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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15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张海阳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二、任命刘成军、李长才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三、任命刘晓江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完）

张海阳、刘成军、李长才、刘晓江均为上将军衔，都生于1949年，由于年龄已达大军区正职服役最高年限。此前，张海阳任第二炮兵政委、刘成军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李长才任兰州军区政委、刘晓江任海军政委。

张海阳资料图

刘成军资料图

李长才资料图

刘晓江资料图

据《贵州日报》2015年1月2日报道，2014年12月31日，纪念猴场会议80周年研讨座谈会在瓮安县举行，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解放军第二炮兵原政委张海阳发来贺信，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广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刘建，老同志肖永安、吴嘉甫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述消息显示，张海阳上将已经卸任解放军第二炮兵政委一职。

张海阳简历：

1969.02——1971.05 第21军61师183团2连战士、副班长、班长

1971.05——1973.07 第21军通信营有线电连排长

1973.07——1976.07 第21军政治部干部处干事

1976.07——1978.11 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

1978.11——1979.06 第21军63师189团1连政治指导员（下放锻炼）

1979.06——1980.11 第21军63师189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

1980.11——1983.05 第21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1983.05——1985.10 第21军61师181团政治委员（其间：1983.09—1985.07 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

1985.10——1992.09 第21军61师政治委员

1992.09——1993.03 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部副主任

1993.03——1996.08 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部主任

1996.08——2002.01 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

2002.01——2005.12 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2005.12——2009.12 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2009.12——2014.12 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

父亲张震，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92年10月至1997年9月）。

• 中国游客涌入南极：拍照吓跑企鹅 什么都摸一摸(图)

中国游客在雪地上拍摄结婚照，附近有不少企鹅受惊躲避。

到南极旅游动辄要用上十多万元的团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IAATO）数据显示，中国往南极的游客已成为继美国和澳洲后第三大旅游国，但中国游客就算到达受严格保护的南极，依然贯彻我行我素的风格，有中国摄影师在当地采访时遇到一批中国旅客，他们追着企鹅拍照、冲入企鹅群中留影，又在雪地上拍婚纱照吓跑企鹅，有网民就怒批：“丢人丢到南极了，下一站要在火星丢人了！”

中国游客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南极近年就成为中国人旅游新宠。据IAATO数据显示，在2003至2004年度，只有37名中国游客踏足南极大陆，但十年后的2013至2014年度，已升近百倍，达3328名，但人多状况也多。中新网一名摄影师去年11月在南极就拍到一群中国旅客一些“令人遗憾的举动”。这名记者指出，亲眼目睹同胞“不文明现象屡有发生”、“不少中国游客似乎是玩得太过投入，以至追着企鹅拍照、冲入动物群体中留影”，更有人罔顾规定、不在乎吓到企鹅，在极近距离举相机拍摄。

康泰旅行社副总经理陈健鹏回应称“香港人（到南极）不是太多，都是以内地的为多”，以刚过去的农历新年假期举办的15天南极团为例，团费约13万港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二的团员为内地人。他指内地顾客偏爱去一些“好多人没去过，去完回来又有得对别人讲的地方”，所以多花一些钱也没关系。

记者致电内地举办南极团的北京神舟国旅集团，负责人指由于南极旅游旺季为每年11月到翌年2月，要等至今年11月底才有团出发。但就算是9个月后、索价高达15万元人民币的南极团，已有不少人现在就查询并预订，负责人还指出“较好的舱位已经订满”。

中国游客罔顾规定，走进企鹅群中拍照。

习惯什么都“摸摸”

面对逐渐增加的旅游客量，中国在南极开设的科研考察站长城站亦受到干扰。据统计过去的旺季有高达1600多人次参观长城站，由于不少旅客都是不请自来，令长城站职员很为难，国家海洋局极地办主任曲探宙表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涌入，完全打乱了长城站正常的考察活动。”中国南北极科普考察协会会长王相益对媒体指出，旅客到考察站参观前应先得到考察站批准。刚于去年底到访南极的他也表示，的确有中国旅客可能会犯一些“小毛病”，“可能到了南极太兴奋，不小心就高声喧哗”，或习惯什么都“摸一摸”。

2月28日，去年初从央视辞职的记者柴静推出了她自费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穹顶之下》。柴静在采访中表示，孩子生病使空气污染成为她不能回避的问题，围绕雾霾进行了一系列调查。

柴静在人民网访谈中谈到了选择雾霾这个题材初衷。2013年初柴静怀孕，但她未出生的孩子却被检查出患有肿瘤，一出生就要进行手术，因此她辞职打算用相当的一段时间照顾孩子。“医生说她太胖了，所以刚才麻醉的时候，我们扎了好多针眼才找着静脉，我就拿着那个满是针眼的小手，放在我脸上，直到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

一出生就接受手术的宝宝如今已经痊愈，但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柴静对雾霾的感受却越来越强烈，“生活在一年竟有175天污染的北京，害怕女儿有一天会问我‘什么是蓝天’‘为什么老把我关在家里’，加上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关心，职业训练和母亲本能都让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因此，柴静开始了这个调查。

柴静透露，她自费投资了差不多一百万作为国内外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费用。她在访谈中表示：“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她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她表示有了孩子后，尤其是知道孩子生病后，才对空气污染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使她不能回避空气污染的问题，因此才有了这个调查。

以下是柴静接受采访内容：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简介：柴静，著名传媒人，前央视主持人，记者。北京大学艺术硕士，曾长期制作污染治理报道如《山西：断臂治污》《事故的背后》《尘肺病人维权调查》等，获选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2014年初从央视辞职，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

人民网记者：你告别央视之后，为什么选了雾霾这么一个题材？

柴静：这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作品，当时因为孩子生病，我辞职后打算用相当的一段时间陪伴她，照顾她，所以谢绝了一切工作邀请。照顾她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整个生活都被它影响了，加上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关心，职业训练和母亲本能都让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所以就做了这个调查。

人民网记者：你怎么想到公之于众的？

柴静：一开始没有想要公开，只是自己找资料，找专家问，想解开一些迷惑。我调取了十年来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早已存在。我就在北京生活，怎么没意识到？我找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提供给我2004某个月的PM2.5数据曲线，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也关闭了，只是当天新闻报道是雾。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缺乏认识。

我深感作为传媒人的一员，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但我浑然不觉。我做过不少污染报道，总觉得好象看到烟筒，看到厂矿才会有污染，所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无知无觉。

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但既然认识到了，又是一个传媒人，就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不耸动，也不回避，就是尽量说明白。因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艰巨和复杂，容易急，产生无望的情绪。如果太轻慢，不当回事，听之任之，更不行。所以尽可能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人民网记者：这一年你都去了哪里？

柴静：我拜访了国内外多家研究大气污染的学术机构，去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现场调研，调查了背后的执法困境。接触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所、工信部产业司、环保部等职能机构，也去了伦敦、洛杉矶这些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想找到一些空气污染治理的教训与经验。

人民网记者：发现了什么？

柴静：我想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以PM2.5之微小，人眼无法看到，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所以这次我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份，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

通过科学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结果，可以回答“雾霾从哪儿来”。我国的空气污染60%以上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就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的增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两大挑战。通过调研，我发现我国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对低质”、“前端缺少清洁”、“末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问题。我也尝试揭示这几大问题背后的管理与执法困境。

“我们怎么办”是有路可寻的。从英美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到，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发生过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洛杉矶，车辆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象解振华主任所说，人类的教训和经验放在那里，证明污染可以解决，而且不必那么久，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与雾霾同源，有协同减排效应，这个峰值的倒逼，意味着未来只能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能源战略、产业结构都会随之改变，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未来的创造者是抓住先机的人。

人民网记者：你以前也做过很多污染报道，并且被评为环保部2007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次与你以往报道有何不同？

柴静：这些年我做过的一些污染报道，但都是就事论事，停留在监督某些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GDP冲动上，我自己也停留在一种“要发展还是要环保？”的简单思维方式上。

这次拉开时空，对过去的问题再回访，再思考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产业现状，看到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感觉环保与经济发展并无冲突。大气污染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恰恰需要更充分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环保不是负担，而是创新的来源，可以促进竞争，产生就业，拉动经济。国际治理污染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第二，政府不可或缺，必须通过制订政策，严格执法，来保证市场竞争的公正公平，优胜劣汰。这两点都与我国当前改革的方向一致。

人民网记者：那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柴静：我自己并不想鼓动号召他人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那有一种强迫性。小时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树根上，我奶奶没说什么，只是拿小铲子把肥皂水铲起来，埋在了别处——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我自己曾经对雾霾无知无觉，现在我对空气有我的爱惜，所以我去找适合我的方式，比如尽量不开车，比如参与公众参与立法研讨会，与扬尘的工地交涉，打环保举报电话12369，要求餐馆安装上法规要求安装的设备，要求加油站维修油气回收装置。我把这些也呈现出来，这些只是能做的一小部分事情。我相信，别人心底有自己的爱惜，有适合自己的实践。

人民网记者：是什么让你觉得大气污染治理有希望？

柴静：这一年我都是以个人身份去拜访他人，包括职能部门。没人拒绝提问，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希望能公开地讨论问题，因为问题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而且认识的深度决定解决问题的速度。

一年中我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是与体制内外专家共建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毫无回报地提供支持，其中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给我印象很深。我跟朋友说过，这个人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个感染。即使他批评的人也很尊重他，因为这个人出自诚意。

去拜访石化行业的有关专家时，我说问题如果您觉得尖锐，请不要介意。他说没关系，你问的都是媒体和大众关心的，应该向大家公开，他也很坦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环保与经济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公开讨论是前提，在这次我深切感受到了这点。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人民网记者：除了这次演讲，你还做了什么？

柴静：当前《大气防治法》正在修订，我将采访的资料和稿件都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能为法律修订带来一点参照。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

我将稿件也发给了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得到的反馈也让我很意外。他们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态度是因为，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让大众更多地知情参与，更多地讨论，形成共识。公众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没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边的污染源，也没人比我们更爱护自己的家园。

人民网记者：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切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你有顾虑吗？

柴静：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力说到她？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她将来可能会承受什么，这种压力最大。后来我先生说，你还是说吧，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 他说，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这种态度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是羞耻的。不用太顾虑和紧张，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这句话对我有说服力。

人民网记者：我不仅是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

柴静：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她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人民网记者：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柴静：应该是自己认识的局限吧。大气污染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刚做的时候，有人说这个问题跨领域太多，不容易弄清楚。我深深感觉到了这点，担心如果说得不准确，对现实会有妨害，找了很多专家审校，但也无法保证精准，只能尽力而为。错了的地方，修正就好。不足的地方，会有更多人做得更好。

人民网记者：这次的拍摄费用大概多少？是谁投资的？

柴静：差不多一百万吧，因为有国内外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费用。钱是我自己投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联系过我，愿意资助，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又要照顾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就没接受，非常感谢他们。我两年前出过书，用稿费负担的。

人民网记者：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

柴静：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是我的几位朋友，老范、番茄、蚂蚁、三三、席大、晨超、五号、子雄、家贤、念念、小米，十人左右，甘苦与共。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件事，我非常幸运。如果将来有机会，希望仍能与他们一起，为转型中的社会做一点纪录和分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