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经费越多责任就越大

贺飞  北京大学

科学网吴云峰博主在其博文对中国大学改进科研经费统计提出了很好的针对性建议（参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32-927780.html）。中国大学年度科研经费排行榜发布后，有的高校因为经费总量或人均经费靠后，感觉压力山大，但个人认为一所高校经费多仅仅意味着其责任更为重大，更应努力做出更多的成果，经费多本身并不能代表其成绩巨大。

  无独有偶，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人文系和药学系的两位科学家Daniel Shapiroa和Kent Vranab，于2015年8月4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也以《庆祝研发支出并非关键所在》为题表达了“支出不是质量的指示器”同样的观点。

文章认为，近年来美国“有如此多的机构继续将总体成功建立在其所花费的美元数，而不是基于其科研质量或数量”。两人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太多机构的研究人员“终点线”变成了赢得多少经费。而无休止的追求经费造成不正常科研生态系统，机构基于聘用大批研究人员越来越大，他们仅是如果能够通过项目支付其薪水就能保留职位。在太多机构， NIH也是晋升和tenure委员会的代理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的工作变成了“申请书写手” 而非“科学家.”

   作者在文中举例说明私立和公立研究型大学是如何在其网页上吹嘘其研究经费的。例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说其最近“实际的联邦研发支出在全国排名第5”(www.ucsd.edu/learn/research/)。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说，在2011年其“单一年度竞争性研究经费超过10亿美元” (www.ucla.edu/about/facts-and-figures)。还有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宣布，它 “是全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年研发支出超过7亿美元” (www.upenn.edu/researchdir/)。不幸的是，我们自己的网页也是如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自夸其研发支出排名“所有大学的第11位”(www.pennstatehershey.org/web/medicine/research)。

   两位作者认为，当各大学公开吹嘘其“在联邦研究支出排名第X位”时，同航空公司宣称“其较其他航空公司用了更多的汽油！”类似，或者“|我们每年运输旅客的开销更多!”考虑到表面和潜在的因果关系，如果其他预算部门也是同样的作为：“陆军2015年的开销超过海军和国民警卫队总和!” 这些声明并不代表公众认可经费就是其标准。尽管获得研究经费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公众更为关心的是大学利用这些巨大的投资所推动科学进步的程度。

经费并不显然同生产力相关。2010年，美国国立普通医学科学研究所(NIGMS)主任Jeremy Berg将其机构影响因子和论文数同经费作图(2006年)。尽管Berg认为生产力在75万美元达到峰值，生产率在超过25万美元后的所有层面上都是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Z字形模式，显然是存在某种阈值。经费超过这个数，生产力更明显保持稳定，而不是一个明显增长模式。这一分析表明更多的经费增长并不等同于更多或更好的论文发表。科研应变得更有效率，这一点在如何组织项目中是必需的，“经费越小，研究组的效率越高，将提升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净影响力,有利于单位美元的科研产出”。科研成本受许多质量无关的因素影响，包括科研类型、实验室的地点以及人员的背景。间接成本随机构和城市而变化，考虑到助理教授和教授的薪水也不同，同一项目由不同资历的PI承担也相差很大。

    文章认为，支出还不能说明如何高效地完成科研。例如，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 一项最新研究揭示，超过三分之一NHLBI资助的临床试验在试验结束2.5年内仍未能发表结果。当然，引用和影响因子作为质量指标有其自身的局限。例如，研究人员常在争议时引用论文或描述方法时引用，结果造成大多数高被引论文倾向于方法描述或软件创新。不用的学科的引用习惯也不一样，因而引用指数和影响因子不能单独使用，应该同其他指标结合起来使用。

作者建议，不是仅仅考虑一个机构获得和支出了多少科研经费，管理者和研究人员应承诺尽可能高效地从事科研，通过创新设计、共享资源以及鼓励合作来发展规模经济。“如果我们非要竞争和排名，就基于我们科学的真实数量，以及基于我们科研工作中的效率”。应开发指标体系来测量生产力和效率，并且抓住机遇提升能全国范围资助的研究数量。并且有必要改变研究人员的“终点线”。

作者认为替代“我们经费在全国排名第X名”的宣传词应该是:去年，某大学医学院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了6000篇生物医学论文，并且在过去10年内，我们的工作被其他研究人员引用超过50万次。 我们联邦支持的试验超过90%在结束24个月内会发表论文。例如，我们的工作直接帮助了解蛋白质功能，识别某种淋巴瘤的新治疗方法，并澄清DNA和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 

   广大公众感兴趣的是，一个机构提出并回答了多少问题，以及多快回答这些问题，以及这些答案对科学的贡献。测定总经费支出更容易完成,而科研生产力的测度则更为复杂。机构规模和项目申请成功都不能代表科研质量的测度。更重要的，关注总经费支出会产生同公共利益对立的负面刺激。尽管获得经费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基本需要，但这不是终点。合适的终点是及时发表有贡献的论文。作者最后指出：如果我们非要竞争和排名，就让它基于我们科学的真实数量以及我们开展科研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Daniel Shapiro, 9496–9497doi: 10.1073/pnas.15090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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