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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观念是否合理?(一) 精选

已有 3877 次阅读 2008-1-2 11:15 |个人分类:医学与人文

这似乎是个结论明确,不必多议的问题。因为以往的哲学史、思想史和历史学家著作中对此大都批判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明确指出这是一些封建统治的卫道士精心炮制的,意在巩固封建皇朝统治。然而,就我们看来,有时有些历史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天人合一”作为一积淀于国人思想深入的观念。它的产生,自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对国人思想的影响,也有着利弊参半的复杂特点。

文化人类学家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原始民族,都曾不约而同地有过“天人相通”的观念。它显然是各地先民在走出混沌,理性初萌,面对无力与之抗衡的天(自然界)时,油然而生的巫术观念。并由此派生出天(神)主宰着人,人受命于天(天命),只能顺从于天的一系列超自然主义的观念。然而,其后有不少民族逐渐摈弃了这一观念,取而代这以天人有别、天人对立、人能胜天等的观念。但在中国,它却依旧一脉以承,不管是先秦的儒祖孔孟、道师老庄,还是汉代的董仲舒、王充,乃致近代的喜好传统人士,几无例外地都强调天人合一(德)(笔者在拙作:《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曾分析过,历史上似乎只有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倡导“天人有分”,这绝对是种特例)。以致西方学者一接触中国文化,就鲜明地感受到“中国人的思想不肯把人与大自然(天)分开。”(Cront)而李约瑟则认定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人们并且发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人)从史前继承下来的”。这些说法是公允的。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天人合一(德)观浸透于国人思想深处。笔者曾在《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探讨过造成这一事实的机制:认为它的萌发,与世界其他地域先民中的情况类似,是理性进步早期的共有倾向;尔后,由于中国具有大陆大河型的,适宜于农耕的人文地理条件,且四周有高山峻岭、浩瀚大海、戈壁荒漠及冰雪之地等与周边国家相隔绝,这些,催生了几近封闭的、绝对仰仗“天”(依赖自然界的风调雨顺)的农耕生产方式及相应的人文生态环境。正是这些决定着国计民生的根本因素,进一步强化、完善了天人合一观,使之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浸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述观念对中国的影响是彻头彻尾,自始自终(延及近代)的。由于天人合一,天道左右人道,因此,测知天意,顺应天道就是至关重要之大事。早期的巫师,其主要功能就是交通天地,与天地合“德”,然后向人们传达“神”的旨意。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为天的嫡亲,故有号令天下之能耐和使命。有时为了拉近自己与“天”的关系,又自诩为“真命天子”。百姓造反,打出的旗号是“顺应天道”,“潜天行道”。创造宗教,传播教义的教主又常自称为得了天传的“天师”。再更深一层分析,大到社稷安危,小到个人生死祸福,无不受制于“天”。中国的祭祀,就最原始意义言,就是求天的一种仪式;青铜器、鼎、酒及酒器等,也都是“交通天地”时的用品。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学问(或曰“学科”),是为了“通天”,知晓天意的“天学”(亦即今人所说的“天文学”、“星象学、”“占星术”等)。天文史专家如此评价“天学”,“其主要奥妙在于能使人先知先觉;......使古人得以顺乎天时而行其政。”(江晓原《天学真源》)很明显,所有这些的基础,都是天人合一观念;而这些的具体实施,又进一步传布并巩固着天人合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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