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凌仁摄

■本报记者 王庆

一群痴迷于各类鸟兽花草的“博物学家”，不断深入人迹罕至之地，期待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3只有着美丽斑点和健美曲线的雪豹，正伸开其特有的梅花形脚掌，慵懒而又优雅地在海拔4500米的藏区踱步。它们是全球总数不超过5000只的濒危物种。

突然，雪豹提高了警惕，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另一群“濒危物种”正在缓缓靠近。事实上，在国内他们比某些野生动物更加稀有。这是一群痴迷于各类鸟兽花草的“博物学家”，不断深入人迹罕至之地，期待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

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自身生存和发展困境，想尽办法探索可持续的运营方案，好让其奔袭千里、静候数日换来的珍贵作品获得应有的商业回报。

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在中国的38个地区开展了50次野外调查，拍摄图片约30万张，记录中国野生生物物种近6500种。

野生动物见人就跑

雪豹的视频资料一直非常罕见。为了拍到雪豹的精彩画面，徐健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多天了。

靠近这些野兽危险吗？徐健说：“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看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狂跑，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就可能死在人们的手上，它们从小就学会一旦看到两条腿的人类，一定要狂跑。”

谈及此，这位资深野生动物爱好者难掩伤感与无奈：“十年前去过的地方，现在再去，很多以前容易看到的动物现在却不常见了。”

在今年2月《博物》杂志举办的“博物嘉年华”活动上，徐健一边在PPT上展示着一张张野生动物的照片，一边问观众能否说出它们的名字。台下是“叽叽喳喳”叫错各种名字的孩子和一脸茫然的大人。

徐健对公众的反应并不觉得意外：“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可许多物种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他在某著名自然保护区向其工作人员了解当地生物内容，对方拿出一个纯文字表格，制作时间：1956~1978年。

“很多物种，还没来得及记录，就已消失。”念大学时就是生态保护热情参与者、曾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工作6年的徐健，希望填补生物多样性影像的空白。

然而在国内这一职业的生存困难也显而易见。“英国、日本等国拍摄野生动物的单个项目预算就有可能达到人民币150万元左右，相关纪录片甚至按秒来出售。而国内很少有人能单独靠自然摄影师的职业为生。”徐健的伙伴、同为自然摄影师的左凌仁说。

如此局面，怎样突围？发生在西非几内亚小岛 Bioko的故事启发了徐健。4名一流野生动物摄影师和一名专业生态作家深入小岛，进行了为期3周的生态调查。每位摄影师各有所长，各有分工，有趣而高效。

徐健认为，这种模式值得借鉴。于是，IBE（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maging Biodiversity Expedition）应运而生。它的全职人员目前只有徐健、郭亮、左凌仁、程斌4人，而其团结的30余名成员则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是教师、设计师、兽医，同时也是两栖爬行动物专家、鸟类研究者、植物学者……

自然摄影的几宗“最”

自IBE 2008年成立5年多来，他们像美国大片中的各路高手一样不时集结起来，先后深入梅里雪山、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三江源等区域，各司其职，交互式拍摄，360度立体还原其生态多样性。

到野外拍摄，摄影师们需要克服几宗“最”。

“相对于野生动物的攻击，最大的风险其实在路上，也就是交通事故。有一次车翻了，幸好人没事。”左凌仁说。

但这并不代表野生动物本身不足为惧。在一次雅鲁藏布江拍摄蜜蜂的过程中，3名摄影师被蜇伤送往医院，“徐健头上中了不少毒针”。

而最大的挑战则来自于“找不到要拍的动物”。

2013年，IBE摄影师两赴怒江拍摄前几年才发现的新物种——怒江金丝猴。“当地有人声称见过，但从未有自然摄影师拍到过。”左凌仁和他的同伴第一次去时空手而归。第二次在消耗了20天之后，只得考虑“择机再战”。

即将撤离之际，摄影师再次得到金丝猴出现的消息，长途奔袭一夜赶到现场，从凌晨破晓找到日上三竿，也未见其踪影。

正当摄影师们已经放弃的时候，忽然一个护林员低声说：“猴子！”

“这人之前开玩笑骗过我们几次，”左凌仁回忆，“当时大家又累又饿坐在地上都没当真。”但那位护林员好像怕惊扰了“猎物”似的又压低声音喊“猴子”。

还没收起相机的左凌仁决定起身碰碰运气。“其实我们当时已经从体力和心理上放弃了拍摄，只剩下默默地沮丧和疲劳，但就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和金丝猴不期而遇。”

谈到从事自然摄影的艰苦，这位曾在《华夏地理》杂志工作多年的摄影师表示，其实在野外是最快乐的，最大的麻烦反而是到现场前庞杂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出发时一般是背大包，一手一个装满物资的大行李箱，脖子上也挂着器材，每次托运必超重。半路如果汽车陷在泥里有时一耗就是一天，特别消耗意志。”

而摄影师们最大的困扰则来自家庭。徐健曾在微博上写道：“今天我妈又生气了，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无法理解我正在从事的工作，‘国营铁饭碗不要了，非要做这些危险、劳累、挣钱少的工作，我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我该怎么和她说，怎么让她老人家安心、知足、快乐呢？”

带着镜头去科研

不过，危险、劳累换来的成果也相当可观。

2008年，IBE在贵州省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重新找到了30年前科学家发现时就已数量稀少、一直缺少研究的务川臭蛙；2010年，在云南老君山发现中国特有物种白点鹛的新栖息地；2011年，在西藏雅鲁藏布江首次拍摄到被称为“昆虫活化石”的墨脱缺翅虫，并在河谷里发现了黄腰响蜜，而此前，专家认为这种鸟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

与一般的自然摄影不同，IBE代表着一种生物调查方法，它用收集带有科学数据的影像，作为证据来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一次IBE调查由多位专业自然摄影师合作完成，他们分工拍摄不同生物类群，之后将影像和科学数据汇总成为调查成果。

除了摄影技术，IBE在挑选成员时还要求具有相当专业的生物学素养。拍摄同时，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动物的行为分析等。IBE团队已不仅是摄影师，更是带着镜头去做科研的博物学家。

“自然保护区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邀请我们在一段时间、一定区域内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拍摄。”徐健说，“我们提交的所有物种信息成果都有图像和GPS（全球定位系统）信息作为证据，真实可信，且利于宣传，很受他们欢迎。”

“IBE诞生的背景，是中国急速发展30年，自然资源被严重消耗之后。”徐健相信影像可以作为连接科研、保护区、公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生态就像一面砖墙，每个物种都是一块砖。如果我们不停地往外取砖，总有一天，这面墙会倒下。而人类，不过也是这面墙里的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