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这么一篇文章，完全出自一种冲动。在上个世纪末（1999年）的某地方中医药学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之事，一个中年学者写了一篇《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探讨中医学发展之论文，孰知竟引起一场风波。具体的细节，不便多说，总之，讨伐声不断，上纲定性者有之。笔者对该学者文中的观点并不全部赞同，该文确有见解偏颇甚或是失误，然而，这只是纯学术问题，自可通过学术研讨，加以澄清。至少，文之初衷，倡导中医学应该变，必须变（对此，本人完全赞同），每个业内人士应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应该是基调，这应被视为现时代中医师的必备素质，如果连这一点都要怀疑指责，那就太让人扼腕了。当然，变的基调下，可有不同变法，这是具体选择问题，应予允许。因为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 。现在的世界，日趋成为多极化的“村落”，文化的多元性、政体的多元性、社会企业结构的多元性并存。在这种氛围下，难道不允许一门学科发展途径的多种选择？退一步说，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二十年，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一切按原有条件进行，以两个“凡是”为指向，能有今天的蓬勃态势吗？社会发展如此，学科发展，特别是传统学科的发展，何尝不是这样？笔者并不危言耸听，中医药学半个世纪来举步维艰，难有大的作为，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有一股反对“变”的强大势力，就是因为对“变”预设了这样那样的前提和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到了唤醒整个中医学人士强烈忧患意识，立志图新，奋发变革的时候了，本文愿为此摇旗呐喊，充当马前卒。

自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恰恰是世界范围内新的知识社会（或曰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蕴育发展，世界科学、文化，包括现代医学发生质的巨变，乃至誉为飞跃都丝毫不为其过的时期。只要看看九十年代仅仅十年间现代医学急剧增加的新知识、新信息，就足以让我们中医学人士汗颜。它的总量，几乎超过了上个世纪（指二十世纪）过去的九十年。而这一剧增趋势还将呈加速度态势地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医界人士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世界已经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村落，有学者甚至预言，要不了多久，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政体也逐渐淡化，欧洲不就是典范吗？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的中医学，只有在与世界科学、世界文化，特别是世界医学的交流融汇中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得以发展。而这种交融，首当其冲的就是中西医学的对话，要求对话，重要的一条是双方（指中西医学）在相对意义上具有对等发展态势，就象是两个谈判或合作对手。否则，无从对话。而循今天之途，要不了多久，中医只能作为历史遗产中的一部分，供后生们瞻仰、温顾、检讨，或只能作为可有可无的保健补充手段（就象《变》文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种临床陪衬）。到了那个时候，国人除了徒发感叹，又一次哀伤一大文明成就的没落外，还能作些什么呢？

凡事预则立，现实是回避不了的。正是这些考虑，才促使笔者涂下这几笔的。

（二）

世界已进入知识社会之新时代了。这一时代，是人类继农业革命、文艺复兴、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的又一次大的飞跃，或曰突变。对此，明智者谁都不会置疑。她的变化将涉及到世界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政体、国家，到科学、技术、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角落。且这些变化都将是彻底的，亘古未有的。学者们如是说：“短短几十年里，社会重建自己—它的世界观、基本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文科学、主要的制度。50年过后（指从80年代算起）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时出生的人甚至无法想象他们的祖父母所生活的以及他们的父母所出生的世界”（《后资本主义社会》美· 彼得· 德鲁克），这并不言过其实。若从历史的角度，作一纵观，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15世纪前后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都经历过这样的剧烈变革。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不仅一大批新兴城市几乎一夜间成了欧洲的中心，而且，医学也打出了告别中世纪，告别希氏和盖伦的旗号，孜孜于实证性的，以解剖为主体的研究，以全新的面貌，从中世纪成为神学婢女的宗教医学中脱胎而出，为西方医学的近现代发展，奠定了实证性的基础。而在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诞生时期，在文艺复兴后近300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魏尔啸细胞病理学为标志，建构了现代西医之体系。两次社会大变革，诱发了西方医学的大跃迁，造就了近现代西医学之体系。而始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信息革命，以及以此为标志的知识社会的降生，同样正在触发西方现代医学的一次巨大的变革，新知识、新技能、新方法象潮水般地涌来，西方医学正在惊呼医学的总体，从观念，到方法、到知识、到技能、到服务方式，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其实，人类基因研究、生物医学工程进展等昭示了这一点。如在这一社会变革的重要时刻，中医业内人士还笃悠悠地鼓吹以“不变”（或曰某某前提、原则，框架不变）应对瞬息万变，“哪管风雨欲来，我自巍然不动” ，那他只能被历史发展的巨轮甩在身后，成为今后历史学家的笑料而已。

（三）

很显然，在变革的时代，在知识社会日趋临近之际（有学者认定：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二十年，将完成向知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医学若仍想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而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古董或书斋里的历史，或人们偶尔为之的保健配角，就必须直面现实，急流勇上，变革旧学科，开创新视野。这种变革不应有预设的框框，预设的前提，预设的基本体系；只应遵循科学精神，抱有积极进取态度，讲究科学原则，注重科学方法。既要注重发掘、宏扬传统医学中有价值的观念、知识、技能，并努力加以提升，又要勇于舍弃已陈旧了的或不合时宜的学科内容，在具体做法上应强调允许多元探索，多模式研讨，“摸着石头过河”。总之，以变革为动力，以变革为枢机。不断创新，不断探索，不断充实旧有内容，才是科学的本质特点。其中，尤以创新和探索未知世界更属重要，这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驱力所在，也是科学促进社会发展的源源不断动力表现。

坦率地说，作为一门科学，不应只是陶醉于历史上的成就，不厌其烦地证实她的“科学性”，因为，文化哲学认为，也许只有“神学”才忙于对已有认识不断论证不断证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醉心于证明中医之科学，其实是中医现代研究中的一种异化现象。

鉴于严峻的现实，在知识社会时代，中医学必须急速地扩大自身的科学内涵，这主要体现在迅速增加有价值的信息上，同时淘汰已过时的认识。这可以通过不断拓展新的学科领域（如关注病前、病后状态），不断探索新的健康难题（如纠治亚健康，提高生存质量），不断对已有学说给出新的更为贴切的阐述（如对传统理论中很多带有浓厚自然哲学韵味的内容进行现代阐述），不断深化对一些生命现象或机理的科学认识（如对心身相关的现象，对循经感传现象，对内脏机能间的协调关系等，加强机理研究），不断建立起新的符合知识社会需求的医疗和健康保障网络，不断形成新学科（如促成健康医学、体质医学等的诞生）来实现。总之，既需提升学科“内涵”，也需拓展学科“外延”。前者涉及对学科重要内容的深入研究，后者涉及学科新的生存领域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