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判这样“杀亲”的事件？

 

昨天晚上接连看到两个发生在去年的杀害亲人的案例（发生在现实中没有被披露的这类事件并不罕见）。

第一则是说一个名叫李道红的47岁妇女，在为重度脑瘫女儿奔波治疗20年后，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一时糊涂”骗女儿吃下200多片安眠药，并用毛巾将其捂死。

（《母亲带脑瘫女儿求医20年后将其捂死》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11日05:36 新京报。《“杀子母亲”缘何“一时糊涂”》 来源：新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6/12/content_8351763.htm）

第二则是说，因为一直靠药物维持着生命的妹妹精神失常，经常无端打人、砸东西，，不仅自己痛苦，也让一家人在经济上、精神上不堪重负。于是姐姐婷婷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中用枕头捂死了自己的孪生妹妹。

（《19岁女孩捂死久病未愈孪生妹妹受审》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31日04:10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这两个案子还有两个相同点。其一，故意杀人的凶手都得到了家里其他亲人的谅解，和同乡村民的同情。其二，杀人者精神都不正常。李道红被控制后，法院的鉴定结论认为她有神经症，作案时处于神经症发病期；案发后警方的精神病鉴定表明婷婷出现了抑郁综合症的表现。

看关于这两个案子的报道时，我想起陈应松一篇名叫《母亲》的小说。在那篇小说里，一个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五个儿女。但在她中风瘫痪之后,意识到自己的儿女被生活和自己折磨得几近崩溃的情形下，在大雪飘飞的除夕，母亲毅然地抓住了儿子的递过来又退缩的药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作家并没有让母亲的儿女患上神经性疾病。

 

下面的内容摘自石兆的《“杀子母亲”缘何“一时糊涂”》（《新京报》）

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相信所有人都能承认的一个道理是：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会遭到不幸。既然我们是群居动物，总是要有互助的精神，把我们群体中这些不幸的人照顾好。要知道，慈悲之心总是有的，未必需要现代社会的人权观念，就是从自然而发的慈善之心中，也不乏早就有这类机制的创设。这位母亲所谓的“一时糊涂”，恐怕是有原因的。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遭遇了这种情况，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国家救济或者社会帮助，却不清楚应该走什么程序、找什么部门，我们是不是也会犯这样的“一时糊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能在伦理上承认，有时候活着的痛苦大于死亡的痛苦。“安乐死”固然是个很难解决的伦理问题，但到今天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去讨论与面对。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这种讨论我不知道，只是我知道，如果不进行这种讨论，我们就过不去这道伦理的门槛，好多如同这种情况的例子中，当事人不是站在法庭上，就是在痛苦地活着。“杀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社会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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