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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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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当年在自己的老家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不得志，便跑到西北边落后的秦国为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 在位24年）做了幕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来帮助秦孝公变法图强的。战国时期，秦国民贫国弱，一方面被自东面的强国的耻笑，同时又屡屡遭受西北部匈奴部落的攻击。秦孝公是秦始皇（前246年—前222年）的前好几代祖宗。那么，商鞅到了秦国究竟都干了什么呢？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变法”！
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两次，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强国”与“富民”在商鞅那里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之一。总之，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也就是说，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向有“虎狼之秦”之说。到了后来，独尊儒术的缘故秦国的这种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得到了诟病。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但是，司马迁对商鞅之贬，后世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变法必然受到当时秦国旧贵族的抵制，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可是照理说，他的新法也应同时被废止才是，可是恰恰相反，非但没有被废除，而是坚持实施下去了。新法适应当时的时代发展，是秦惠文王（前337年-前311年 在位27年）不废新法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形成战时法制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后世有人说：“百年犹得秦政法。”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那么，在经济领域，这种“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中国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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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两次，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强国”与“富民”在商鞅那里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之一。总之，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也就是说，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向有“虎狼之秦”之说。到了后来，独尊儒术的缘故秦国的这种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得到了诟病。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但是，司马迁对商鞅之贬，后世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变法必然受到当时秦国旧贵族的抵制，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可是照理说，他的新法也应同时被废止才是，可是恰恰相反，非但没有被废除，而是坚持实施下去了。新法适应当时的时代发展，是秦惠文王（前337年-前311年 在位27年）不废新法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形成战时法制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后世有人说：“百年犹得秦政法。”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那么，在经济领域，这种“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中国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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