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以往任何一个年份一样，2015年又有一批科研工作者脱颖而出，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浇灌出了累累硕果。除了创造，科学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方式还有很多。他们走出实验室，把自己的知识普及给大众。

在11月举办的2015“互联网＋科普”峰会上，《移动互联网网民科普行为大数据》报告发布。该报告基于腾讯海量用户数据挖掘结合在线调研问卷整合形成，从科普领域关注度、科普热点、科普信息受众、伪科学传播原因等12大维度展开。透过2015年最受网民关注的“雾霾及其成因”、“地球的表哥”被发现、天津爆炸成因、屠呦呦获诺奖以及MERS疫情、转基因等热点事件，你不难感受到科普工作者们忙碌的身影……

在这些科普工作者中，有许多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他们自觉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义务为公众进行科普宣传，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财富分享给人们。

心之所愿，至新世界。时值年末，本报周末版编辑部沧海取粟，选择了10位在2015年坚持科普的科学家——他们如2014、2013，以及以前的很多年一样，孜孜不倦地在做好科研工作的同时，尽一己之力进行科学普及，他们口中或者笔下的科学愈发有趣。

林群

分享数学，持之以恒

他发现太多孩子“怕数学”“恨数学”，之所以多年来孜孜不倦致力科普，是希望更多的孩子能领略到数学之美。

2015年11月，中国数学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80周年纪念学术会在京召开，80岁的中科院院士林群获第十二届华罗庚数学奖。他从事计算数学方面的研究，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Bolzano数学科学成就金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除了科研工作之外，科普也是林群工作的重点之一。在看到本报刊登的关于TED的报道之后，林群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作者，他多年来一直苦恼如何更好地做科普的问题，似乎在TED中找到了解决之道。

通过多年从事数学科普，林群发现太多孩子“怕数学”“恨数学”，他之所以多年来孜孜不倦致力科普，也是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真心领略到数学的美和趣味，不再“恨数学”“怕数学”，而是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数学。

关于科普，林群做了一个美丽的比喻：“科普工作就像把一块石头投进水里，波纹涟漪会慢慢展开，影响很多人。华罗庚不仅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普及数学的文章，还曾到全国各地给几百万人作‘两法’（优选法和统筹法）演讲。一个人能将数学财富让这么多人分享，是十分了不起的。”谈到现实中一些人甚至认为从事科普是不务正业，没有创新性、科研搞不下去了才去搞科普的想法，他提出，“事实上科普与创新不但不矛盾，还相互促进。做科研的最终目标是为老百姓服务，科普活动的开展可以让老百姓尽快接受新技术、新发明，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促进科技创新。”

骆抗先

乙肝泰斗，“更博”不辍

从医60年，始终奋斗在乙肝防治第一线，救治数十万患者；75岁高龄“玩”起博客，进行乙肝科普，累计约百万字。

现年84岁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骆抗先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肝病专家，泰斗级人物，125万字的专著《乙型肝炎基础与临床》被传染专业从医人员热捧，成为不可或缺的乙肝“字典”。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特别的身份——知名博主。

2006年，受到一名患者启发，75岁的骆抗先决定在网络上开展公益科普宣传活动。家人和学生为他的健康着想，劝他好好休养，骆抗先却觉得，这是让更多人了解乙肝基本常识的平台。“写博客好啊！我一个上午最多也只能看30个病人，开个博客，网络上有几万人能看到呢！”于是，连手机短信都不会发、拼音也没学过的骆抗先，从零开始学习网络知识。

骆抗先患有白内障，又不善用电脑，因此每写一篇博文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为了写好博客，他坚持每天凌晨3点起床工作，每天工作不少于10小时。为了不误导患者，他每写好一篇博文，都要先放一到两周，厘清其中的观点有无谬误、文字是否准确易懂才正式发布。

在开博客的同时，骆抗先也继续看门诊。他说，必须知道患者最关注什么，才能保证博客内容符合实际需求。开通博客、投身乙肝科普事业8年来，骆抗先坚持每周更新文章和回复患者提问，共撰写博文350多篇，博客累计访问量已超过1000万次，至少10万名患者在这里获得帮助。即便现在博客式微，但是骆抗先的博客却是个例外。

褚君浩

践行科普，来者不拒

平均每月作一场科普报告，担任“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中《能源与环境》分册主编，撰写近百篇科普文章。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工作日程始终满满当当，但只要有单位邀请作科普报告，他几乎来者不拒。“时间挤挤总是有的，比如往返京沪我坐高铁，不坐飞机，因为高铁上有5小时左右完整时间，我可以用它修改科普报告的PPT。”

热爱且坚持践行科普的原因，来自于褚君浩自己的童年经历和中学教师生涯。褚君浩的父亲是华东师范大学老师，受父亲影响，从小他就喜欢看家里订阅的《科学画报》《科学大众》杂志和科学家传记。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褚君浩在中学做了10年物理老师。这段工作经历让他掌握了把复杂难懂的科技原理讲得深入浅出的本领。

除了大众科普之外，褚君浩还致力于“高端科普”。在他看来，科普是一项多层次、多形式的工作，所谓“高端科普”，受众主要是公务员、科研人员、产业界人士等群体。比如，给公务员讲一些科学史，让大家意识到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往往是很艰难的，这可能会促使未来的科研政策更为包容。高端科普的受众，甚至也包括科研人员，有利于创造跨学科合作的机会。

“科普是重要的基础，涉及全民科学素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褚君浩坦言，目前对明星的追踪报道有点过度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媒体能不能把更多的注意力向科学技术靠拢？希望我们的舆论环境能更加尊重科学创造”。

陈晓亚

允许质疑，平等交流

尽管关于转基因的话题讨论到最后的结果经常是脱离理性的争吵，他却始终坚持极具科学精神的对话姿态。

2015年11月，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所研究员陈晓亚的“植物科学与植物转基因技术对生态文明的影响”项目荣获2015年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颁发的“科普杰出人物奖”。

多年来，陈晓亚坚持参与科普，到中学和科普场馆作讲座，并且在新媒体上解答网友提问。这之中最被关心、他讲得最多的科学问题是关于转基因。尽管关于转基因的话题讨论到最后经常是脱离理性的争吵，陈晓亚却始终坚持极具科学精神的对话姿态。他说：“我们不能不允许公众质疑，更不能一味采用‘老师教学生’式的科普，让公众‘听话’。而是要把目前的科学研究成果告知公众，建立理性讨论、平等交流的科普通道。”

做科研、带学生、参与重大决策咨询工作，这些都是陈晓亚的日常，但与部分认为做科普是不务正业的科研工作者的想法不同，他始终把科普工作看作一项重任。他还担纲了“十万个为什么”中《植物》分册的编写工作。陈晓亚表示，对于科学家来说，虽然科研与科普在时间上可能会产生矛盾，但科研与科普是息息相关的，科学家在作研究的同时，就应该能用通俗的语言把科学知识传递给公众，科学家做科普，义不容辞。“随着经济、人类社会的发展，农业、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物资源保护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生命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行列。”

孙宝国

食品科普，消除误解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公众普及食品添加剂的科学知识，消除不必要的误会。为此举办了超过200场的科普讲座……

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食品的“香味”都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的科研成果；他是我国食品科学领域仅有的三位院士之一，如果仅限于香料研究，那么便是唯一的院士。身为“香料院士”，可以说孙宝国几十年来琢磨最多的是怎么吃得更香。

如今，孙宝国给自己增加了一项任务：为食品添加剂正名，虽然这有时会招致网民的非议，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公众理性认识食品添加剂的科普工作。

他觉得，自己作为这一领域的学者，有责任为公众普及食品添加剂的科学知识，消除不必要的误会。他为此举办了超过200场的科普讲座，主编了专门的科普书籍，并不断通过媒体传播食品添加剂的科学认识。

在今年6月召开的第七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上，孙宝国指出，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尤为重要。他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对消费者心理健康的伤害，不亚于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食品添加剂愈发被 “妖魔化”，孙宝国愈发忧虑。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公众对食品添加剂感到恐慌，并将食品安全问题归罪于它们，一些企业以所谓的“无添加”作为营销噱头则进一步加重了公众的误解和恐慌。

由孙宝国主持编写的科普书《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在亚马逊销量位居同类榜首。2015年11月，他创作了一首千字五言诗《离不开的食品添加剂》，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用最短的时间对食品添加剂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胡大一

大医献爱，高铁救危

退休后的他比以前更忙、更充实。除了出诊外，每个月还到不同的地方给基层医生讲课，做大量的科普工作。

10月25日，在三门峡开往郑州的G672次列车上，一名男性乘客突发心梗，生命危急。无比幸运的是，前一天刚在三门峡灵宝参加完“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系列公益活动的国内著名心血管内科医生胡大一，恰巧也在这列火车上。因为救治得当、及时，这名男乘客得以在最短时间内获救。

事件一经发布，除了感慨这位男性患者得上天垂怜之外，施救医生胡大一也成了网友们关注的热门人物。

1987年，胡大一在美国做了2年的访问学者，回国后一直想在国内开展公众健康教育，促进心血管疾病预防。1995年6月初，胡大一在中山公园，通过“健康大课堂”形式讲高血压防治知识。讲座原计划在能容纳200名听众的公园会议室里进行，最后来了3000余名听众。这次活动也让胡大一认识到当医生不能等人得病、坐室行医，要走出去，向公众传播科学的健康知识，让百性了解疾病预防常识，科学对待疾病，这是医生的职业要求和社会责任。

20年来，胡大一身体力行，坚持日行万步路，并不断向大众进行健康科普工作。今年69岁的胡大一，退休后依然繁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以前更忙、更充实。除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三家医院出诊外，他每个月还到不同的地方给基层医生讲课，送些量身定做的教材，和县医院的医生一起查房。“与以前相比，我觉得是一个脱胎换骨式的华丽转身。”

徐星

研究恐龙，培养娃娃

他总是尽可能地去给人们讲恐龙，在《百家讲坛》等科普节目中，徐星试图用最浅显的方法解释复杂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被欧美同行送上了众多称呼：“发现恐龙的领跑者”“当今世界古生物学研究的一颗明星”。他本人却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明星，只是“最幸运的人”，“现在是古生物学发展一个相对好的时期，没有理由不出成果”。

28岁发现长羽毛的北票龙，31岁发现比始祖鸟还小的“赵氏小盗龙”，不久前，46岁的徐星又发现长有翼膜翅膀的奇翼龙。如果说是好运，那也太“好运”了一些。

在《百家讲坛》等科普节目中，徐星总是试图用最浅显的方法解释复杂的问题：“我希望找到越来越多的恐龙，然后理清这些恐龙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谁和谁是哥俩、父子……”

他的科普文章《飞上蓝天的恐龙》入选小学教材，他变成了很多喜欢恐龙的孩子们的徐叔叔。他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给他的恐龙，邮箱里躺着来自伊朗、巴基斯坦的小朋友发来的邮件。对于孩子们的来信，他都会回复，答疑、鼓励，还不忘叮嘱好好学习。

徐星感慨，中国研究者的素质与国外同行间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些从小热爱恐龙的孩子正在进行有价值的努力。

徐星的办公室里贴着孩子们寄给他的恐龙画。一封信中，一个“恐龙小朋友”告诉“亲爱的徐星叔叔”：“我明白要想将来研究恐龙，是需要做很充分的准备工作的。我觉得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林之光

科普气象，痴心不改

在常规的科研工作之外，他的另一大兴趣便是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有趣的语言表达出来。

退休前，林之光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气候研究室主任、《中国气象报》总编辑等职。2004年，在几乎三天三夜没睡觉、忙完一件重要任务之后，林之光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后被诊断为青光眼。

这些年，随着视力下降、视野开始变小，这位1936年出生的气象研究痴迷者，笑称自己正在抓紧料理学术“后事”，“该写的提前写，该编的提前编”。

“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来给大家看，贡献给社会，是我最大的幸福。”出生在江苏太仓的林之光，1959年从南京大学气象系气候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工作，开始了气象学术研究之路。

在林之光看来，真正好的科普必须有创新性的内容。“雨是怎么下的，风是怎么刮的，这些我从不会去写。”林之光说，“我不重复别人的东西，我的科学作品中一定要有新东西。”

“文革”前，他因为科普写作的兴趣而背上了“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锅。但是他始终对传播气象科学知识痴心不改。从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1959年，林之光便开始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科普文章，多年来发表科普作品数百篇，出版科普著作20多部。

“我的科研科普工作，能够从纯自然科学领域进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做一点工作，这是我一生最欣慰的一件事。”

梁琰

化学之美，打动大众

他给这个项目的目标设定得非常简单：“只是希望用化学的美打动大众，引起大众特别是孩子和年轻人对化学的兴趣。”

创“美丽化学”项目及网站域名，现任职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2014～2015年度Vizzies国际科学可视化竞赛视频类专家奖获得者梁琰，高中时就喜欢在家里鼓捣化学实验，1998年高考时报志愿并没什么犹豫，第一志愿果断填写了清华大学化学系。

2005年，梁琰结束了在清华为期7年的本科和硕士生活，飞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Gael McGill创办的科学可视化公司Digizyme，正式成为一名科学可视化艺术家。这期间，梁琰参与了一系列面向高中生的基因工程动画设计，目的在于使得宏观实验操作和微观实验机理相联系起来，进而帮助高中生真正理解基因工程实验。

2014年3月，梁琰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中科大启动了“美丽化学”项目。他给这个项目的目标设定得非常简单：“只是希望用化学的美打动大众，引起大众特别是孩子和年轻人对化学的兴趣。”

“美丽化学”项目正在不断升级，1.5版本中增加新的化学反应视频和互动化学结构，并使用显微镜以全新视角展现化学反应的美丽；2.0版中将聚焦于前沿化学研究，力图展示化学在解决人类面临重大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关注化学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李敏

数字植物，拍花识物

截至目前，他主持的中国植物图像库已经收录了190万张植物照片，物种数超过1.8万种，覆盖了中国野生植物种类的近三分之二。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师李敏看来，自己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让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成果走出研究所，真正成为普通人看得到、看得懂、用得上的东西。

在野外看到一种漂亮的花，很想知道它的名字，多了解一些，却又无奈于并不了解植物学中的一些标准术语。怎么办？

李敏主持的“数字植物”项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微信中关注名为“中国植物志”或“中国植物图像库”的公众号，将想要知道的花卉照片拍摄下来上传，就可以立刻得到该花卉的名称及物种信息，识别准确率在80%以上。

大学时代就痴迷摄影的李敏，对图有着特殊的感情。2006年，植物研究所开始做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李敏去参与讨论了几次，后来逐渐开始参与到网站设计和图片库模块建设中去。到了2008年，李敏提议要建设一个中国植物图像库，后来便开始全力做图库。提起创建初衷，李敏说：“植物研究所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中国有多少物种、什么形态、分布在哪里、如何识别鉴定，主要都是在这里研究的。随着数码相机开始普及，大家拍摄的照片逐渐增多，我们就想，只是标本上的信息还不够，应该把具有颜色和形态的植物影像资料收集起来，当时就想到要建设一个植物图像库，作为标本馆的补充。”

（本报记者张晶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