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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文学的责任》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说当下的作家“个性化”严重,没有担当起教化的社会责任,致使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一观点,我大体是赞成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作家们想得更多的是“名利”二字,至于“责任”实在不给力。
在当今经济大潮之下,类似文学这样实质与其无关的科目,被社会主流逐渐边缘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于是乎,文学市场化和文化产业化成了“救命稻草”,也成了一些人发迹的“助推器”。被金钱包装起来的“美”,如同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尽管知道没什么营养。
最典型的是中国电影,大投资大制作出来的“大片”,从来都是叫座不叫好,因为里子坏了,面子再怎么着,也是白搭。譬如姜文的《让子弹飞》,朦胧着有些意味,票房还创造了新绩,仍然不如他的《太阳照常升起》。不过,即使如此,也没有几个老百姓能真正看懂(其实,创作者本身的创作亦非“自觉行为”)。这就存在着“电影拍给谁看”的问题。好莱坞的电影对象很明确,拍给全球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以外的观众看。如果说到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好莱坞功不可没。
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意识到,无论是看好莱坞还是时下中国大片,味觉上大抵都是如同嚼蜡,更别说有什么回味了。这些东西并没被“边缘化”,它们是当下文学艺术的“主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精神环境”。当然了,它们也是有担当的,只是不是社会的,而是市场的。
再想一想,那些被批评的作家其实挺冤的,因为他们不想被时代“边缘化”,所以才铤而走险迈向市场,反而让社会道义不断诟病。茫茫人海之中,总有一些人脱颖而出,成名成家,名利双收。是商人,人们赞许;是明星,人们羡慕;唯有文人,人们批判,这是什么逻辑呢?千百年来,文人总是为他人捉刀,以彰显××人的英明盖世,这又是谁的悲哀呢?
刀和笔均可为利器,行凶为恶,为民则善,关键还在拿捏它们的人。如何才能拿捏好?良知和责任是前提。这就又回归到了之前的话题:社会担当。
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是一个综合推进的过程。社会责任落实下来,不是哪一个人或者那一族人能够单方面给力的。然而,没有标杆的作用,整个人群是没有方向感的,很容易集体迷失或失落。特别是那些公众人物,言论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如果不负责任地妄说妄为,自然会扰乱视听及舆论环境,给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紊乱。当然,反之则又不同了。如摩根在美国身处经济危机时,自觉充当起“央行”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危机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不过,应该说明的是,造成危机的主因除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外,一些金融寡头和公司财团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人类大多时候,喜欢用自己的左手扳右手,至于到底哪只手能扳倒另一只手,我们似乎是不会去仔细考虑的——事实上,我们经常是被自己“固有的思维”给边缘化了,而且还浑然不觉。说到社会中,也只是被排除在主旨利益分配范围之外,仅此而已。
2011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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