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6日，Google母公司Alphabet加入了市值万亿美元俱乐部，该俱乐部其它成员还包括微软、苹果和亚马逊[1]。微软和苹果公司是于1970年代中期相继成立，而亚马逊和Google公司则于1990年代中后期接踵而来。财富的增长本身自然可以成为热门话题，财富增长的源头与土壤却是不易触碰。信息技术革命被认为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变革，而是一场与工业革命相当的社会技术革命[2]。我们看见硅谷取代了底特律，靛蓝牛仔裤取代了法兰绒西装。我们认识到创新驱动了发展，科技引领了进步。我们试图理解机制体制的作用，价值与文化的变迁。当我们需要为未来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应该从过去半个世纪左右的信息技术发展脉络中找一些线索，通过learning获取经验与教训，以及通过unlearning去除固化思维。

2012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旗下计算机与通讯委员会（Computer Scienc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oard，简称CSTB）在其报告《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3]中提供的“胎印（Tire Tracks）”图展现了美国信息科技领域在跨越近半个世纪（1965-2010年）期间的发展脉络（见下图，根据原图稍做翻译整理），简述了从房间大小的穿孔卡片计算机到如今无处不在的移动设备、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流的演变过程。该图展现了美国信息科技领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及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全景，在美国国会、政府以及整个研究和创新政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以胎印的形式展现发展脉络不是CSTB的首创，防御分析研究所（IDA）于1990年就通过这种形式评估DARPA项目的技术成就[4]。CSTB首次推出“胎印图”是在1995年[5]，其后更新过几次[6] [7]，2012年版是最近一次的更新。通过该图可以看到，在信息技术领域通过大学和企业的交互融合，从基础研究到百亿以上产品市场的成长路径。如果2020年有更新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该成长路径向万亿美元市场的延伸。“胎印图”的起始时间选为1965年正是Project Hindsight开展之时，或许不是一种巧合。

CSTB将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分为8大领域，置于“胎印图”的底部。通过大学研究、企业研发、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与发展，最终形成8大信息技术市场。“胎印图”的顶部则是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公司和产品，其中就包括微软、苹果、亚马逊和Google公司及其产品。从图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高校间合作，校企间合作，跨领域的交叉，以及研发与市场的交互叠代。在这个演变过程当中，政府、企业、高校，以及作为个体的科研、管理人员和创业者都有其各自的作用。

“胎印图”没有反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效率或投资回报，以及对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贡献。例如，2010财年，联邦政府为网络和信息技术研发提供的资金不到美国GDP的0.03%。2008年至2013年间，信息和通信技术为美国GDP带来的价值增长了近10%，这一领域在2013年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7% [8]。2018年，互联网行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10.1%，对就业（非农就业）的贡献率为4.0% [9]。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由国家、企业、高校实验室构成的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实验室体系，成为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

显然，这不是一个自发过程，美国联邦政府有组织地推进科研计划，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国防部的DARPA和ONR，NSF、NASA、DOE、NIH等。以DARPA在1962-1990年部分信息处理相关项目（见下图[10]）为例，可见其强化科技战略导向，以大科学计划为牵引，着重协调和培养政府、企业、大学联合体的合作[11]。而据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主任达 26 年之久的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Dertouzos）教授估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里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主要创新可归于DARPA 的贡献[12]。此图与“胎印图”结合，更能反映有组织的科研对信息科技领域发展的作用。

创新体系的学习不同于产品的逆向工程，无法根据表面的信息进行复制，而是要对创新要素进行识别。2015年，智库兰德欧洲（RAND Europe）向英国国防部提供了一份关于创新模式的报告[13]，旨在帮助英国国防部了解创新模式以及如何利用和吸收外部创新资源。该报告研究了不同的创新模式，并建立了一个创新系统框架，提供了8个创新要素（见下图）。

通过挖掘“胎印图”背后的创新要素，需要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 创新的源头来自哪里?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形成? 大科研计划应该如何产生与实施? 科研价值体系如何建立以及如何评估? 如何管理失败而不是仅仅宽容或允许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