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李 致 重

最近，《科技日报》、《中国中医药报》分别就“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并对此发表了评论。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今天讨论中医的科学与否，首先要澄清“什么叫科学”。这里谈一些看法，以期共同讨论。

1、近代科学不代表科学的全部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本意为知识、学问。19世纪后半叶，西方近代科学涌入东方。中国的学者将英文的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科学。科，是分门别类的意思；格，是量度的意思，引申为分门别类；学，皆是知识或学问的意思。19世纪末年，科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随即在中国通行至今。

当代辞书对科学的解释大体一致，即“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这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者，是从知识范围上对科学的大体划分，不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这里的知识体系，指的是以概念、范畴的逻辑形式对学科内容的系统表述。各个不同的学科，皆有各自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概念范畴体系。另外，各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大体都可以划分为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中，理论科学是其本，应用技术是其用，经验部分是尚未融入其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内容。所以理论科学体系不仅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与特点，而且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严复先生当年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这一说法，既精当，又准确。

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习惯上也称西方近代科学。它产生于西方，传播于全世界，对近代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代科学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人所共知，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都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派生出来的知识体系。至于自然科学，古代有、现代有，西方有、东方也有，有综合性科学、也有分析性科学。所以在自然科学这一领域里，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独家领地。

2、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一词，英文为philosophia，源于希腊拉文的philosophy，本意为“爱智慧”。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学者参照中文里“知人则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意思，第一次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有趣的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者将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到20世纪之初，马相伯先生在翻译西方哲学时，也将philosophia译为格致之学。可见在当时中国学者的意识里，科学与哲学是同一性的，皆属于不可忽视的知识、学问。然而，希腊文中的“爱智慧”，强调了学者对智慧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反省的勇气与激情；中文里的“知人则哲”，说明哲学是有更高知识才能的人士，所问津的髙深学问。从科学的本意是知识、学问这一点看，由大学问家的勇气与激情所催生的智慧，不仅是科学，而且是更高次的科学。

当代人们对哲学一词的普遍理解是，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一般，指的是普遍、全面的意思；高度，显然是基于科学而对哲学的褒扬、推崇之辞。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哲学首先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研究的理论科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历史、哲学，而核心中的核心是哲学。正是哲学所承载的精神、思想、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等，造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与繁荣。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遍规律，历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或任务。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学术大师，首先就是哲人。哲学为人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善于思维的哲人为开路先锋，才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

中医的先哲们明智地运用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于是中国出现了《黄帝内经》这一医学理论巨著。人们常说，哲学是中医之本。同样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哲学孕育了中医学。

3、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

一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整合与重构，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课题，中国人至今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与此同时，中国人患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不仅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期的自残、自虐，而且至今依然陷身于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桎梏里。

由民族文化自卑症派生的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是近代中医学术的两大障碍。我们长期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在中医事业发展上，游谈无根的口号天天在喊，中医西化的路子天天在走。“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是中医西化背景下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一种变调。如若不首先澄清科学的含义和分类，这种言论必将使混乱的思维更混乱，不堪的中医更不堪。

我们正处于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整合与重构的文化发展新时代。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特色与优势，果断告别中医西化，无疑是中医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不论文化发展，还是告别中医西化，都必须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方能振奋民族精神，焕发勃勃生机。

4、《周易》对人类科学分类的启示

在人类科学的分类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当推中国春秋时期的《周易》。《易传.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天然之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人造之物。人类面对天然的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着重以系统性方法，亦即综合—演绎的逻辑方法，以探究其现象背后的原理、法则、规律，形成了哲学以及哲学体系下的科学——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人类在有能力拆开或分解天然事物的前提下，着重以还原性方法，亦即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以探究其局部的结构与功能，由此获得了制作人造之器的材料并制造出种种人造之器来，形成了物理学、化学及其体系下的科学——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

全部的人类科学哲学的知识与智慧，从古代到今天，从东方到西方，尽囊括在形上和形下这两大类之中。与现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划分相比，形上类科学和形下类科学中，彼此各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彼此各有其准确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人类科学体系的分类，历来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由此可见，《周易》形上与形下之说凝聚着中国前哲的智慧之光，揭示了人科学分类的公理性原则。

按照形上与形下的科学分类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皆属之，其中当然包括我国的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医在内。

形上和形下的分类，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它是人类科学分类的历史上最早、最准确的公理性原则，只要地球不毁灭，这些公理性原则必将永远如此，不会改变。

5、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中医的理论科学体系，由藏象、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六大范畴组成。中医的临床技术体系，由此而派生。藏象学说是中医的核心，其学术意义与西医的生理学相当，支撑着中医科学与技术体系的大厦。《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是讲述中医藏象学说的代表篇章。该篇针对其藏象理论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豀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这里用“各从其经”、“各有名处”、“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如此准确鲜明，掷地有声的语词，既是《黄帝内经》充分自信与自我肯定的表现，也是藏象理论模型成熟的见证。两千多年来中医成功的理论思维与临床实践，历史的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在《中医复兴论》里讲：《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那时候，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一种医学体系。两千多年以后的２０世纪后半叶，当人类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被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

与英国李约瑟博士齐名的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驳教授，2005年接受了《科技中国》记者的采访。他指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讲了成熟的科学应当具备的三条标准：一是以正面经验为基础。即针对确凿的事实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而且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二是陈述的单一性。即该学科使用名词术语的准确、一致。三是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即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任意的、含糊的、近似的，而是合乎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用满晰驳教授的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是当之无愧的成熟的科学。

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中国历史上的指南针、火药、印刷和造纸四大技术发明，不可与中医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医学也不可与中医相比。中西两种医学在基础科学层面“并存并重、共同繁荣”，在基临床技术层“面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原则，在中国持续、健康地发展，必将成为全世界的表率，并带来人类医学一场真正的革命。所以中国不能没有中医，世界不能没有中医，人类正翘首以待，把医学未来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当今，摆在中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中医科学定位明确之后，一百年来中医科学不科学的莫须有的争论，则自然冰释。

2014.6.16

附：

作者简历

李致重（lizhizhong  曾用笔名韦黎、丘石、黎志钟、柳秉理），1944年生人，国内首届中医研究生（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执业中医五十年余。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研究、教学、编辑、学术管理，热衷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临床治疗，汇通中医经典医著，以及中医基础与临床教学。2000年以来在香港、台湾三所大学执教中医10年。先后讲授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黄帝内经、中医内科学、中国医学史、中西医比较、中医哲学导论等八门主干课程。其中，中西医学比较和中医哲学导论，是国内以及港、台中医教育史上的首开与独创课程。经常出席国内外中医学术交流，向国内及港、台执业中医开设多系列、多专题学术讲座。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主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期刊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主任医师，香港浸会大学、台湾长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医院管理局教授、访问教授、客座教授，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平心堂主任医师。曾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振兴中医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崔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教务长，广东省中医院学术顾问等。先后发表了学术论文210余篇，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中医治学经验录》、《杏林真传》、《中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集》、《中医妇科理论与临床》、《中医沉思录》、《问鼎中医》、《中医复兴论》、《中医形上识》、《医医》、《辨证论治论》等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