

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学部委员，当时中科院党组的政策是“政治上从严”，提出：“对于学术名誉称号和在学术上起领导作用的地位，如学部委员、所学术委员、主要的学术领导职位的处理应当从严”，其目的在于“以便逐渐克服科学界中的脱离政治、脱离国家建设实际倾向和防止青年知识分子中‘先专后红’的错误思想的滋长”。当时这是大势所趋，势所难免。1958年5月，中科院干部局联合各学部提请院务常务会议撤销曾昭抡等11人的学部委员职务，文件称“学部委员在科学上是有很高荣誉，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领导职务。曾昭抡等在政治上已丧失应有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品质（引者按：这是学部委员的政治条件），不能再承担这一光荣任务”。次月院务常务会议即一致通过这一决定，曾昭抡、钱伟长等担任的其他学术和行政职务也都被一一免除了。

20年后，在科学的春天，迎来了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述11位学部委员的右派问题都被陆续查清和改正了，而党中央、国务院也于1979年1月正式批准中科院学部恢复活动。不久，中科院决定增选学部委员，加强学部工作，使全院体制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过渡到以学术领导为主。是否恢复那些被撤销了学部委员职务的科学家的原有职务和名誉随即提到了议事日程，盛彤笙、刘思炽等人还为此向中科院或学部提出申诉。1979年6月5日，李昌同志主持院务会议，通过了学部办公室关于处理反右斗争中被撤销学部委员职务人员的几点意见，做出了恢复他们的学部委员职务和荣誉的决策。1979年7月9日，中科院向右派问题已经相关单位的党组织正式改正的袁翰青、孟昭英、雷天觉、余瑞璜、盛彤笙、刘思炽6位科学家发文，通知恢复他们的学部委员职务，并向已故的谢家荣先生原来所在的国家地质总局发文恢复他的学部委员名誉。其中，刘思炽先生是否为学部委员还略费一番周折。刘先生是1957年增补的学部委员，他提出恢复学部委员的请求后，生物学部在该学部委员名单上却查无此人。经过一番调查，才得知刘先生是1957年5月底增补为学部委员的，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过，反右斗争就开始了，刘先生随即因为所谓“右派言论”遭到批判，当时并没有向他发过学部委员聘书，他也没有以学部委员名义参加过生物学部的活动。

曾昭抡、钱伟长先生是科学界的大右派，他们两位恢复学部委员名誉和职务则晚了一年，原因在于他们的右派问题改正得较晚。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曾、钱两教授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中科院遂于1980年7月14日，分别致函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恢复曾昭抡教授的学部委员名誉和恢复钱伟长教授的学部委员职务。尽管中央批准了钱伟长教授右派问题的改正，但清华大学并没有立即着手落实，而是拖延到1983年初才办理。由于中科院及时恢复了钱伟长的学部委员职务，才没有耽误他参加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的最后选举。至此，数理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所有划为右派的9位学部委员的职务或名誉均已恢复。毫无疑问，学部委员职务的撤销和恢复，在这9位科学家的科学生涯中都是特别重要的一笔。

同被撤销学部委员职务的还有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向达先生（历史学家，1966年去世）和沈志远先生（经济学家，1965年去世），他们的学部委员名誉并没有得到正式恢复。这是由于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77年5月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了，但该院当时并没有恢复学部委员制度。因此，中科院只是恢复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四个学部被错划为右派的9位学部委员的职务或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