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控制论有紧密的联系。苏联就不分人工智能和控制论。哲学所专门研究控制论哲学问题的童天湘（1931—2012）先生，听了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西蒙于1980年10月17日在北京科技会堂（现在的友谊宾馆）在中国做的首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敏锐地抓住这一新领域的学术动态。迅速转为研究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并写出我国第一篇相关领域哲学问题的文章——“‘脑的设计’·‘机器思维’·‘人工主体’——人工智能提出的哲学问题”。成为我国第一代人工智能开拓者之一。而且还是唯一一位非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现在人工智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成了显学。回顾当年筚路蓝缕的历程，写成此“钩沉”的博文。

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于1948年写了一篇“智能机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机器智能的问题，并给出连接主义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学界更追捧他于1950年在Mind杂志上发表的“计算机器与智能”的文章，因为该文给出机器是否有智能的一个判据，也就是鼎鼎大名的 “图灵测试”（Turing Test）。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员投入了过多的热情，用各种方式证明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具有智能。图灵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成为人工智能的先驱。

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行动是人类的梦想，“人工智能”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曙光。可真要让机器有智能，却是纸上谈兵，无法企及。为什么这么说呢？图灵谈到的机器实际上就是“图灵机”，那么图灵机这个理论模型本身就是有缺陷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用的离散式通用计算机，只会做加法。或者说，所有的计算机程序到机器，最终都要变成机器可以识别的0和1的代码。量子计算机有其特有的程序，但最终还是要转换为机器识别的代码。那么我就要追问一下，数字代码是否有智能？但人工智能在工程技术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应用价值。只不过要清楚，“人工智能”不过是一个漂亮而迷人的省略词而已。人工智能顶多就是把计算机当做辅助（aid）工具，实现一些人类的工作，甚至无法完成的工作。将人工智能理解为“辅助人工的智能机器”才恰当。例如，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沸沸扬扬炒作的被国外“卡脖子”的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软件，就是由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等实现人工智能的工具集群。

国外早就有哲学家写过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的书。美国哲学家德累福斯（Hubert Dreyfus）分别写过二本书《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和《计算机依然不能做什么？》这就是人文学者对机器的哲学反思。德雷福斯诉诸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胡塞尔（Edmund G. A. Husserl，1859—1938），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以及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等人的思想，反对强人工智能的论证。他认为，许多人类的行为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遵照一套规则行事。人工智能每前进一步均突出人类行为某一的方面。不存在通向完整的人工智能行为。弈棋、语言翻译、问题求解、模式识别等，都依赖人类的 “信息加工” 的特殊形式，它们反过来又取决于人类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所以，原则上无法用现在能想象到的技巧加以程序化。我倒是建议读一下德累福斯的书，《计算机不能做什么？》有中译本。

麦卡锡（John McCarthy，1927—2011）于1955年8月31日召集七位年轻人，聚首达特茅斯学院开了2个月的“务虚会”，史称达特矛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参会的七位年轻人后被誉为“达特茅斯七侠”，其中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和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麦卡锡在该会上提出“人工智能”这一名称，并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他们有一个宏伟的目标，想通过10来个人，用2个月的时间设计出一台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虽然他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却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学科——人工智能。而麦卡锡则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

事物总有二面性。每当人工智能迈出一步，也会有人文学者出来支持。1978年英国的斯洛曼（Aaron Sloman）宣布了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出版一本题为《哲学的计算机革命》一书，书中提出：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哲学家还把人工智能当做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室。斯洛曼就是一位这样的学者。于2015年他又在《人工智能》杂志又提出“机器极客”（robogeek）的概念。他说，“人类的大脑并非依靠（毫无逻辑的）巫术工作，所以，其所作的一切，对一台恰当设计的机器来说，应该也并非难事。”哲学家要接受新生事物。而我国哲学家对新生事物往往持一种欢迎和乐观主义的态度。童天湘就认为，

21世纪来临之际，便是智能革命兴起之时，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伟大转折。不能以几次“浪潮”来划分人类文明史，而应以两种革命来划分。一是能量革命，实现能量的转换和利用，创造前文明史。这是从摩擦取火到制造蒸汽机，从电力使用到核能利用，直至创造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为止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人类未能最终脱离动物界，生存竞争也未停止，以致打下精神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前文明烙印。二是智能革命，实现智能的转换和利用，使人类文明史出现伟大转折，开创后文明史。这是从智能机器的制造到广泛作用，引发智能“核爆炸”，把人的智能及机器智能的潜力爆发出来，导致社会智能化，以创造出智能社会为史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内，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以求发展的智力竞争取代生存竞争。

童天湘关于智能革命论的观点是其1982年又发表了“论智能革命”一文中提出的。“智能革命论”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钱学森称“……你说的智能革命是又一次‘文艺复兴’”、哲学家肖前教授认为该文是一篇“……学术上有创新、理论上有突破”的好文章。紧接着童天湘于1985年在《哲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1988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刊文“论智能革命——高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在10多年的研究基础上，他于1992年出版专著《智能革命论》。

1980年10月17日，童天湘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筹备会与第一届全国人工智能学术会议。1982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人工智能学会挂靠，并由童天湘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办公室主任，人工智能学会在中国一开始就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童天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99年民政部要求，学会进行全国社团登记，明确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主管部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童天湘退休后人工智能学会交由中国科协管理。

由谷歌公司开发的AlphaGo弈棋软件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后，引起围棋界的轰动。人工智能界都在为之庆贺。我写了若干篇文章。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访谈。在科学网上撰文从人文社科的视角谈人工智能。2016年4月1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人民大学哲学院现代逻辑与科学哲学研究所、中国维特根斯坦学会联合举办了《人工智能与哲学的跨学科对话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机器战胜围棋后的哲学反思”发言。2016年5月25日的《光明日报》花了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那次会议的主要的成果，基本都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

总之，人工智能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未来的道路还很长，需要理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将其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