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科学网上发过4篇博文讨论关于布尔巴基学派的博文。而且还就布尔巴基学派的问题，应邀在数学本体论论坛分享了我的阶段性成果。我以为，结构主义对我所作的课题“中国文化与信息哲学研究”有很大助益。

结构主义始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但布尔巴基学派也在蹭热度，毕竟该学派在60年代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同时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其《结构主义》一书中总结道：“……当今社会和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却直接从普通代数学里引出他的结构模式来的。”易言之，列维-施特劳斯于1958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结构人类学》受到所谓“普通代数学”的影响。而布尔巴基学派所强调的最重要一个方面就是代数结构。但我又找到一份列维-施特劳斯于1990年11月16日至数学家康拓的函。他说“……别以为布尔巴基从我这里借用了‘结构’这一语词，正好相反，‘结构’一词我是从语言学借用的，具体而言是从布拉格学派借用来的”。不难看出，列维-施特劳斯特别强调，他的结构主义来自语言学，即布拉格学派。

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奠基人，而布拉格学派的代表物人之一，雅各布森对索绪尔的理论又有进一步改进。雅各布森和列维-施特劳斯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流亡美国。这二位流亡学者恰巧与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同住一栋楼。那时雅各布森40多岁，列维-施特劳斯30多岁，香农20多岁。他们都很有成就。尤其是香农1938年论文“继电器和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一文，用到了布尔代数。

我个人认为，这很重要。布尔代数在布尔巴基学派的探讨范畴之内，而且该文是奠定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布尔代数本是纯数学，没有用途。1938年香农为其在工程应用上找到用武之地，从此其作用一发而不可收。我通过离散数学的格论证明，邵雍的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同构。这个学术成果是我花了近10年的功夫才取得的。在若干次专业会议上宣读并被收入会议文集后，最终正式发表在2017年11期的《哲学动态》上，“论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性——从格论的观点看”。后来进一步将此成果提升为“邵雍-莱布尼茨-布尔纲领”。所以说从数学的角度，它属于结构主义。布尔巴基学派的二个主张，序结构和代数结构都为我所用。

 但是，布尔巴基学派的外溢效果并未进入信息论。倒是雅各布森将香农的信息论做了推广。香农是数学家，与他一共发表《通讯的数学理论》一书的韦弗，与香农的观点并不一样。其实香农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说过：“这些讯息往往都带有意义，即根据某种体系，它们指向或关联了特定的物理或概念实体。但通信与信息工程方面与语义无关。”作为数学家，根本就不去考虑意义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跑空车还是拉满车，跑空车自然跑得快，拉满车自然跑得慢。香农考虑的是跑得快的问题，拉得满与否他不理会。

但韦弗就不一样，他认为香农的理论固然不错，解决了“跑得快”的问题。可问题是，跑得快如果不解决拉得满，似乎也就没有意义。他说：“……不应狭隘地理解通信的概念，恰恰相反，这样的概念保罗万象。不仅涵盖了口语和书面语，还有音乐、图像艺术、戏曲、芭蕾乃至所有的人类行为……”

后来有人将这二种观念分为二个学派，香农的被称为过程学派，韦弗的则是符号学派。雅各布森则根据过程学派进行拓展，形成体系化的符号学派。尤其重要的是，雅各布森将信息称为“实在”（reality）。我认为，雅各布森的这一理念很关键。他从语言学方面将信息处理为实在，而我在2005年的时候提出了“模态信息论”，从模态逻辑的角度上将信息得到同样的结论。二条进路不同。但都可以归入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二个指向之于我而言，一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数学的结构主义，它让我解决了算法的问题；一个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语言学结构主义，它让我更深层次地认识了信息的本体论特征。因此，在我看来，信息即结构。实际上，现在的计算机不就是以0和1二个离散的符号来表达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