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这个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最佳指标的符号，几十年来在中国被赋予了众多的含义：它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把大批的官员推向了更高的位置，但也正是这个GDP，让中国当下的环境和生态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前几天看到了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政绩考核：要告别的，是GDP崇拜”，虽然该评论的主要观点是目前还是需要看GDP的，从经济现实看，要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一定的“底线”。只是提出不唯GDP，而不是不要GDP。不过从该文中倒是重温了一下相关的概念。        

        国际上曾有两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则采用国民账户体系（SNA），前者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后者的核心指标是GDP。受苏联影响，我国曾长期使用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与GDP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只计算所有产出的总值，不反映新增价值，只计算一二产业产值，不反映第三产业状况，缺陷是很明显的。

         GDP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34年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财富的价值总量。 GDP指标虽然存在自身缺陷，但在统计经济总量方面简洁明了，更容易进行历史和横向比较。目前，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普遍采用GDP指标，它仍然是衡量生产力发展、财富增加的国际通用指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学者和机构先后提出了净经济福利、国内生产净值、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绿色GDP等衡量发展状况的新指标。绿色GDP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最先提出，它是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绿色GDP这一指标我国早已引入，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还就绿色GDP核算工作进行过10个省市的试点，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四万亿政策冲击下，这一项目的研究工作随之搁浅。而环保部一官员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绿色GDP的研究受到了来自某些地方政府的阻力。

       据北京方面统计，治理PM2.5的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加上其他费用，估计需要1万亿元。2013年，北京就有5年投入1万亿元治污的计划。而按照北京当下的GDP增速看，未来5年的GDP总量，大约正好为1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治污消耗高达到GDP的10%以上。北京的治污投入，固然反映了其积极态度，更体现出污染程度的严重。若将治污当做成本而非产出，则根据新的计算方法，北京GDP将大幅缩水。

    FT中文网上的一篇文章“GDP统计应考虑治污成本”指出：推行“绿色GDP”才有可能改变地方的发展模式。举例来说，在雾霾重重的中国北方，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却保有少见的良好的空气质量。以现行统计方式，张家口的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但如果推行“绿色GDP”模式，其他地区的资源消耗被扣除，GDP总量将下降，即张家口的GDP将相对上升。这种将治污成本计入GDP统计的方式，对于那些不顾环境、片面追求发展的地方，将成为一种惩罚机制。其短期投机制造的GDP将会缩水，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造城运动”也能得到部分遏制。改变GDP的统计方法，实为大势所趋，而且这种改变应以一种常规惩罚机制确定下来，对于环保努力的地区，则会形成一种激励。

       由于长期以来“唯GDP”论的思维惯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动能一直强劲不衰。近期公布的“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显示，过去几年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而节能环保的约束性指标却有四个未达标。环保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依然无法协调。在中国追求GDP高增长的背后，是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项目的竞相上马，以及生态、污染和资源成本带来的环境代价。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层的极大重视，绿色GDP是否能成为考核指标？当各级官员的考核不再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依据时，转变就会变得水到渠成。只有将经济发展与绿色GDP相挂钩，经济增长数据才不会以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为代价，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够持续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