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不具有权力的非排他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产权形式，科技成果与其他私有物不同，不具有权力的非排他性，不是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恰恰相反，只有尽量广泛的传播，知识产权才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其作用。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计划经济使更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其一是因为其反对个别企业的技术垄断，有助于技术进步的低成本扩散，如北大徐光宪教授和中国的稀土产业。第二，过于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有性，不利于科研合作，如果不搞大兵团协作，而是单打独斗，袁隆平院士和李振声院士也不会在杂交水稻和小麦育种上取得辉煌的成功。如果科技创新完全是个人或企业行为，那么作为一种私有物，其产权受到保护无可厚非，就如研究镭的提炼方法，几乎完全是居里夫妇个人行为的成果，放弃了专利权，正凸显他们品德的高尚。但是，现代科技工作者更多的是“公共”，而不是私人知识分子，他们是拿着政府的工资，依靠政府基金资助从事科学活动。那么他们的成果理应是全社会共有的财富，而不应该作为一己之私。

由于涉及到商业秘密，专利申请无法通过同行评议，而专利局人手有限，难以对专利成果本身的质量进行全面审查，因此专利一般只能“文责自负”，专利局只是负责审核其原创性。很多专利都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不能变现的专利,不能再市场上实现交易的专利就是无用的专利。还有一些害人的专利，特别是一些医疗保健品，打着专利的幌子，利用社会上对知识产权的崇拜，欺骗消费者，其实都是些没有什么效果、骗钱的东西，治不好病，当然也治不死病人。虽然不至于是谋财害命，但很可能延误患者病情。很多时候过度保护，已经使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成为了资本和个人牟利的工具，而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初衷。

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于节约人类劳动

知识产权存在的价值是避免重复劳动，或者说搭便车，但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形成行业垄断，或者要求高昂的转让费，必然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并阻碍技术进步。专利、论文或者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数据库最基本的功能是检索（实际上网络搜索引擎已经超过了一切数据库检索）。通过检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前人已经做出来的科学成果，而不需要自己重头再搞一遍，从而节约了大量的人类劳动，用于更重要的探索性活动，也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时间投入。如海尔在提出双动力洗衣机方案时候，需要一种电动机同时提供两个相反的力偶矩，当时海尔自己并不能生产这样的电动机。通过专利检索，海尔发现韩国某家公司有过这方面的专利，从而解决了双动力洗衣机研发的难题。而且,海尔的需求也使这项略显另类的韩国发明有了用武之地。

我们为什么喜欢搭便车，是因为便宜。因为任何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其实都是坐在巨人肩头，并不需要我们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如果打车费用已经超过了自己造一辆车，那么还不如自己去造车。一方面不让别人搭车，另一方面又不让造车，这就是霸权。美国的技术优势很多时候建立在市场垄断和知识产权壁垒基础上的。国内民用芯片产业发展不起来，一是华为、中兴这些大厂不采购。二是在民品市场高通、德州仪器这些大厂，设置了非常多的知识产权陷井。实际上，高通们也不生产芯片，只是一个画电路图的。相似的电路图高通们画得，其他设计商去画很容易遭遇侵权官司。为了避免麻烦，下游厂商不仅自己不搞设计，而且倾向于从高通们采购。

这相当于一位建筑师画了一栋楼房的图纸，就不容许其他建筑师画类似的图纸，这在建筑业简直匪夷所思。实际上很多建筑物的图纸都是很相似的，芯片的线路图也一样，因为不论是建筑设计，还是电路设计，不同的工程师所采取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实际上是一样的。电路设计理论也不是高通们的私有物，而是全世界共同的财产。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一，10进制阿拉伯数字，也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印度人可从来没收过数字税。或许有些人认为知识产权就是波音飞机有两个翅膀，其他国家的飞机就只能有三个翅膀，福特汽车有四个车轮，其他国家的车就不能有偶数的车轮。当然不论是歼10还是歼20，都不仅只有两个翅膀，而是采用了+鸭翼和边条翼的设计。国产车中三轮和五轮也都很多。

近20年来，一直有国人对进口芯片的冲击，“龙芯”一直难以民用化耿耿于怀。但是由于不能从美国进口，在超算、军品和通信导航卫星等领域，龙芯的价格已经远远低于同等功能的美国芯片。实际上国产芯片其实很多，百家争鸣。包括用于国防科大银河/天河超算的飞腾芯片，以及有军方北京的神威超算和申威芯片。包括DSP、FPGA（特别是军品级）等等也都有多家公司、研究所在搞。比如DSP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搞的华睿、魂芯系列。在被赛灵思等巨头高度垄断的FPGA领域，国内也有紫光国芯、复旦微电子、京微齐力（京微雅格）、西安智多晶、上海安路科技、广州高云半导体、成都华微电子，以及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北京、西安微电子所百舸争流。当然，这种百舸争流的竞争实际上可能分散了有限的资金与技术投入，不利于尽快培养行业竞争力。

虽然包括宇航级芯片的军品可能只有民品市场的百分之一，但是军品领域积累了我国微电子产业的基本力量，4G通信对于中国电子工业已经没有太大的挑战，中国军品芯片和宇航级核心芯片不仅基本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宇航级芯片成批量进入和俄罗斯和欧航局市场。甚至美国军队的供应商也曾经采购过来自中国的三无半导体，从而酿出了丑闻。

通讯卫星、导航卫星都相当于在空中的基站，而且稳定性要求比民品高得多，只是军品和民品相比，太贵。从50-100nm到28nm还有一代摩尔周期，但是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工程师和资本储备去研制、生产10-20nm的核心芯片，只要有明确的下游市场，即使不是很快，不用多长时间也能做得出。

 创新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和社会发展需要

 创新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和社会需要。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6-19世纪的欧洲战争，很可能是欧洲两次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助产士。现代很多科技成果也都源于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军事需求。由于长期落后，中国的发展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仍然会以追赶型的“后发”战略为主，只要追赶没有结束，在需求与设计方面就不大会有原创性的重大突破，而是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的、低成本的将最新产品在民众中普及，提高最广大人民包括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山寨”的魅力。二十多年前，如果没有“东方巨龙大中华”，中国乃至世界的通信价格将会比现在高很多。华为、中兴的横空出世使得电信设备价格下降了一个数量级，按流量计算降低得更多。

山寨或者技术转移也需要技术含量，即使设计图纸可以反向测绘，但工艺与材料都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直接模仿的，都需要工业化的长期积累。否则，怎不见印度的“山寨”呢。

美国搞“两弹一星”也都是“山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结果，不仅技术是山寨的，连科学家都是偷或者抢来的。曼哈顿工程用了不少欧洲人和欧洲技术，美国的喷气推进和火箭控制技术其实都来自德国。韦纳.冯.布劳恩（1912年-1977年）实际上既是纳粹德国，也是美国的导弹技术之父；不论是冯.布劳恩，还是冯.卡门，都是一代流体力学宗师——德国人普朗特的学生，而苏联只在德国东部占领区搜罗了一些普朗特徒孙级的科学家。或者说，钱学森也相当于普朗特的徒孙，和苏军从德国东部收罗的那些人才大约是同一辈分。

技术转让是市场行为

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最主要的技术引进是30多年前买西方，特别是日本和欧洲的家电技术和生产线，以及2000年前后引进70万KW级发电机组和高铁技术，但是这和美国的关系真不大。

实际上，当时我们能买到的家电生产线也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今天美国的家电厂商基本消亡，欧系厂商如西门子、飞利浦等在苟延残喘，日系的如东芝、日立、松下、夏普也从模拟电路时代的王者跌下神坛，试看今日只消费电器市场是中国制造与韩国制造的天下。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制造更能满足消费者需要，价格更低。

国外企业向中国转让技术都是市场行为，如果说有“不公平”，这也是大客户的特权。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五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我们的无私的技术援助。三峡和金沙江水电站是2000年前后世界上最大一宗水电技术采购，实际上凡是没有从三峡获取订单的公司现在基本已经退出了大型电站设备生产。

三峡水电站电气设备国际招标中，法国阿尔斯通中标左岸8台（4-6号和10-14号机组）水轮机、瑞士ABB中标8台发电机，合计4.2亿美元，采用挪威克瓦纳（Kvaerner）能源公司的水力模型，与哈尔滨电机厂合作制造；VGS（德国Voith、西门子，加拿大GE）联合体中标另外6台（1-3号和7-9号）机组，总额3.2亿美元，采用该联合体开发的水力模型，与东方电机厂合作制造。14台机组总金额7.4亿美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三峡总公司聘请BV/EDF监造。中方分包份额为总价的31%，约2.3亿美元。左岸电站高压电气设备，德国西门子中标15台550kV主变压器，瑞士ABB中标39台间隔GIS高压开关及相关附属设备，合同总额总计2.056亿美元；保定天威、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高压开关厂、西安高压开关厂等企业分包和进行技术合作；与左岸机组配套的控制设备德国西门子中标14套励磁系统由，与东电合作；法国阿尔斯通中标14套调速系统，与哈电合作。梯级调度计算机监控系统由瑞士ABB提供，北京水电科学研究院分包，三峡总公司和南瑞公司参与联合开发。

三峡工程右岸电站12台70万千瓦机组，哈电、东电和阿尔斯通各中标4台机组，国产机组平均每台价格约3.75亿元，比外商价格低4450万元。三峡右岸地下电站6台70万机组，哈电、东电和天津阿尔斯通又各中标2。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26台77-80万千瓦水电机组进，总金额达110多亿元，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一宗水电机组采购活动，也是世界最大水轮发电设备；最终哈电、东电、天津阿尔斯通、上海福伊特西门子分别中标10台、9台、4台、3台。

通过三峡工程和金沙江水电开发，在国际化竞争中，我国企业不仅掌握了70万+kW水电机组的核心技术，完成了从分包商到主承包商的地位转换，在一些原先落后的关键技术领域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站上了世界水电设备制造业的制高点。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十年时间走完了国际巨头过去100年的道路，毕竟早在1980年代，我们已经自主掌握了30万kW级水电设备的全部技术，这是我们实现赶超的基础。如果外国企业不同意技术转让，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采购他们的产品。即使没有国际合作，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多的投入、经历足够的失败，相信哈电和东电也会从30万、到50万，一步步最终完全自主的研制出70万+kW级的水电设备。而三峡和后面的金沙江水电站几百亿的电站项目大单，是关系者大型电站装备企业在市场中生死存亡的大单。

高铁列车的技术采购也是如此，由于全球铁路机车市场整体低迷，绝大多数高铁设备采购都来自中国，客观上形成了铁道部大买主的市场垄断地位，从而使日、德、加三家供应商相互竞争，铁道部因此能货比三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技术引进，并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最终使中车集团依靠国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市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轨道交通设备生产商，市场占有率超过了日本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三家之和。

但是，如果没有世纪初中国高铁的大单，日、德、加的三家公司，即使拥有先进技术，很可能不会全部生存到现在。况且，铁道部认为如果你们不卖给我们技术，我们就自己搞。你们看，旁边就是中华之星，再搞个十年、八年，不说250，350的动车组也可以搞出来，那时候你们在市场上更是一无所有。对外开放中国必须要学会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本和市场优势，而不是被动的让海外资本从中国市场赚大钱。正如同虽然国足不行，但是恒大俱乐部还是要踢到亚洲第一，并隐然有豪门之气。 实际上，最近30几年来，中国不论引进的家电、电站还是高铁技术，主要是欧洲和日本技术，和美国公司真没有啥关系。西门子们如果后悔，只能怨他们低谷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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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团进军高档集装箱领域实际上也是利用了自身寡头垄断的市场优势。经过十几年的低成本扩张，中集已经在普通集装箱市场取得了霸主地位，但是进军冷藏箱、罐式集装箱、折叠箱等高档箱市场时候却遇到了许多专利壁垒，如果自己研发的话，不仅费钱费时间，而且在国际市场中还会遇到很多知识产权纠纷。当时在冷箱市场中主要有日式和德式两种技术，中集出于非常复杂和难以表述的商业原因，采用了当时非主流的德式“三明治”发泡钢箱技术，并改造了设备和升级了生产流程，一台德国产发泡机售价高达150万马克，中集最终降低到了40万人民币以下，同时，每台集装箱在生产线上的切换时间由20分钟减少到5分钟以内，效率提高3倍，成本大大降低。随着中集钢箱的成功，短短数年内铝箱和日韩生产厂都从冷箱市场消失了。当然，转让给中集技术的那家德国公司退场的更早，当已经意识到已经无法和中集竞争后，干脆转产了，并把专利打包卖给了中集。折叠箱的关键技术是一种名不见经传的铰链，铰链专利主要掌握在一家英国公司手里面，为了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就像铁道部研制中华之星一样，中集也花了很长时间自己开发了一种铰链；并且表示“或者你们卖给我技术，或者我就用自己的技术，虽然我的技术没有你的好，但是全生产链成本控制你肯定比不过我，所以最后市场上还是我的铰链”，最终那家英国公司把自己的大部分股份卖给了中集，成为了中集的子公司。

对外开放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把国内市场让给国际资本赚大钱，这是新中国区别于过去的买办的根本不同。很多人其实对在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饮料和日化行业美国两乐、法国达能、美国宝洁等占据了大半江山，以及杜蕾斯、冈本等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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