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意外，美国国会近期将会就《无尽的疆域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的细节展开讨论。该法案由美国民主党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共和党议员托德·杨（Todd Young）等两党议员于2020年5月21日提交，提出在重新命名的国家科学与技术基金会中新设立技术局（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建立区域性技术中心，要求就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和创新以及其他目的制定战略报告。虽然类似的提案后续还有一些，如民主党议员罗·康纳（Ro Khanna）提出，在不涉及大幅重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基础上，设立联邦技术研究院（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资助成立几十个研发枢纽（hubs）；众议院科学委员会提出《NSF未来法案（NSF for the Future Act）》，并针对社会挑战问题设立科学与工程解决方案局（Directorat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lutions）；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在2021年3月发布的最终报告中建议，成立国家技术基金会（National Technology Foundation），作为对NSF和DARPA等机构的补充。但是，从投资范围和规模来看，《无尽的疆域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的影响更大，并于2021年3月14日，得到7位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和7位前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席联名对该提案的支持。本质上，该提案旨在针对中国的科技挑战。因此，2020年6月《科学》杂志的一篇讨论文章认为基于立法者所愿，该提案应名为《领先于中国法案（Stay Ahead of China Act）》更为合适。但是，该法案之名应是源于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科学：无尽的疆域（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75周年纪念。

在美国科技政策界，有人将布什及其报告的故事尊奉到摩西从西奈山Mount Sinai运送石碑的地位。当需要对科技机制改革的时候，就会将之抬出来，同时也会进行反思和批判。Frontier一词在美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有其特定的意义，由美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19世纪末，西进运动的结束之际，发表的一篇题为《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演讲所赋予，“the traits of the frontier”塑造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意识。其后，Frontier成为美国政治和文化流行词汇，隐喻一种拓殖精神。因此，在二战临近结束之时，罗斯福总统给布什的信中提出了“New frontiers of the mind”。又如，1960年肯尼迪总统以“New Frontier”为其施政纲领。

组织和准备《科学：无尽的疆域（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的时期是布什的政策影响力的巅峰，当该报告完成之时，已是杜鲁门接任总统，也是布什被边缘化的开始。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才成立，第一年拨款为22.5万美元，大致相当于当前的240万美元。布什于1955年退休。即使在1957年“斯普特尼克”事件后，美国安全与科技战略大调整期间，布什也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尽管很多人希望看到布什写本自传，但是他一直以自传容易被误读为由而拒绝。在其为数不多的著作中，有些是以文集的方式出现，如1946年《Endless Horizons》和1967年《Science Is Not Enough》。但是，1970年，年届八旬的他与合作者出版了一本回忆录--《Pieces of Action》。这本回忆录的前言只有三小段，半页纸长，却渗出了他五味杂陈的心情。第二段开始提出“鸟类因唱歌的喜悦而歌唱吗？”的问题，他认为鸟类唱歌远较其获取认可或圈划领地之需求更为复杂。然后特别提到一种猫声鸟（catbird），而catbird seat往往用来比喻显要职位。他写回忆录的目的之一应该是澄清一些事情。例如他认为重科学而轻工程误导了年轻人，并以登月工程为例。新闻界称赞这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认为这是一项技术高超的工程工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讨论了基础研究与工程的关系，认为“在工程师和科学家之间的所有联系中，工程与其说是科学的产物，不如说是伙伴….虽然大家都知道工程关注科学转化为技术，但大家不知道工程也做相反的事情，把技术转变为新科学和数学。”所以，创新的线性模型应该非布什所提。实际上，在《科学：无尽的疆域》报告中innovation这个词就没有出现过。

二战的经历使布什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特别是英美代号为Tizard Mission 的科技共享协议，直接将美国国防科技研发的组织与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但是报告中一些关于基础科学的论述也存在许多模糊之处，甚至选用“basic science”一词而非“fundamental research”也是权衡之下的结果，以图学届和政届可以“一个概念，各自表述”。在纪念《科学：无尽的疆域》报告发布50年纪念之际，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哲学学会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1957年至1964年任职于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将报告归结为八项建议和五项原则，其中第四项建议为，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资本（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s scientific capital）。布鲁克斯教授认为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是基础研究产生的具体想法是技术创新的灵感和源泉，另一个是基础研究的累积产出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为创新的目的挖掘这种资源。他的观点是，布什对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远远多于对事件的直接联系。布什自己肯定，从统计上讲，重要和非常有用的发现将源自于基础科学任务中的一小部分，但任何一项具体研究的结果是无法准确地预测。实际上，随着科学专业领域的不断细分和各自的概念体系，这一小部分会变得越来越小，并阻碍了细分领域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布什在1953年有过一篇题为《We are in danger of building a Tower of Babel》的讲稿，以圣经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比喻这种现象，并说“如果我发明了一种新的炸药并从中获得了一笔财富，我会倾向于为科学的整合者和解释者设立一个诺贝尔奖。” 然而，这种趋势给支持基础科学的政策制定带来挑战，特别是面临“对于所有科学，教授视之皆真，政客视之皆难以理解，军方视之皆费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院院长、公共政策教授唐·普赖斯（Don K. Price），Escape to the endless frontier，Science , May 7, 1965, Vol. 148, No. 3671, pp. 743-749）状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