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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博友在跟帖中问及,身边的大师对我有何影响。这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写一篇长文,无奈近日事务繁忙,没空细写,检出六年前的一篇访谈录,重发于此。
2005年,在母校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有两位年青校友与我有一次访谈,主题是复旦求学经历对我的人生的影响。访谈录后来刊登在《复旦改变人生》三卷集的“笃志篇”(另外两集为“卿云歌”和“近思录”)。2005年9月25日《新民晚报》B26版的“百年复旦,留给我们什么”专辑中,摘编了这份访谈录里的部分内容。这些文字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许有助于年青人了解我们这一代人,了解高校里的大师对年青人成长的重要性。
我是1957年考进复旦数学系的。我毕业于舟山中学,浙江省的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那时我们同学都以考取复旦、交大为荣,当时考北大、清华的少,考复旦、交大的多,可能是由于地域关系吧。
其实,当时如果让我自由填报志愿的话,我会报考复旦新闻系或者中文系,但在那时,考文科一般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第一志愿选了复旦数学系。我当时什么科目都喜欢,英语竞赛我是第一,数学竞赛也是第一,让我修哪门都行。接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并不激动,因为高考结束我就知道我肯定能考上。进了魂系梦牵的复旦园以后,我觉得这是个念书的好地方,读书人的天堂。校园葱葱郁郁、静谧安宁,没有外面世界的那种浮华、喧嚷,到现在还是这样,尽管社会在转型,商业气息很浓,但进入复旦园,就有一种深深的学术氛围吸引着你,让你不由得不静下心来念书。
复旦数学系,从来都是“老子天下第二”,一向认为国内除了北大数学系之外就是复旦数学系了。数学系的学风之好是有名的,那时你到校园里去看好了,穿得最破旧的,走路最快速的,架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一定是数学系的学生,你站在路边放眼一看,就可以指认出来,出错率很低。
当时一年级不分专业,到一年级下的时候,来了一位大科学家钱学森,他在全国到处游说展开力学教学,于是,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二十几个力学专业。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因素:一是1957年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空间竞争空前激烈,我国也急需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而力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二是随着几位顶尖的力学家回国,带动了国内的力学事业;1956年建成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迫切需要大批力学人才。复旦数学系办力学专业时要选一批比较能吃苦的学生,因为选择学力学,还要参与新专业的创建,比学数学辛苦一点,最后选了30个人,我成了数学系力学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第一阶段筹建实验室,当时一穷二白,年轻人白手起家,干得很有劲。
刚进学校时,我最崇拜的是陈望道先生,他是《共产党宣言》的首位译者,德高望重。那时陈先生是复旦校长,每次开学典礼他都要讲话,教导学生们要好好做学问。他满怀深情地讲起校名的来历,拖着悠长的声调朗诵:“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期待我们每个学子在复旦大放光华。他讲的其它话语已记不清了,但记住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要好好读书,要勤学好问,这样的教导,一辈子都管用。
然而,过了两年,认识并近距离接触了谷超豪先生后,就开始最敬佩谷超豪先生了,他当时已是闻名中外的著名青年学者了。他不仅知识渊博、聪明过人,有非常优秀的学术思想、思维习惯,而且还是一位谦谦君子。他虽说是一个大学问家,但从来不以一个大学问家的权势来压人,始终非常谦虚。钱伟长先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学问就是这样,应该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那你就是很有学问;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懂,你大概是没有学问的。”谷超豪先生就是前一种人,他始终在学习,始终在追求,总是谦虚谨慎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记得1958年、1959年之交,谷超豪先生从前苏联学成回来。他在前苏联两年,写了两篇大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我在前苏联待过半年,发现前苏联的博士学位与美国的博士学位不可同日而语,非常非常难获得,谷超豪先生一下子拿到两个,实在难能可贵,难怪当时的系总支书记葛林槐同志对他赞赏有加。而且作为数学系力学专业的创建人之一,他对专业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比如说,力学系流体力学博士点就是谷超豪先生挂帅去申请到的。我听过谷先生3门课:微分几何、空气动力学和跨音速流动,他还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他绝对是一个大学问家,上他的课我经常是坐在第一排,非常仔细地听。听谷先生上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思维清晰、脉络清楚,深奥的数学推理,经他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明晰似镜。记得他给我们上空气动力学课,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上这类课,采用普林斯顿的十二卷气动力学丛书中的第六卷为主要参考书。谷先生先是高屋建瓴地讲述课程的内容和意义,接着从建模讲到方程求解,从解的物理意义讲到适用范围,让人获益匪浅,至今我仍能记得当时的授课内容。由此我想到,从听课也能区分出大师与非大师。还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就是给我们上大学第一门课(数学分析)的老师胡家赣教授。他有点口吃,照理说口吃不适合当老师,但他当数学教授居然当得稳稳当当。他经常讲叠词来克服缺陷,讲课非常清楚。
我记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讲过:“一个大学的好坏不在于大楼,而是要有大师(大意)。”一个学校有若干个大师,足矣。而当时复旦数学系,真是人才济济,年长的有苏步青、陈建功先生,年轻的有谷超豪、夏道行先生,更年轻的有已经崭露头角的李大潜、严绍宗老师。谷先生的课是细水长流,娓娓道来;而夏先生的课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另有一种风格。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讲课的内容胸有成竹,从来不看讲稿,再复杂的公式都能当场演绎下来,有时候可以写满4块黑板,这才是大师的作为。
这些大师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直至今日,我还把学术大师们奉为楷模,以他们为镜子,不断鞭策我前进。这也是我在复旦悟出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
大学时代是人的性格成型、治学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进了复旦以后,我知道了怎样进行科学研究,怎样进行科学思维,怎样实现文理结合,全面发展。
我喜欢写文章,中学里我是学校的校报主编。进复旦后,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直到毕业,我一直当校刊通讯组组长,也就是校报记者组组长。所以我特别喜欢和新闻系的人交朋友,可以了解新闻该怎么写,到现在还觉得当时学到的知识很有用,尤其是对现在写项目申请书特别有用。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文学,数学是锻炼抽象思维的,而文学让我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锻炼形象思维,两者相互调节、相互促进。
我们那个年代的潮流就是“大跃进”,大家努力干、拼命干。“大跃进”以后马上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大学里真正学到知识的,是在后三年,后三年要比前两年安稳。大学里的举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讨论班。从三年级下学期我们就有讨论班,这绝对是复旦的好传统,复旦的讨论班教会了我怎么做学问。我第一次拿起粉笔,描绘我自己看过什么文献,文献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我对文献的看法是什么,下面还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些情景历历在目,这样做的收益比自己闷头读书大多了。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去讲,讨论班上“没大没小”,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学生,可以指着鼻子对着吵,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下来以后还是好朋友,这就是绝对地发扬民主。在复旦除了听名师讲课,最重要的就是两年半的讨论班,在几十次讨论班中得到的教益,一辈子受用不尽。
人的一生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大跃进”时研究生停止招生,而我快毕业的时侯,却突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刚刚回国不久的郭永怀先生,1962年在国内公开招研究生。我们班有8个人报名,最后推荐了3个,分别是现在复旦力学系的张文教授,在中科院力学所的李家春院士,还有我,后来没想到我们3个都被录取了,原来他只准备录取1个,后来看到我们3个人成绩差不多,就都录取了。那复旦就急了:我们的3个好学生你都要录取,我们留谁呀?到了最后,就把张文留了下来,我和李家春去读了郭永怀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时间比较紧,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去应考的。郭永怀先生指定了一本非常难的参考书——《连续介质力学》,是理论物理学家朗道和栗弗席兹写的。我用二十天把这本书啃了一遍,就上考场了,想不到也就成功了。我非常感谢数学系力学专业的老师的教诲,特别是谷超豪先生的授课,因为数学和流体力学试卷中各有一道题目是他亲自教过的,使我分别多拿了20分和30分。
从1962年到1984年这22年间我始终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大院,其中经历了“文革”。
“文革”时一天到晚都是乱哄哄的,但我却是静静地看书,就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把大学里学过的数学、英语、俄语都复习了一遍,然后又学了德语、日语,翻译了三本书。当然主要是复习数学,因为不管将来做什么,数学总归是有用的。“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好奇,就东看大字报、西看大字报,看看谁挨批斗,后来觉得腻了就不去了,不管外面在做什么,我自己只管看书。我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到现在要是还能有所成就,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年代没有放弃读书的人。
在我做学问的道路上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人有五位,他们都是院士;大学本科时期,是谷超豪院士;研究生阶段,是郭永怀院士,是他进一步带领我走进科学的殿堂,而且,他的高风亮节,对我的自身修养影响极大;“文革”期间,我曾经做谈镐生院士的“地下研究生”,当时他带了七八个学生(研实员、助研),我们都跟着他做功课,他教我们怎么做科研,因为尽管当时研究生毕业了,但具体怎么更好地做科研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就跟着他学本事;然后从1977年开始,钱伟长院士对我影响比较大,近20年来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他的治学理念成了我的宝贵财富;第五位是郑哲敏院士,他是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学生,我在力学研究所工作的后期,他当所长,他努力贯彻钱学森的科学技术思想大大影响了我。因为我比较注重学问,崇拜的也是有学问的人。记得上海作家赵长天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过来,总有几个对你影响比较深、一辈子都难忘的人。”上述五位院士使我终生难忘。
我一生中成功的选择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决定投考复旦数学系;第二个是报考中科院力学所的研究生;第三个是选择来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听从钱伟长先生的召唤,帮助钱伟长先生把这个所从无到有建了起来;第四个比较重要的选择就是在郑哲敏先生指点下,决定不再搞纯力学,转搞交通流,将力学应用于交通。这四次选择,我觉得对我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至于第四次选择,结果还不知道,还在做,但是至少目前交通界已逐渐认可了我和我的课题组的工作。
现在的复旦与以前相比,很明显的,就是缺少年轻大师,也就是说新的大师级的人物很少。目前这个时代,不是孕育大师人物最好的时代,环境不好,不能让人沉下心来做学问。然而,在外边熙熙攘攘、争名夺利的时候,一个人能够静下心来,安心自学,才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现在复旦有一群40多岁的教授,假如没有年龄比他大15岁到20岁的大师来“传、帮、带”他们,假如他们自己不努力、只追求一些浮名或眼前利益,绝不可能成为大师级的学者。目前教育的真正危机是大师缺失,而现在活跃着的不少40岁到45岁的教授距离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还远呢!像谷先生上课,从来没有教我们怎样一笔一笔推公式,不需要这么讲,而是教我们一个总的思路。他上去讲课,就能显示出一个大师级人物的风采,我们仰慕他、学习他、追随他,精神上追随他。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排斥掉,不去传承这些优秀学术传统,就会成为高等教育的悲哀。我希望复旦不要这样。
校训里面讲,我们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要探索大千世界的奥秘。复旦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复旦的人文环境不可多得,我到过很多地方参观、学习,觉得复旦的人文环境绝对是一流的。所以复旦要发展,就要抓好学术,搞好她的人文环境。从马相伯先生的时代开始,就有好的学术传统,要好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复旦的希望!复旦跟北大差不多,她有一种自由民主的学术传统,学子们可以在校内“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爱因斯坦讲过,做科学研究的人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喜好,就是爱好做学问;另一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手段;还有最后一种就是立志于献身科学,全身心地投入科学事业。我在复旦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为学术献身。希望在复旦出现更多的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才。
从复旦毕业已经40多年了,我一直在关注着复旦的发展和进步。我欣喜地注意到,这些年来,复旦有长足的进步。新一代的大师级的人物已经在不断出现。我经常注意复旦的两院院士增加的情况,发现复旦的院士的增加数,总在上海市的高校中名列前茅,同时,复旦的科研成果不断为人们所称道。我在遐想,如果中国要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出在哪里?很可能是在复旦或复旦人之中吧!
值此复旦百年校庆,这里献上一个校友的深深祝福,祝愿复旦早日成为世界一流的学府!
(采访整理者:彭程、焦古月)
(录自《复旦改变人生(笃志篇)》,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55-164;录入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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